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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源

2026-04-05T16:16:19Z

辰羲：创建页面，内容为“周浩源(1930- ) 周浩源，空军装备技术部上海器材供应站高级会计师，1930年3月1日出生于常州西门外三堡街。1945年毕业于省立常州中学初中部，1948年在常州正衡中学高中毕业。1952年从杭州之江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一直服务于祖国的飞机制造及航空修理企业，先后被沈阳112厂上海57C3厂、贵阳5708厂任财务科长、总会计师等职，从东北到西南为航空工…”

周浩源(1930- )
 周浩源，空军装备技术部上海器材供应站高级会计师，1930年3月1日出生于常州西门外三堡街。1945年毕业于省立常州中学初中部，1948年在常州正衡中学高中毕业。1952年从杭州之江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一直服务于祖国的飞机制造及航空修理企业，先后被沈阳112厂上海57C3厂、贵阳5708厂任财务科长、总会计师等职，从东北到西南为航空工业建设做出一定成绩。先后编写生产车间“班组核算”、工厂“经济核算”、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等材料，被评为工厂先进工作者、五好职工等20余次，1977年组织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至空军装备技术部上海器材站工作，为遍布全国的航空工厂、场站物资供应方面的财务主管。1991年退休后先后在上海作汇审计师事务所、深圳铁龙机电工业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区分正会计师事务所、广州明大线缆厂等聘任会计主管。1997年底任之江大学校友会会计。

徐允升

2026-04-05T15:54:30Z

辰羲：

徐允升( - )
 徐允升，浙江慈溪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曾在萧山浙赣铁路萧山机厂修建所工作。成都铁路局工程师?

支德瑾

2026-04-05T15:36:50Z

辰羲：

支德瑾(1922- )
 支德瑾，女，浙江嵊县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
 
 夫缪良，曾任新中工程公司、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总院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父亲支秉渊为机械工程专家。母黄景卿，一生从事家务。弟[[支德瑜]]毕业于浙大机械系。

支德瑜

2026-04-05T15:22:18Z

辰羲：/* 他与东风同行 */

支德瑜(1923-2023)
 支德瑜，1923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1945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1947年4月，作为第九届（末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读研究生。回国后历任一汽技术科长、冶金工艺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冶金分厂厂长，二汽材料实验室负责人、工艺处总冶金师、工艺处处长、二汽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23年1月30日13时，支德瑜同志在湖北十堰的东风总医院去世，享年100岁。
 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学术报告，组织翻译出版了300多万宇的外文技术文献。多次被评为国家级和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多次当选为省、市、区的人大代表，多次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及分会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一汽、二汽建厂功臣等荣誉。
 妻子潘家力亦是二汽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父亲支秉渊为机械工程专家。姐[[支德瑾]]毕业于浙大园艺系。

=他与东风同行=
--记毕生献给中国汽车事业的盟员支德瑜
 
 为理想而来赴报国之约
 支德瑜，祖籍浙江省嵊县崇仁镇支鉴路村，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支宝楠为晚清数学家，父亲支秉渊为机械工程专家。支秉渊192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就业于美商慎昌洋行，1925年五卅惨案后，因羞于在洋行任职，便联合其他5位交大毕业生创建民族企业新中工程公司，实践工业救国梦想。1946年，支秉渊担任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后担任吴淞总厂厂长，1971年在河南信阳去世。
 1923年6月18日，支德瑜在上海出生。1945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两年后，他从公费留学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19位获得中英庚款3年公费留学生之一，赴英国留学。1949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硕士学位。
 与其父为实现工业救国的梦想一样，支德瑜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机会，利用奖学金进入曼彻斯特两家工厂实习。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他不顾英国政府的重重阻拦，于1950年经香港回国。
 1950年12月，支德瑜到北京向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分配志愿时，他写了服从组织分配，但志愿是去东北。支德瑜被分配到国家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参加了一汽、二汽的筹备与建设，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53年5月至1965年10月，支德瑜在一汽工作12年，先后担任技术科长、冶金工艺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冶金分厂厂长，在此期间，面对国外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艰难探索，在一汽建厂出车的重要关口突破了很多“卡脖子”技术，成功生产出我国第一辆“无镍汽车”，是中国汽车史上一场科技创新的突围战。在材料国产化的路上，他坚持不懈，遍访主要冶金企业，推动、参与制定汽车材料的大量标准和技术条件，为大生产创造了前提。支德瑜也从一名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迅速成长为汽车材料领域专家。
 1965年，时任一汽总冶金师、工艺处副处长的支德瑜，接到了老领导饶斌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你。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你来二汽继续合作，等你很久了。”支德瑜听后毫不犹豫，回答铿锵有力：“我无条件接受组织调遣。”
 1965年10月，支德瑜正式调入二汽建设筹备组，被任命为长春汽车研究所副所长及二汽材料口负责人，又一次白手起家，开始了为二汽奉献智慧和汗水的光辉生涯。1972年，支德瑜任二汽工艺处处长及二汽总冶金师。从此，支德瑜将“把汽车材料国产化”和“为二汽建设寻找材料货源”作为工作的核心主线，因地制宜，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多项成果在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属于首创。在支德瑜和同代人的努力下，二汽材料研究和应用开创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创新先河，并且技术成果累累，不仅正确选用铸铁，为刚建厂的二汽开创了全新局面，还开发出锰、硅、钒、硼、钢系列，节约镍、铬、钼等元素。
 为降低汽车成本，提高整车质量，支德瑜又带领大家开发出硅-锰-钒-钛-稀土系列低合金高强度钢材和碳素高强度钢材两类新材料制造汽车构件。这期间，他曾6次分别领导一个谈判小组，向前苏联、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材料供应商进行质量异议索赔，让对方心服口服，做出合理补偿。
 
 “有生一天，便该争取做点有益的事”
 支德瑜一生追求真理、潜心学术。
 1989年1月，支德瑜接到离休通知。“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点贡献。”支德瑜曾说，但既然是组织规定，还是服从组织决定。离休3个月后，二汽咨询委员会聘支德瑜为咨询委员，继续为二汽建设发挥余热，担任东风汽车公司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他长期坚持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先后出版《科技人生》第一册和第二册，这些著作为东风汽车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对未来汽车工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管世事如何，父亲的一生都在做研究，不仅局限于汽车领域。”支德瑜的儿子支铁眼中的父亲，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人。
 
 “我属于人民所培养”
 支德瑜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
 1984年，组织有意安排支德瑜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担任院长，支德瑜闻讯后找到领导婉拒。面对领导的动员他表示：“我本事有限，不能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每年可为二汽多创几百万元利润。”支德瑜坦言，如果兼职的话，就会把下面有才能的人压住了。在二汽，支德瑜爱才育才是出了名的。担任工艺处处长期间，他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中挑选优秀青年办了两个大专班，共培养了70名大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技术骨干。
 支德瑜一生所获荣誉无数，诸如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二汽建厂功臣、有突出贡献资深老科技专家、车城建设功臣等，但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为人诚朴有加，做事一丝不苟，以忠厚长者之风，培育英才，把科学的薪火无私相传。
 支德瑜总是说：“虽然我个人最初文化学习受于旧社会，但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因此，一生所知所感略有价值者，都属于人民所培养。"
 
