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延汉

关于石延汉先生
陈学溶
石延汉先生在1937--1955年将近20年中，在大陆曾担任过《气象杂志》编辑委员、《气象学报》特约编辑、省气象局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等职务，是我国早期的一位知名气象学者。为他撰写一篇传记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叶文钦先生回到台湾以后，在《赴大陆参加“气象史志研讨会”所见及其他》一文中，根据大陆出版的《中国气象学会史料简编》的记载并向台湾资深的徐明同教授查询及大陆率团去访的中国气象学会伍荣生理事长告知，整理出有关石先生的一份史料，虽难完备，确也难能可贵。
为了在石延汉先生的事迹上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现就我所知的点滴补充如下，深盼能得到关心此事的人士指正。
石延汉先生是皖南绩溪人。在杭州蕙兰学校毕业后去日本游学7年，在日本的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留在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研究理论物理。因为受了日本著名的气象学者藤原笑平的熏陶，他对气象学也很留意。1937年春，他回到杭州后，已在笕桥航空学校担任气象台台长兼气象教官的刘衍淮先生，曾邀请他到航校工作。4月23日石延汉先生到浙江大学拜访了竺可桢校长，并递交了一封藤原笑平给竺校长的信。竺校长和他交谈以后，劝他到气象研究所任职，当时他可能希望能在浙江大学任教。三天以后，他又访问了竺校长。竺校长仍劝他去南京气象研究所，如果今年在航校，明年去气象研究所亦可，因为浙江大学没有机会可以安插。5月12日竺校长与他见面后，认为他可以去气象研究所代替张宝堃先生的整理统计事务。石先生5月20日决定去气象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之职。
我是1937年4月从泰山日观峰气象台调回南京气象研究所的，因此能和石先生曾有过一面之缘。所中的一些同事对新来的石先生印象蛮好，感到他颇有朝气，办事利落。遗憾的是，不久，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事变相继发生，气象研究所奉令紧缩，不得不精减部分员工。8月20日气象研究所公布了留职停薪的办法，并公布了职工名单。石先生到所任职三个月就离所了。石先生的大作：《交替事业的持续性理论及其对天气晴雨的应用》一文后来发表在《气象杂志》第13卷第12期上。 抗战期间，1938年福建省政府在永安县成立了测候总所，次年升格为福建省气象局，石延汉先生从1939年开始荣任该局局长。其时陈仪是福建省政府主席。听说陈、石有姻亲关系。1940年石延汉偕其妹由福建西行，在金华、桂林、贵阳等地皆停留，11月30日路过遵义时拜访了已内迁的浙江大学，并与校长竺可桢先生谈到了福建省气象台的近况：该局隶属建设厅，现有职员50余人，机构相当庞大，经费本年10万，下年可达18万(次年，行政院中央气象局初成立时，编制只有45人，经费为年30余万元)，欲物色气象人才。竺校长当即向他介绍了杨昌业、蒋丙然、马名海等。当时的福建省气象局还设有天文课，所以石延汉还向竺校长谈到闽省政府为明年的日全蚀筹款2万元为招待费的事。
1941年9月21日的日全食路径将要斜穿过我国的许多省份(新疆、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的部分地区，全长3 500公里。这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已酉(公元1542年8月11日)以后400年来，在我国人口密集地区难得一遇的盛事，弥足珍贵。福建省气象局为此在事前进行了长期的各种准备工作，曾编印了有关的小册子，我保留了一本，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抄走了。届时石延汉派了该局天文课的沈文侯和林龚梅到武夷山参与了这次日全食观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石延汉先生随同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到台湾接收，并专任了基隆市市长和台湾省光复后的第一任台湾气象局局长。1947年8月30—31日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社、天文学会、气象学会、动物学会、解剖学会、地理学会7学术团体的联合年会。8月30日下午他在气象学会事务会上介绍了当时台湾省的气象事业概况：有气象台站26所；在海拔3 950米的新高山上建有高山测候所；有无线电气象广播电台3座；在爱子山上有可容100人办公的气象台，高度2 000米有风洞；全台湾省共有400名职工，在台北总台有200人；经费月2 000万台币，约合22亿法币等等。
8月31日，年会在上海医学院楼上宣读天文、气象组的论文，其中气象论文有16篇，石延汉宣读了一篇《地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在华海军返国前赠予台湾省气象局的部分气象仪器留在浙江。浙江省建设厅气象所的刘仁厚主任得知这一消息后，想得到它们，专程到浙江大学请竺校长与石延汉先生来杭州时代为说项。1947年9月22日石局长慷慨地答应了。
石延汉先生脱离基隆市市长和台湾省气象局局长职位是在魏道民到台湾接替了陈仪的台湾行政长官职务后。那时他曾有赴美进修之拟议，曾探询美国对中国派遣进修教授的办法是否继续办理。
石延汉何时开始到浙江大学史地系执教，我未能找到资料，估计是1948年。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所有在浙江大学攻读气象专业的学生连同他们的老师都合并到南京大学气象系，直到1955年石先生皆在那里任教。
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引发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国民政府时代，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是“肃反”的重点对象。按当时的规定，保长以上的政府官吏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石延汉曾为基隆市市长，自然难以幸免，当即被逮捕。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经过若干时期的思想改造，后来陆续释放了若干批。到了1975年，为全国各地所有尚在关押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认为经过20年的思想改造，业已认清了自己过去的罪恶并且业已改过自新，能重新做人了，于是作为最后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全部释放。石延汉就是这最后一批中的一个。在释放以前，有关部门还组织他们参观了祖国的某些建设。我已记不得是在参观的过程中，还是在被遣送回家的过程中，石延汉先生竟遭车祸，死于非命，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