毕平非（1915-1988）
毕平非，原名毕拱华。毕云程长子。1915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1933年考入浙江大学，在校积极参与组织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随邹韬奋赴香港，任《生活日报》助理编辑。1937年4月在浙江大学秘密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浙大支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受党组织指派，参加由宋庆龄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和中央工业部门从事手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参与中央关于加强手工业管理等政策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副局长时，参与组织召开全国老艺人代表大会，为挖掘和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美术制定保护政策。曾任轻工业部进出口局副局长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等职。曾主持筹备第一届全国工艺美展，参加组织人民大会堂各省市会议厅的设计布置工作。
1988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毕平非夫人为吴知因，原名吴卯生。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俩奉党组织派遣，到浙江省云和县工作。那时起，用现名。
1927年夏，澉浦城南小学有了第一届高小毕业生，毕平非以第一届第一名毕业于该校。恰好这一年海盐县举行全县高小毕业生会考，城南小学一鸣惊人，获得团体第一名，他获得个人第一名，县教育局颁发了奖匾和奖金。毕云程喜悦之余，亲自带着毕平非和朱心田、曹欢乐等三名毕业生往嘉兴报考著名的省立第二中学，均获录取。
1933年夏，毕平非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1935年秋，他已进入三年级，除了阅读专业课程外，平时爱
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和毕云程主编的《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对时事很关心。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上午上了两堂课以后，便利用课间休息十分钟的时间、赶到图书馆去读报。对国家大事每日先睹为快。十二月十日那天，他毫不例外地赶去读报，一眼望见《东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北平学生不顾军警镇压，奋起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他立即赶回教室，召集全班同学开会，（毕平非是班主席）支持“一二•九”运动，获得同学们一致赞同，但是，全班只有三十多位同学，力量太小，怎样才能把全校同学发动起来呢？学生会早被解散，全校同学没有一个横向组织，只有各系都还保留一个学会，于是通过各个学会把全校三个学院的同学都串连起来。十二月十日下午九时，钟声齐鸣，学校紧急集合，学生大会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次浙大学生的抗日示威大会。大会的召开，给学校反动当局打了个措手不及。大会发言很热烈，许多人悲愤得流泪。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通过了三项决议：（一)立即选举成立浙大学生会；(二)向全国发宣言，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示威；(三）立即在明天（十二月十一日）召开全市大、中学生抗日示威大会。
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早晨，毕平非等九人来到杭高，到传达室打听杭高有没有学生会组织？回答说没有。毕平非又打听几个认识的同学，回答说现在不是会客的时间，你们到下午再来。毕等心想，那怎么成！又磨蹭了一阵以后，趁传达室人不注意时，几个人一下溜进了学校，走不远，就到了操场。一看，升旗的指挥台前，有个军训教官正在等着学生集合。毕平非就向他招呼，自我介绍是杭高的毕业生，浙大学生会的代表，今天回母校来，趁升旗的时间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主要是今天下午要举行全市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于是，这位教官表示，既是全市的行动，你可以给同学们讲话。毕平非将这消息向同学们一讲、并介绍说：我们浙大已开过会，今天下午要到湖滨体育场开全市大、中学生抗日示威大会，请同学们一定参加。这一重要消息向全校同学公布，就如一个火星投向了油锅，同学们的热情立刻沸腾起来，一致赞成要参加大会。接着，当场推选出了几个学生代表。散会后，与毕平非等商定了参加大会的具体办法。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抗日示威大会。地点：杭州市湖滨体育场，时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至晚间、八千名勇士完成了一次在全国首先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示威的行动、离开北平学生举行示威的时间，不过四十八小时！
十二月二十日深夜，浙大反动校长郭任远与党部及杭州市警备司令部密谋勾结，对学生会的负责人及部分学生代表进行
搜捕。当场被他们抓走了学生代表十二人，毕平非就是其中之一，被特务用卡车装走了。
但这种“白色恐怖”行动并没有把学生吓倒，相反更加激起广大同学的愤怒。所有同学在几分钟内，紧急集合，由操场墙边的小侧门悄悄走出学校直奔火车站。六、七百个学生占有了所有的铁路线，高呼：“一致抗日、爱国自由”的口号、他们要去南京请愿了！这一下弄得省党部、省政府的官员们手忙脚乱，无法收场。到了下午三时，省政府派秘书长黄华表到车站，要求与学生代表谈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代表同学提出：
(一)立即释放全体被捕同学，并送到火车站来；(二）省党部、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三）承认杭州市学联为合法团体，立即取消对各校的封锁；(四）开放杭州市的新闻自由、不再封锁抗日爱国新闻。当局表示全部接受，当即释放被捕的十二位代表，并送到车站，浙大同学带着胜利的心情和疲乏的身体回到了学校。
1936年2月，毕平非因直接发起和参与上述事件，被列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因此他决定向学校申请休学。同时被迫离校的还有施尔宜同学（施平解放后留上海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主任，已离休）。恰好毕云程自香港回来，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就很快作出了安排。他介绍施到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当助理编辑，同时决定把平非和他的未婚妻吴知因带往香港，帮助父亲办书店，所以我们全家同韬奋全家是同轮去香港的。那时我父化名杨安生，办的书店就叫“安生书店”，实际是生活书店的香港分店，毕云程一家人同韬奋一家人同住在跑马地山光道的一所楼房里，后来这所楼房实际上成为香港《生活日报》的筹备处。同年八月，《生活日报》因种种原因停刊，毕平非和吴知因回到上海，毕平非又参加了胡愈之主办的《月报》社当资料员。这时毕平非想到要回浙江大学把剩余半年末竟的学业继续完成，于是他于1937年2月，在休学一年之后又回到浙大，回到过去与之共同斗争过的同学生活中去。吴知因在浙大北门外租了一间小屋暂住。于是浙大同学们经常在她这间小屋里聚会，热烈讨论交谈当前的政治形势。
1937年3月，土木系四年级学生候焕昭和机械系学生薛秋农通过上海全国学联一位同志的介绍，利用参加浙大工学
院毕业生放春假旅行之便到了北平，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总队部取得了联系，经总队部同意，在浙大建立“民先”支队。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秘密举行了“民先”浙大支队的成立大会。参加浙大“民先”支队的队员共有十三人，他们是：侯焕昭、薛秋农、刘礼敬、陈怀白、张毕来、张行言、毕平非、吴知因、周存国、黄继武、贵畹芝、周佐年、汪湘。从此以后，浙大“民先〞支队就成为团结、教育全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秘密核心组织。