 热爱民盟组织，终生践行盟的优良传统
 支德瑜一生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热爱民盟组织。
 1948年12月，支德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经原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镛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英国总支部。回国后，先后在民盟重工业部区分部、民盟一汽区分部、民盟吉林省委、长春市委领导下参与民盟组织活动，曾任民盟一汽区分部主委、民盟吉林省委委员和长春市委委员。
 随二汽建设来到十堰后，支德瑜成为十堰民盟组织最初的8名元老之一。长期以来，支德瑜对自己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的身份一视同仁。他积极参加十堰民盟组织生活，尽管年岁已高，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必亲自到场作为一名普通盟员参加活动。
 2021年6月，值民盟十堰市委换届，98岁高龄的支德瑜又一次作为盟员代表坐着轮椅来到会场，与全体代表一同听取民盟市委工作报告、参加小组讨论并投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票。在支德瑜的影响下，其子支铁、儿媳王永杰也先后加入民盟。

=口述访谈录=
 ▍从留洋到一汽
 1923年6月，我出生在上海。我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放弃科举，改学西洋数学，学成后成为晚清有名的数学家。他还能用数字推算天文，在天文方面也很有造诣。
 1945年6月，我大学毕业，本来打算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马上改变主意，要求去东北，因为那里有很多大工厂，我想到失而复得的国土去贡献青春。然而，由于东北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根本谈不上工业生产，去东北变得遥遥无期。
 就在我准备离开重庆回上海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公告，要举办留学生考试，我原本就希望出国留学，自然不肯错过机会。1947年年初，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为第九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专业是机械工程。在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求学，我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课题。
 留学期间，我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认为应该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技能，以便能早日投入新中国建设。因此，我不愿意在课题上再多花时间，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1950年10月，我乘P＆O公司广州号远洋客轮离开英国，经香港转罗湖回国。
 1950年12月，我到北京向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分配志愿时，我写了服从组织分配，但志愿是去东北。没想到，我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筹备组），从此就在汽车业里干了一辈子。
 中央办工业时，只有一个重工业部，部长是何长工。筹备组负责汽车工业，后来国家办航空业、办农机业，都是从筹备组里抽调干部。
 我报到时，筹备组才几十个人，后来逐渐吸纳了一些人员。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筹备组要组建两个技术单位：汽车实验室和汽车工厂设计室。
 汽车实验室研究产品，搞汽车实验，设在北京南池子76号，地方很小，只有1000平方米，下面有汽车设计、材料、汽车实验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他与孟少农在清华大学同班，后来被调到一汽，先任技术处处长，后任产品设计处处长。工厂设计室主任是王玉京。
 自1953年起，国家从这两个机构先后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一汽建设。1964年，国家筹建二汽时，原汽车实验室已易名长春汽车研究所，原工厂设计室易名一汽工厂设计处，规模已达到好几百甚至近千人。
 这两个单位都被调属二汽，汽车研究所负责人是张庆梓，工厂设计处负责人是陈祖涛。二汽成立五人筹备小组时，张庆梓和陈祖涛都是筹备组成员，他们带着队伍归并二汽。
 从1953年到1965年，我在一汽干了12年，长期担任总冶金师职务。这期间，一汽组织结构经过几次调整，冶金处与工艺处合并，称为工艺处。工艺处后来又跟技术处合并，叫做技术处。
 1958年大炼钢铁时，组织结构都乱了，老处长们离开后，我这个副处长变成技术处处长。其间，一汽还建立轧钢的冶金分厂，我又任过该分厂厂长。
 在一汽冶金处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合金钢铁问题。合金钢铁全世界都主要用镍铬为合金元素，但当时我国还没有找到镍矿，也没有找到铬矿。我在天声公司时就知道，镍和铬作为战略物资被美国操纵的巴统封锁，他们甚至连铜都不允许向中国出口。
 另外，全世界只生产十几万吨镍，大都在加拿大、法国殖民地喀里多尼亚小岛，古巴和苏联也生产一部分。
 中国所需镍从哪里来？只能从苏联进口。但苏联的货源也不充足，全年自产只有4万吨左右，他们自己用也很紧张。一汽1956年出车，最早那批合金钢锻件，是从苏联进口毛坯，再到一汽加工生产的。
 那时企业购买镍要用镍票，由冶金部统管。一汽厂长郭力亲自赴北京申请镍，冶金部才给300公斤。什么概念？一辆车大约用3公斤镍，300公斤只够生产100辆车。一汽刚投产，缺镍铬就揭不开锅。
 镍紧张到什么程度？国家曾下发红头文件，所有企业都要节约镍。后来，进一步提出要节约铬。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召开的节约镍铬大会上，黄敬主任说，选用材料要立足国内，符合国家资源才能算先进。
 不仅如此，其他汽车材料也是个难题，很多汽车材料国内都不能生产。我记得一汽投产时，符合品种和尺寸厚度各方面规格的生产用材料有上千个，国内只能供应不到20％，80％需要进口。
 进口钢材也受到限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说，一汽要增产，必须大量进口钢材，就要多出口猪肉创汇，但如果猪肉出口太多，便会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还不能满负荷多产汽车。
 所以，尽管一汽建成后产能达到3万辆，但实际生产量远不能达到这个数字。1956年生产1000多辆，1957年是7000辆，1958年是1.4万辆，此后连续3年徘徊在1.4万~1.6万辆之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一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材料国产化，到全国找材料，了解哪家企业有这种生产设备，谁能生产，便动员他们生产。这个事情我坚持做了很多年，直到冶金工业慢慢发展起来。
 到1964年，约98％的轧材能在国内生产。当年，一汽产量第一次突破设计能力，达到4万辆。
 
 ▍“去二汽继续合作”
 1965年10月，我被调到二汽筹备组。之前，一汽冶金处的老同事毛志强来找我，他说，饶斌同志正奉命筹建二汽，领导小组还有齐抗和李子政，工作人员有谢渊、王敬仪和他。毛志强除了协助办事外，还参与筹划汽车用材，见面时他还细致地向我介绍了汽车选材的想法。
 当时我只是听听，并没有往深处想。但不久，我就接到饶斌同志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我，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去二汽继续合作，等我很久了。
 我无条件地接受组织调遣。我当即回答道。
 饶斌还说，希望我马上到长春汽车研究所（汽研所）报到。跟我同去的还有王汝湜和王敬仪。我是汽研所副所长，分管材料，领导第三研究室，即材料室业务。王敬仪也是副所长，负责二汽产品设计开发工作。王汝湜是汽研所副总工程师，主要领导产品设计，他原来在一汽产品处底盘设计科当科长。
 汽研所已有15年历史，是我工作过三年的汽车实验室，现在全室连人带设备都从北京迁到了长春，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庆梓。张庆梓原来是华东解放军“一担子工厂”厂长，承担汽车修理任务，南京解放后，该厂落地生根，发展成为南京汽车制造厂，他随后调入汽研所。
 刚到汽研所报到，张庆梓就告诉我，遵照饶斌同志的安排，要我立即动身去南京，参加产品材料开发工作。同时，迎接冶金部将于（1965年）11月2日到南京的工作组，与他们会商二汽选用的新材料牌号和供应。
 需要补充的是，根据一机部的安排，这时汽研所和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陈祖涛负责）已整体划转到二汽名下，共同参与二汽的产品开发和工厂设计。
 1965年10月23日，我到达南京，张庆梓和王汝湜都在南京，正依托南汽进行二汽产品开发工作。在二汽筹建领导中，齐抗和张庆梓曾担任南汽领导，饶斌也曾在南汽蹲点，他们成立了“中型载重汽车基地建设委员会”，简称3.5吨汽车试制办公室。
 办公室以南京为主，到上海、武汉、长春汽研所多地试制新汽车总成，最后在南京组装汽车并试车。南汽总工程师赵江也参与工作。
 我到南京时，毛志强已经在进行二汽产品开发中的材料工作。他积极主张采用球墨铸铁曲轴，并为此进行了很多论证。后来，在樊惠卿主持技术工作下，与南汽的同志和二汽大学毕业生王熙燃一起开发了这个产品。
 冶金部很关心二汽建设，考虑到二汽建在山区，就指定与近处的武钢和冶钢会谈。派来的人员，有大冶钢厂副总工程师夏宗琦和武钢技术干部马成甫。1965年11月初，他们到达南京，我们讨论了三天，根据国家资源情况，探讨二汽合金钢方向。
 在继承一汽成果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汽用材方向是选用锰、硅、钒、硼系列合金钢。同时，我们还与冶钢达成新产品试制意见。
 接着，我跟毛志强又陪他们一起去上海，访问上海汽车厂的若干工厂，跟他们洽谈与二汽合作事宜，并在上海安排新材料试制工作。
 调研一个多月后，我被通知回到长春，参加饶斌主持的二汽筹建骨干会。参会者包括二汽五人领导小组和先后调入二汽的处级干部共20多人。从（1965年）12月5日到25日，骨干会断断续续开了7次。12月29日，二汽筹备处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工誓师大会，其中就有二汽职工家属以及包建厂有关同志。
 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次骨干会就对材料工作进行了专题研讨。我详细汇报了设想的二汽汽车新材料。会上，饶斌同志申明材料工作也是二汽建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列为“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之一，并同意张庆梓建议的称材料部门为“材料口”。“口”的含义相似于“战线”，材料口与产品口、工艺口和设备口等并列。
 会后，饶斌同志专门把我留下来，对我提出来但没有决定的几件事情做了说明。其一，车轮轮辐如果可以用球铁替代钢板，就不用钢板，要做试验。其二，后桥壳可以用球铁，2吨军车、3.5吨载重车均可试验。其三，铝件可按每车用20~30公斤布局。其四，汽阀钢不用镍铬，要写个报告上报。
 一周后，在第三次骨干会议上，饶斌又对我说，最好在试车时，用上新材料，起码一部分要用，你向张庆梓、王汝湜说，跑车时做试验，台架试验也用上新材料。
 
 ▍铸造轮辐憾事
 之后，我和材料战线上的同志就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聚国内外之宝，利用国内富产资源寻找新材料的突破点。我们花了大约两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组织试制试验，基本上确定了二汽选材的方针和措施。
 针对中国缺乏镍和铬的情况，二汽利用锰、硅、钒、硼等，从一汽的三种替代铬钢的含硼结构钢扩大到五种，做到几乎不用镍和尽量节约铬。
 针对钢材严重不足的现状，二汽采用了三项主要技术节省钢材。一是，大规模开发高强度钢板，用它制造尽可能多的汽车构件。比如整个车架和车厢都用高强度钢，替代低强度的碳素钢，既能省料，又能减重，还能提高强度，保证汽车骨架的牢固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次，福特公司访问中国，在北京讲完学后，又跟二汽交流经验。其工艺所主任（相当于材料室主任）哈威尔说，福特汽车采用高强度钢板的比例世界领先。他问朱民刚，你们的高强度钢使用到什么程度？
 朱民刚回答说，我们使用得更普遍，比例已经超过福特汽车。
 哈威尔一听，语气马上就变了。他说，我们应当互相学习。
 美国为什么很少使用高强度钢？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道路好，美国车架向来采用低碳钢，容易成型，全世界汽车也大致如此。
 高强板的缺点是塑性较差，冲压容易开裂。为此，王汝湜配合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带领产品设计师改进零件形状，以适应材料特性。
 二是，采用稀土镁球墨铸铁代钢。南京汽车厂因为缺少大锻锤，不能锻造发动机曲轴，便采用镁球墨铸铁代替锻钢做曲轴，但由于工艺不完善，铸造废品率很高，甚至生产出来后性能反而不如原件。毛志强建议二汽曲轴用铸铁代钢，饶斌和张庆梓等都表示支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
 二汽材料口成立后，正好我国新发现包头钢铁厂的白云鄂博铁矿石含有丰富的稀土元素，提炼后得到稀土合金，如果少量加入镁球墨铸铁，可大大改善球铁性能。张庆梓派第三研究室铸造工程师樊惠卿配合毛志强，进行稀土镁球铁联合攻关。
 我当时在南京，知道这件事后，就跟樊惠卿商量，认为应该扩大这种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替代其他抗磨钢件，如发动机气阀摇臂和钢板弹簧总成中的摩擦件。除此之外，稀土镁球铁还可做成铁素体型品种，其强度比美国和一汽大量采用的可锻铸铁要高20％。
 实际上，一汽沿用可锻铸铁制造底盘零件，需要大量低碳废钢作为炉料，但外购合格废钢十分困难，一汽为此头痛不已。为此，二汽开发出以生铁为原料、不耗用废钢的铁素体球铁来替代，强度提高20％，使得东风牌卡车重量较小而强度更高。
 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中属于首创。这项改革成为二汽铸造二厂的基础，二汽铸造二厂至今仍是全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铁素体型稀土镁韧性球铁生产基地。这样，我们不仅用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这一中国特色铸铁替代了钢材，又开发了铁素体型稀土镁球铁另一中国特色铸铁，连紧缺的废钢也省了下来。
 三是，采用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精密铸钢件的失蜡工艺，在汽车工业中首家大规模用精铸件替代小锻钢件。我们利用锻造中的大量飞边、料头等工艺废钢做精密铸件炉料，使废钢再循环成为汽车零件，完全节省了小锻件所消耗的钢材，从而为二汽在武当山建立精密铸造厂奠定基础。二汽这一技术措施早就符合循环经济原则了。
 中国的铜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必须花大量外汇进口。二汽材料技术干部根据纺织工业开发含油轴承的经验，以铁粉末冶金件代替一汽传统的青铜轴套获得成功，位于丹江口的二汽粉末冶金厂由此诞生。这个厂后来又用粉治工艺，开发出许多像油泵齿轮那样的结构件。
 但是这些工作在刚刚起步时，就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二汽产品在采用硼钢、低合金高强度钢和球墨铸件这些创新上大部分得以实现。但像铸铁凸轮轴、车轮材料革新和开发农用汽车材料等都被迫中止，铝的用量也被大量削减。
 车轮轮辐的争论较大，许多同志倾向于采用钢板轮辐，主要原因是对韧性球铁新材料没有信心。饶斌在1965年12月的会议上支持球铁轮辐，但到了1966年2月，就被其他同志否决了。尽管在南京已按新材料试制的3.5吨汽车，在使用效果和减重上都还不错，但包建的同志仍然不愿意采用。
 1967年1月，我了解到根据车轮产量，轮辐必须设三条冲压生产线，因此，我又提出只建两条冲压线，采用一条铸造轮辐生产线的方案，这样投资也没有大变化。
 饶斌让孟少农负责，召集设计、材料和车轮厂负责人讨论，大家意见一致，认为民用汽车搞铸造轮辐合理，还可创建一个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可按2万辆规模进行建设。
 饶斌还写信给张庆梓，让他在长春征求意见。但由于张庆梓在长春被批斗，我回长春也被斗、被关，失去岗位，丧失了机会。因此，凸轮轴在二汽仍沿用一汽的钢材锻造方案，至今仍是一大憾事。
 