1938年1月，毕平非、吴知因和一部分浙大同学被分配到云和县。毕平非被大家公推担任财政科长。保证抗日需要的钱粮是件大事，他便毫无意见地承担这个工作。之后，他整顿了旧的财务制度，提出了一套新的适应抗战需要的财政政策和制度。不久，为了推行新政，开辟新区，他被调离云和到景宁县去工作了。在云和，毕平非与吴知因长达多年的友情，终于结成良缘。在景宁，他们首先协助韩县长根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起草制定了《景宁县施政纲领》，纲领规定要宣传抗日，推行民主政治，整理保甲制度，实施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征兵办法，提倡合理负担，进行农村调查，组建战时产销合作社等。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激发起群众“打日本、救中国”的昂扬情绪，收到了极好效果。到诸暨以后，毕平非以县长特务秘书的名义配合郦咸明、骆子桢抓政治工作队的工作、吴知因任县政工队的妇女工作队队长，他们都是留在县里做上层统战工作的。
1939年1月，毕平非、吴知因回到金华、经顾玉良同志的同意，由张文岑同志（河南省纺织局党组书记，已离休）
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平非、吴知因是决心去延安学习和参加工作的。他俩于一九三九年年底到达桂林，准备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经重庆去延安。谁知到了桂林，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挂出的牌子也摘下来了。他俩持组织介绍信前去办事处时，由办事处负责人接见，告知此刻形势险恶、去延安沿途封锁很严，他邀毕平非、吴知因暂时留在桂林工作。1940年1月，由生活教育社程今吾同志（北师大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已平反昭雪）找他俩，介绍他俩到“工合”工作。
“工合”是时代的产物，是抗战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犯中国，
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工业毁于炮火，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当年十一月，在上海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田、徐新六等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下同）一方面把这些难民、失业工人和失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寓救济于生产，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让他们生产各种工业日用品，支援军需民用。这一设想和计划，首先得到周副主席和博古的积极支持。当时西南区办事处要在桂林开办一个“工合”西南区干部训练班，正在物色举办训练班的负责人。毕平非刚进 “工合”大门，就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始终没有忘记办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出能够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爱国青年，以便日后在“工合”的阵地上发挥作用。
1940年7月，“工合”协会在重庆召开 “工合”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毕平非作为西南区的干部，前去参加会议，
认识了孙中山先生的至亲、爱国华侨陈志昆同志。当时他是“工合”总会视察，后兼任“工合”曲江事务所主任。一九四一
年四月，当时毕平非和吴知因正在广西全卅任 “工合”事务所主任，陈志昆同志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接触的上层社会人士也较多，那时经常有一些从延安和重庆来的朋友（也有省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其他党内同志），毕平非就用“工合”事务所名义给他们开证明，或资助一部分旅费，使这些同志较为安全地转移到东北或香港去。
1943年9月，毕平非被任命为福建省 “工合”视导兼连城事务所主任。一九四六年六月，毕平非与吴知因一起带着
二个孩子离开福建，取道浙江回澉浦老家暂住，后去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同年九月二日到淮阴，曾山同志（中共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李一氓同志（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等分别接见他们。到淮阴三天时间，淮阴就撤守了。毕平非和吴知因经汪道涵同志（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通知，留在建设厅工作。同年底又奉命北撤山东。
1947年6月，他俩随军转移胶东，兼任烟台市合作推进社主任。一九四八年元月，随军南下时，在华东建大参加“三查三整”学习（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准备。同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全部玫占济南市，次日，
毕平非、吴知因与华东建大同学一起入城接管济南。接管后，些平非出任济南市职工消费合作总社主任，吴知因任科长、直至全国解放。
解放初期，于一九四九年年底，毕平非、吴知因从山东济南被调至上海，任上海市消费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吴知因任处长。
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就是在全面总结一九五四年工作时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论述，联系实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陈云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毕平非就是在这时候，从上海被调至北京，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白如冰主任、邓洁副主任的主持下，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以及会议对新情况新问题讨论研究的意见，毕平非参与起草了会议总结报告。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会议之后，毕平非、吴知因即被正式调至北京，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先后在办公厅、政策研究所、工业美术局、劳动教育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后十一年。
1980年9月，朱学范、胡愈之、薛暮桥等三十多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提出议案，要求恢复“工
合”组织。经国务院批准，“工合”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罗俊为理事长的常务理事会、薛
暮桥为名誉理事长。从此，中断活动三十多年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正式恢复活动了。毕平非被选为副理事长，他执意为“工合”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而默默奉献。吴知因任理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 “工合”理事（扩大）会议，这个令人精神振奋的消息，不能不使吴知因万分激动！她说：“平非同志于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京逝世，他作为我的伴侣又是亲密的战友，此时此刻，怎能不使我倍加怀念！召开全国‘工合’理事会是他渴望已久的事，如果他地下有灵，一定会更加欣喜若狂，可惜他已经远远离开我们了。我要化悲痛为力量、教育好后辈、学习平非同志的人生观，为人民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