 ▍补偿失去的岁月
 1967年1月，张庆梓派我驻南京配合饶斌工作。饶斌在南京检查工作10天，经常被批斗，但仍处理了一些业务。他与赵江谈话时，我和王汝湜也在，当时确定了2吨越野车作为二汽和南汽的共同产品，要进行批量试制生产。但在文革中，这个规划成为一纸空文。赵江后来被批斗，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这期间，饶斌还到汤山汽车试车队体验生活，了解到V8发动机与平头驾驶室在布置上存在的矛盾。临走时，他设法到旅馆与我见了一面。他让我去找孟少农一起发动群众，改进布置，看能否解决矛盾。如果不行，就考虑先上直列6缸机，调整两种发动机纲领，做大的变动。
 1967年5月，我带队为汽研所在十堰选择基地。没想到，一个月后，汽研所夺权的造反派不愿进十堰山区，便造反脱离二汽。不久，长春工厂设计处也宣布脱离二汽。
 我被迫带领个别愿意到二汽的原汽研所同志（仅樊惠卿和刘运长两人），以及从一汽新调入二汽的二三十人离开汽研所，单独成立二汽材料实验室。暂借一汽的几间房来办公，继续做材料技术工作。由于二汽情报室也没有负责人，便由材料室代管。
 1967年秋，长春两派武斗，二汽筹建工作进展缓慢。祸不单行，我在去慰问住院的材料口职工时，不幸被参加武斗的中学生因急送伤员而无照违章驾车，撞断了一根锁骨和八根肋骨，造成左肾移位裂伤（最初不知道），在家卧床，几个月不能工作。
 1968年5月，我的伤还没全好，被勒令停职反省。6月，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沦为阶下囚，先在长春，后迁十堰，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后来又上山，去农场劳动，被迫脱离业务工作先后五年多，对材料技术工作的开展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这期间，我只断断续续听到，经过三轮试制试验的2吨越野车和3.5吨民用车系列被部队否决，改为2.5吨越野车和5吨民用载货车。
 二汽产品取决于部队需求，主要用途是替代骡马来运火炮，包括防空高射炮。因此，最初确定产品主要生产2吨越野车，用2吨越野车总成开发3.5吨民用载重车。后来，出于对我国桥梁的承载能力较低、支线公路狭窄方面的考虑，认为3.5吨还可运载步炮兵人员和弹药等各种物资。
 当时二汽筹建组已通过外贸渠道购入国外两家汽车厂16辆不同吨位级系列载重车做设计参考，但越野车仍只能自主开发。在南汽，2吨越野车（20Y）和平头、长头两种驾驶室的3.5吨载重车已完成试制、试验和定型，画出图纸后，二汽筹备组又组织制造工艺设计，提出大量多种新设备，包括自动生产线的设计任务书。
 一机部还组织了全国机床装备行业接受新设备开发任务。后因世界局部战争影响，飞机越飞越高，部队认为高射炮必须加大，才能有效防空。原来的20Y越野车拉不动新炮，要求二汽改产2.5吨越野车（25Y），相应的民用载重车改为5吨。
 这样，二汽筹备组只得更改主要车型全部设计，原设计的694发动机功率不够用，由于时间紧迫，只能接受一汽已基本完成的6缸100mm缸径发动机设计，在它的基础上再吸收在南京开发的二汽产品做改进。而二汽已设计的3.5吨民用车和694发动机，则被广东省采用，后者组织生产了不少汽车。
 1972年夏末，二汽政工组陈乃尧来找我，表示要调我回去做本职工作。我说，请组织上给我做政治历史结论，否则我志愿永远在农场劳动。大约11月底，陈乃尧又来找我，给我看政治结论，字数不多，大意是，确认我未参加过国民党。
 还我历史清白后，我一到十堰，第二天便报到上班，急于补偿失去的岁月。我被分配到工艺组。原二汽材料口已与工艺口合并，让我负责。我有些担心，因为批斗我的都是工艺处搞材料的一些人，现在重回原单位，与他们见面相处有些难为情，因此便申请去其他单位。
 但组织上不同意。李明武是老师傅出身，他动员我应该胸怀开阔一些，不能对人抱有成见，大家团结一致才能为二汽做事情。我就去批斗过我的人家里拜访，把他们团结起来。工艺处当时有十多人，由陈善述负责，他做我的副手。在一汽热处理车间时，我是技术科长，他是副科长，到二汽后我俩仍是搭档。工艺处还有陈纫秋、张厥昌等科长。
 二汽结束军管时，饶斌恢复厂长和党委书记职务。按照企业运行要求，处室机构恢复，我被任命为工艺处处长，李龙天、陈善述、吴庆时、邹勇根任副处长，同时指定我兼任工艺处党支部书记。我希望另派专职书记，但组织上强调要实行干部一肩挑，贯彻一元化领导。我不得不接受。
 
 ▍甘当助手
 工艺处主管全厂汽车制造和材料技术，在业务上指导二十多个分厂的技术科工作。在党支部工作上，抓具体工作的是副书记陈现，她是王荣钧的爱人，也是我在“五七”学校劳动时本连的书记，她一直承担支部日常工作，给我很大帮助。
 我在工艺处6年，干到1978年。这期间，通过干部处，我把二汽散失的原工艺材料技术人员逐步集中，让他们重回工艺处，并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员补充队伍。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办，没有毕业生，工艺处急需要人，我就去向饶斌要。
 你自己办大学。饶斌帮我出主意，第一次高考落榜的那些人，你去调查成绩，把离录取分数线最近的那些人挑出来。
 根据他的指示，我让科长敖炳秋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子弟中挑出30人，包括考分很高、但眼睛有病而落选的洪永成，挑选出来办了大学班。敖炳秋后来担任二汽副总工程师，做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分会理事长，我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之后他也做了两届理事长。
 没有老师怎么办？就动员内部找人教，我做过一年英文老师。大一念完后，按照我们需要的专业，再把这些人分配到各个正规大学里做旁听生，像正规生一样参加考试，毕业后发二汽职工大学文凭。那时学校还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所以都同意接纳，费用由我们出。
 之后我们又办了第二个班，招了40人，两班共培养70个大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为工艺所和技术中心骨干。褚东宁担任东风汽车工艺研究所所长、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党委书记，后接替敖炳秋担任中汽材料分会主任。洪永成担任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还有的交流到其他部门任职，如刘裕和成为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此外，我还建了二汽工艺研究所，包括基本的试验阵地、房舍和设备仪器，是当时国内最具优势的汽车工艺材料研究所。我继续主持二汽的工艺攻关和完善二汽选材工作，与供应处一起去寻找最稳妥的优质廉价的材料生产基地，保障二汽按时投产，每年采购金属材料达50万吨以上。
 1978年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当时二汽最大的问题是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是一汽设计的，尽管大部分运用了新材料，曲轴还根据二汽建议做成球铁，但结果仍然令人不满意，我们就委托英国里卡图公司对发动机进行设计改进。
 这是二汽最早的一项重要引进任务，我们提了很多要求，如要在两三年内开发出来，发动机原来做台架试验100个小时，要求他们做1000个小时，要进行寿命试验，还有交替的热机冷冲击试验等。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二汽还要派出四任工作小组驻里卡图公司参与试验，目的在于学技术。小组组员要求都能讲英文，这样不用带翻译。第一个小组由产品处处长王汝湜带队，组员包括李荫寰、陈益昌等人，在英国待了3个月。李荫寰后来做过汽车局副局长，陈益昌担任过南汽副厂长。
 我作为第二任小组组长带队去英国，先工作了三个月，因进度较慢，又延长了1个月。我们在里卡图学了很多技术，并且因为是技术咨询项目，所以花钱也不多。里卡图只有300人，负责我们项目的就3个人：经理、设计师和实验员。他们储备了世界上很多发动机资料，所以对发动机很了解。
 1979年年初，我回到二汽，调任二汽副总工程师，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期间，我不再担任工艺处长兼工艺所长，便请辞总冶金师，建议由陈善述继任。
 厂里常要我做些外贸引进洽谈工作，之前近30年，我作为科长、处长或者分厂厂长，总领导一个团队战斗。担任副总工程师后，便变成个人工作了。但有些材料问题，大家还是习惯性地问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论文和建议，每年都会写些建议给领导们参考。
 1988年年末，组织上动员我离休，半年后又续聘我任总师室顾问。我觉得自己已不在岗，不宜再插手工作。经过反复考虑，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发挥特长；二是拾遗补漏；三是有问就顾。
 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心态也好。念书时，我从不熬夜，晚上9点准时睡觉，也不会在考试前熬夜抱佛脚。
 我不跟人争名位。我做了几十年的处长，1984年黄正夏退休前，想提拔我到了二汽大学当校长。我知道后便去找他，我说，我希望留下来继续搞材料技术。
 为什么？黄正夏问，当二汽的大学校长是副厂长职级呀！尽管二汽副总工程师是湖北省委下文任命，但在厂、处、科三级体制下，工厂副总工程师仍是处级干部。
 我本事有限，不能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至少每年可为二汽多创几百万元利润。我说。
 黄正夏说，你可以做兼职，又做院长，又管材料。
 但我觉得做兼职就两头把下面有才能的人给压住了，因此不同意。
 黄正夏终于松口，他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因此，我就做助手，在汽车厂搞材料。产品部门是主要的，材料是帮助搞产品的，我一直在做不是主导的项目。
 1983年，我被割掉左肾，实际是个误诊，本来是个囊肿，把它当癌症治了。后来根据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怀疑我得了膀胱癌，就割掉前列腺，割掉睾丸。确诊为癌症后，开过盲肠，做过心血管手术。再加上年幼得白喉，1946年在乌江卷入漩涡，险些丧命，也算是死里逃生的人。
 我身上每个细胞都来自自然。人没有不死的，死就是回归自然，等于回老家，没什么可怕，所以我随时准备回归自然。但有生一天，便该争取做点有益的事，才无遗憾，如此而已。

支德瑜

2026-04-05T15:21:21Z

辰羲：

支德瑜(1923-2023)
 支德瑜，1923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1945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1947年4月，作为第九届（末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读研究生。回国后历任一汽技术科长、冶金工艺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冶金分厂厂长，二汽材料实验室负责人、工艺处总冶金师、工艺处处长、二汽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23年1月30日13时，支德瑜同志在湖北十堰的东风总医院去世，享年100岁。
 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学术报告，组织翻译出版了300多万宇的外文技术文献。多次被评为国家级和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多次当选为省、市、区的人大代表，多次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及分会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一汽、二汽建厂功臣等荣誉。
 妻子潘家力亦是二汽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父亲支秉渊为机械工程专家。姐[[支德瑾]]毕业于浙大园艺系。

=他与东风同行=
----记毕生献给中国汽车事业的盟员支德瑜
 
 为理想而来赴报国之约
 支德瑜，祖籍浙江省嵊县崇仁镇支鉴路村，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支宝楠为晚清数学家，父亲支秉渊为机械工程专家。支秉渊192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就业于美商慎昌洋行，1925年五卅惨案后，因羞于在洋行任职，便联合其他5位交大毕业生创建民族企业新中工程公司，实践工业救国梦想。1946年，支秉渊担任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后担任吴淞总厂厂长，1971年在河南信阳去世。
 1923年6月18日，支德瑜在上海出生。1945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两年后，他从公费留学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19位获得中英庚款3年公费留学生之一，赴英国留学。1949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硕士学位。
 与其父为实现工业救国的梦想一样，支德瑜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机会，利用奖学金进入曼彻斯特两家工厂实习。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他不顾英国政府的重重阻拦，于1950年经香港回国。
 1950年12月，支德瑜到北京向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分配志愿时，他写了服从组织分配，但志愿是去东北。支德瑜被分配到国家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参加了一汽、二汽的筹备与建设，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53年5月至1965年10月，支德瑜在一汽工作12年，先后担任技术科长、冶金工艺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冶金分厂厂长，在此期间，面对国外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艰难探索，在一汽建厂出车的重要关口突破了很多“卡脖子”技术，成功生产出我国第一辆“无镍汽车”，是中国汽车史上一场科技创新的突围战。在材料国产化的路上，他坚持不懈，遍访主要冶金企业，推动、参与制定汽车材料的大量标准和技术条件，为大生产创造了前提。支德瑜也从一名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迅速成长为汽车材料领域专家。
 1965年，时任一汽总冶金师、工艺处副处长的支德瑜，接到了老领导饶斌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你。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你来二汽继续合作，等你很久了。”支德瑜听后毫不犹豫，回答铿锵有力：“我无条件接受组织调遣。”
 1965年10月，支德瑜正式调入二汽建设筹备组，被任命为长春汽车研究所副所长及二汽材料口负责人，又一次白手起家，开始了为二汽奉献智慧和汗水的光辉生涯。1972年，支德瑜任二汽工艺处处长及二汽总冶金师。从此，支德瑜将“把汽车材料国产化”和“为二汽建设寻找材料货源”作为工作的核心主线，因地制宜，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多项成果在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属于首创。在支德瑜和同代人的努力下，二汽材料研究和应用开创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创新先河，并且技术成果累累，不仅正确选用铸铁，为刚建厂的二汽开创了全新局面，还开发出锰、硅、钒、硼、钢系列，节约镍、铬、钼等元素。
 为降低汽车成本，提高整车质量，支德瑜又带领大家开发出硅-锰-钒-钛-稀土系列低合金高强度钢材和碳素高强度钢材两类新材料制造汽车构件。这期间，他曾6次分别领导一个谈判小组，向前苏联、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材料供应商进行质量异议索赔，让对方心服口服，做出合理补偿。
 
 “有生一天，便该争取做点有益的事”
 支德瑜一生追求真理、潜心学术。
 1989年1月，支德瑜接到离休通知。“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点贡献。”支德瑜曾说，但既然是组织规定，还是服从组织决定。离休3个月后，二汽咨询委员会聘支德瑜为咨询委员，继续为二汽建设发挥余热，担任东风汽车公司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他长期坚持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先后出版《科技人生》第一册和第二册，这些著作为东风汽车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对未来汽车工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管世事如何，父亲的一生都在做研究，不仅局限于汽车领域。”支德瑜的儿子支铁眼中的父亲，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人。
 
 “我属于人民所培养”
 支德瑜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
 1984年，组织有意安排支德瑜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担任院长，支德瑜闻讯后找到领导婉拒。面对领导的动员他表示：“我本事有限，不能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每年可为二汽多创几百万元利润。”支德瑜坦言，如果兼职的话，就会把下面有才能的人压住了。在二汽，支德瑜爱才育才是出了名的。担任工艺处处长期间，他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中挑选优秀青年办了两个大专班，共培养了70名大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技术骨干。
 支德瑜一生所获荣誉无数，诸如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二汽建厂功臣、有突出贡献资深老科技专家、车城建设功臣等，但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为人诚朴有加，做事一丝不苟，以忠厚长者之风，培育英才，把科学的薪火无私相传。
 支德瑜总是说：“虽然我个人最初文化学习受于旧社会，但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因此，一生所知所感略有价值者，都属于人民所培养。"
 
 热爱民盟组织，终生践行盟的优良传统
 支德瑜一生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热爱民盟组织。
 1948年12月，支德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经原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镛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英国总支部。回国后，先后在民盟重工业部区分部、民盟一汽区分部、民盟吉林省委、长春市委领导下参与民盟组织活动，曾任民盟一汽区分部主委、民盟吉林省委委员和长春市委委员。
 随二汽建设来到十堰后，支德瑜成为十堰民盟组织最初的8名元老之一。长期以来，支德瑜对自己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的身份一视同仁。他积极参加十堰民盟组织生活，尽管年岁已高，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必亲自到场作为一名普通盟员参加活动。
 2021年6月，值民盟十堰市委换届，98岁高龄的支德瑜又一次作为盟员代表坐着轮椅来到会场，与全体代表一同听取民盟市委工作报告、参加小组讨论并投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票。在支德瑜的影响下，其子支铁、儿媳王永杰也先后加入民盟。

=口述访谈录=
 ▍从留洋到一汽
 1923年6月，我出生在上海。我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放弃科举，改学西洋数学，学成后成为晚清有名的数学家。他还能用数字推算天文，在天文方面也很有造诣。
 1945年6月，我大学毕业，本来打算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马上改变主意，要求去东北，因为那里有很多大工厂，我想到失而复得的国土去贡献青春。然而，由于东北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根本谈不上工业生产，去东北变得遥遥无期。
 就在我准备离开重庆回上海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公告，要举办留学生考试，我原本就希望出国留学，自然不肯错过机会。1947年年初，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为第九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专业是机械工程。在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求学，我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课题。
 留学期间，我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认为应该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技能，以便能早日投入新中国建设。因此，我不愿意在课题上再多花时间，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1950年10月，我乘P＆O公司广州号远洋客轮离开英国，经香港转罗湖回国。
 1950年12月，我到北京向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分配志愿时，我写了服从组织分配，但志愿是去东北。没想到，我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筹备组），从此就在汽车业里干了一辈子。
 中央办工业时，只有一个重工业部，部长是何长工。筹备组负责汽车工业，后来国家办航空业、办农机业，都是从筹备组里抽调干部。
 我报到时，筹备组才几十个人，后来逐渐吸纳了一些人员。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筹备组要组建两个技术单位：汽车实验室和汽车工厂设计室。
 汽车实验室研究产品，搞汽车实验，设在北京南池子76号，地方很小，只有1000平方米，下面有汽车设计、材料、汽车实验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他与孟少农在清华大学同班，后来被调到一汽，先任技术处处长，后任产品设计处处长。工厂设计室主任是王玉京。
 自1953年起，国家从这两个机构先后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一汽建设。1964年，国家筹建二汽时，原汽车实验室已易名长春汽车研究所，原工厂设计室易名一汽工厂设计处，规模已达到好几百甚至近千人。
 这两个单位都被调属二汽，汽车研究所负责人是张庆梓，工厂设计处负责人是陈祖涛。二汽成立五人筹备小组时，张庆梓和陈祖涛都是筹备组成员，他们带着队伍归并二汽。
 从1953年到1965年，我在一汽干了12年，长期担任总冶金师职务。这期间，一汽组织结构经过几次调整，冶金处与工艺处合并，称为工艺处。工艺处后来又跟技术处合并，叫做技术处。
 1958年大炼钢铁时，组织结构都乱了，老处长们离开后，我这个副处长变成技术处处长。其间，一汽还建立轧钢的冶金分厂，我又任过该分厂厂长。
 在一汽冶金处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合金钢铁问题。合金钢铁全世界都主要用镍铬为合金元素，但当时我国还没有找到镍矿，也没有找到铬矿。我在天声公司时就知道，镍和铬作为战略物资被美国操纵的巴统封锁，他们甚至连铜都不允许向中国出口。
 另外，全世界只生产十几万吨镍，大都在加拿大、法国殖民地喀里多尼亚小岛，古巴和苏联也生产一部分。
 中国所需镍从哪里来？只能从苏联进口。但苏联的货源也不充足，全年自产只有4万吨左右，他们自己用也很紧张。一汽1956年出车，最早那批合金钢锻件，是从苏联进口毛坯，再到一汽加工生产的。
 那时企业购买镍要用镍票，由冶金部统管。一汽厂长郭力亲自赴北京申请镍，冶金部才给300公斤。什么概念？一辆车大约用3公斤镍，300公斤只够生产100辆车。一汽刚投产，缺镍铬就揭不开锅。
 镍紧张到什么程度？国家曾下发红头文件，所有企业都要节约镍。后来，进一步提出要节约铬。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召开的节约镍铬大会上，黄敬主任说，选用材料要立足国内，符合国家资源才能算先进。
 不仅如此，其他汽车材料也是个难题，很多汽车材料国内都不能生产。我记得一汽投产时，符合品种和尺寸厚度各方面规格的生产用材料有上千个，国内只能供应不到20％，80％需要进口。
 进口钢材也受到限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说，一汽要增产，必须大量进口钢材，就要多出口猪肉创汇，但如果猪肉出口太多，便会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还不能满负荷多产汽车。
 所以，尽管一汽建成后产能达到3万辆，但实际生产量远不能达到这个数字。1956年生产1000多辆，1957年是7000辆，1958年是1.4万辆，此后连续3年徘徊在1.4万~1.6万辆之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一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材料国产化，到全国找材料，了解哪家企业有这种生产设备，谁能生产，便动员他们生产。这个事情我坚持做了很多年，直到冶金工业慢慢发展起来。
 到1964年，约98％的轧材能在国内生产。当年，一汽产量第一次突破设计能力，达到4万辆。
 
 ▍“去二汽继续合作”
 1965年10月，我被调到二汽筹备组。之前，一汽冶金处的老同事毛志强来找我，他说，饶斌同志正奉命筹建二汽，领导小组还有齐抗和李子政，工作人员有谢渊、王敬仪和他。毛志强除了协助办事外，还参与筹划汽车用材，见面时他还细致地向我介绍了汽车选材的想法。
 当时我只是听听，并没有往深处想。但不久，我就接到饶斌同志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我，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去二汽继续合作，等我很久了。
 我无条件地接受组织调遣。我当即回答道。
 饶斌还说，希望我马上到长春汽车研究所（汽研所）报到。跟我同去的还有王汝湜和王敬仪。我是汽研所副所长，分管材料，领导第三研究室，即材料室业务。王敬仪也是副所长，负责二汽产品设计开发工作。王汝湜是汽研所副总工程师，主要领导产品设计，他原来在一汽产品处底盘设计科当科长。
 汽研所已有15年历史，是我工作过三年的汽车实验室，现在全室连人带设备都从北京迁到了长春，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庆梓。张庆梓原来是华东解放军“一担子工厂”厂长，承担汽车修理任务，南京解放后，该厂落地生根，发展成为南京汽车制造厂，他随后调入汽研所。
 刚到汽研所报到，张庆梓就告诉我，遵照饶斌同志的安排，要我立即动身去南京，参加产品材料开发工作。同时，迎接冶金部将于（1965年）11月2日到南京的工作组，与他们会商二汽选用的新材料牌号和供应。
 需要补充的是，根据一机部的安排，这时汽研所和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陈祖涛负责）已整体划转到二汽名下，共同参与二汽的产品开发和工厂设计。
 1965年10月23日，我到达南京，张庆梓和王汝湜都在南京，正依托南汽进行二汽产品开发工作。在二汽筹建领导中，齐抗和张庆梓曾担任南汽领导，饶斌也曾在南汽蹲点，他们成立了“中型载重汽车基地建设委员会”，简称3.5吨汽车试制办公室。
 办公室以南京为主，到上海、武汉、长春汽研所多地试制新汽车总成，最后在南京组装汽车并试车。南汽总工程师赵江也参与工作。
 我到南京时，毛志强已经在进行二汽产品开发中的材料工作。他积极主张采用球墨铸铁曲轴，并为此进行了很多论证。后来，在樊惠卿主持技术工作下，与南汽的同志和二汽大学毕业生王熙燃一起开发了这个产品。
 冶金部很关心二汽建设，考虑到二汽建在山区，就指定与近处的武钢和冶钢会谈。派来的人员，有大冶钢厂副总工程师夏宗琦和武钢技术干部马成甫。1965年11月初，他们到达南京，我们讨论了三天，根据国家资源情况，探讨二汽合金钢方向。
 在继承一汽成果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汽用材方向是选用锰、硅、钒、硼系列合金钢。同时，我们还与冶钢达成新产品试制意见。
 接着，我跟毛志强又陪他们一起去上海，访问上海汽车厂的若干工厂，跟他们洽谈与二汽合作事宜，并在上海安排新材料试制工作。
 调研一个多月后，我被通知回到长春，参加饶斌主持的二汽筹建骨干会。参会者包括二汽五人领导小组和先后调入二汽的处级干部共20多人。从（1965年）12月5日到25日，骨干会断断续续开了7次。12月29日，二汽筹备处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工誓师大会，其中就有二汽职工家属以及包建厂有关同志。
 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次骨干会就对材料工作进行了专题研讨。我详细汇报了设想的二汽汽车新材料。会上，饶斌同志申明材料工作也是二汽建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列为“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之一，并同意张庆梓建议的称材料部门为“材料口”。“口”的含义相似于“战线”，材料口与产品口、工艺口和设备口等并列。
 会后，饶斌同志专门把我留下来，对我提出来但没有决定的几件事情做了说明。其一，车轮轮辐如果可以用球铁替代钢板，就不用钢板，要做试验。其二，后桥壳可以用球铁，2吨军车、3.5吨载重车均可试验。其三，铝件可按每车用20~30公斤布局。其四，汽阀钢不用镍铬，要写个报告上报。
 一周后，在第三次骨干会议上，饶斌又对我说，最好在试车时，用上新材料，起码一部分要用，你向张庆梓、王汝湜说，跑车时做试验，台架试验也用上新材料。
 
 ▍铸造轮辐憾事
 之后，我和材料战线上的同志就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聚国内外之宝，利用国内富产资源寻找新材料的突破点。我们花了大约两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组织试制试验，基本上确定了二汽选材的方针和措施。
 针对中国缺乏镍和铬的情况，二汽利用锰、硅、钒、硼等，从一汽的三种替代铬钢的含硼结构钢扩大到五种，做到几乎不用镍和尽量节约铬。
 针对钢材严重不足的现状，二汽采用了三项主要技术节省钢材。一是，大规模开发高强度钢板，用它制造尽可能多的汽车构件。比如整个车架和车厢都用高强度钢，替代低强度的碳素钢，既能省料，又能减重，还能提高强度，保证汽车骨架的牢固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次，福特公司访问中国，在北京讲完学后，又跟二汽交流经验。其工艺所主任（相当于材料室主任）哈威尔说，福特汽车采用高强度钢板的比例世界领先。他问朱民刚，你们的高强度钢使用到什么程度？
 朱民刚回答说，我们使用得更普遍，比例已经超过福特汽车。
 哈威尔一听，语气马上就变了。他说，我们应当互相学习。
 美国为什么很少使用高强度钢？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道路好，美国车架向来采用低碳钢，容易成型，全世界汽车也大致如此。
 高强板的缺点是塑性较差，冲压容易开裂。为此，王汝湜配合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带领产品设计师改进零件形状，以适应材料特性。
 二是，采用稀土镁球墨铸铁代钢。南京汽车厂因为缺少大锻锤，不能锻造发动机曲轴，便采用镁球墨铸铁代替锻钢做曲轴，但由于工艺不完善，铸造废品率很高，甚至生产出来后性能反而不如原件。毛志强建议二汽曲轴用铸铁代钢，饶斌和张庆梓等都表示支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
 二汽材料口成立后，正好我国新发现包头钢铁厂的白云鄂博铁矿石含有丰富的稀土元素，提炼后得到稀土合金，如果少量加入镁球墨铸铁，可大大改善球铁性能。张庆梓派第三研究室铸造工程师樊惠卿配合毛志强，进行稀土镁球铁联合攻关。
 我当时在南京，知道这件事后，就跟樊惠卿商量，认为应该扩大这种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替代其他抗磨钢件，如发动机气阀摇臂和钢板弹簧总成中的摩擦件。除此之外，稀土镁球铁还可做成铁素体型品种，其强度比美国和一汽大量采用的可锻铸铁要高20％。
 实际上，一汽沿用可锻铸铁制造底盘零件，需要大量低碳废钢作为炉料，但外购合格废钢十分困难，一汽为此头痛不已。为此，二汽开发出以生铁为原料、不耗用废钢的铁素体球铁来替代，强度提高20％，使得东风牌卡车重量较小而强度更高。
 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中属于首创。这项改革成为二汽铸造二厂的基础，二汽铸造二厂至今仍是全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铁素体型稀土镁韧性球铁生产基地。这样，我们不仅用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这一中国特色铸铁替代了钢材，又开发了铁素体型稀土镁球铁另一中国特色铸铁，连紧缺的废钢也省了下来。
 三是，采用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精密铸钢件的失蜡工艺，在汽车工业中首家大规模用精铸件替代小锻钢件。我们利用锻造中的大量飞边、料头等工艺废钢做精密铸件炉料，使废钢再循环成为汽车零件，完全节省了小锻件所消耗的钢材，从而为二汽在武当山建立精密铸造厂奠定基础。二汽这一技术措施早就符合循环经济原则了。
 中国的铜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必须花大量外汇进口。二汽材料技术干部根据纺织工业开发含油轴承的经验，以铁粉末冶金件代替一汽传统的青铜轴套获得成功，位于丹江口的二汽粉末冶金厂由此诞生。这个厂后来又用粉治工艺，开发出许多像油泵齿轮那样的结构件。
 但是这些工作在刚刚起步时，就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二汽产品在采用硼钢、低合金高强度钢和球墨铸件这些创新上大部分得以实现。但像铸铁凸轮轴、车轮材料革新和开发农用汽车材料等都被迫中止，铝的用量也被大量削减。
 车轮轮辐的争论较大，许多同志倾向于采用钢板轮辐，主要原因是对韧性球铁新材料没有信心。饶斌在1965年12月的会议上支持球铁轮辐，但到了1966年2月，就被其他同志否决了。尽管在南京已按新材料试制的3.5吨汽车，在使用效果和减重上都还不错，但包建的同志仍然不愿意采用。
 1967年1月，我了解到根据车轮产量，轮辐必须设三条冲压生产线，因此，我又提出只建两条冲压线，采用一条铸造轮辐生产线的方案，这样投资也没有大变化。
 饶斌让孟少农负责，召集设计、材料和车轮厂负责人讨论，大家意见一致，认为民用汽车搞铸造轮辐合理，还可创建一个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可按2万辆规模进行建设。
 饶斌还写信给张庆梓，让他在长春征求意见。但由于张庆梓在长春被批斗，我回长春也被斗、被关，失去岗位，丧失了机会。因此，凸轮轴在二汽仍沿用一汽的钢材锻造方案，至今仍是一大憾事。
 
 ▍补偿失去的岁月
 1967年1月，张庆梓派我驻南京配合饶斌工作。饶斌在南京检查工作10天，经常被批斗，但仍处理了一些业务。他与赵江谈话时，我和王汝湜也在，当时确定了2吨越野车作为二汽和南汽的共同产品，要进行批量试制生产。但在文革中，这个规划成为一纸空文。赵江后来被批斗，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这期间，饶斌还到汤山汽车试车队体验生活，了解到V8发动机与平头驾驶室在布置上存在的矛盾。临走时，他设法到旅馆与我见了一面。他让我去找孟少农一起发动群众，改进布置，看能否解决矛盾。如果不行，就考虑先上直列6缸机，调整两种发动机纲领，做大的变动。
 1967年5月，我带队为汽研所在十堰选择基地。没想到，一个月后，汽研所夺权的造反派不愿进十堰山区，便造反脱离二汽。不久，长春工厂设计处也宣布脱离二汽。
 我被迫带领个别愿意到二汽的原汽研所同志（仅樊惠卿和刘运长两人），以及从一汽新调入二汽的二三十人离开汽研所，单独成立二汽材料实验室。暂借一汽的几间房来办公，继续做材料技术工作。由于二汽情报室也没有负责人，便由材料室代管。
 1967年秋，长春两派武斗，二汽筹建工作进展缓慢。祸不单行，我在去慰问住院的材料口职工时，不幸被参加武斗的中学生因急送伤员而无照违章驾车，撞断了一根锁骨和八根肋骨，造成左肾移位裂伤（最初不知道），在家卧床，几个月不能工作。
 1968年5月，我的伤还没全好，被勒令停职反省。6月，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沦为阶下囚，先在长春，后迁十堰，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后来又上山，去农场劳动，被迫脱离业务工作先后五年多，对材料技术工作的开展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这期间，我只断断续续听到，经过三轮试制试验的2吨越野车和3.5吨民用车系列被部队否决，改为2.5吨越野车和5吨民用载货车。
 二汽产品取决于部队需求，主要用途是替代骡马来运火炮，包括防空高射炮。因此，最初确定产品主要生产2吨越野车，用2吨越野车总成开发3.5吨民用载重车。后来，出于对我国桥梁的承载能力较低、支线公路狭窄方面的考虑，认为3.5吨还可运载步炮兵人员和弹药等各种物资。
 当时二汽筹建组已通过外贸渠道购入国外两家汽车厂16辆不同吨位级系列载重车做设计参考，但越野车仍只能自主开发。在南汽，2吨越野车（20Y）和平头、长头两种驾驶室的3.5吨载重车已完成试制、试验和定型，画出图纸后，二汽筹备组又组织制造工艺设计，提出大量多种新设备，包括自动生产线的设计任务书。
 一机部还组织了全国机床装备行业接受新设备开发任务。后因世界局部战争影响，飞机越飞越高，部队认为高射炮必须加大，才能有效防空。原来的20Y越野车拉不动新炮，要求二汽改产2.5吨越野车（25Y），相应的民用载重车改为5吨。
 这样，二汽筹备组只得更改主要车型全部设计，原设计的694发动机功率不够用，由于时间紧迫，只能接受一汽已基本完成的6缸100mm缸径发动机设计，在它的基础上再吸收在南京开发的二汽产品做改进。而二汽已设计的3.5吨民用车和694发动机，则被广东省采用，后者组织生产了不少汽车。
 1972年夏末，二汽政工组陈乃尧来找我，表示要调我回去做本职工作。我说，请组织上给我做政治历史结论，否则我志愿永远在农场劳动。大约11月底，陈乃尧又来找我，给我看政治结论，字数不多，大意是，确认我未参加过国民党。
 还我历史清白后，我一到十堰，第二天便报到上班，急于补偿失去的岁月。我被分配到工艺组。原二汽材料口已与工艺口合并，让我负责。我有些担心，因为批斗我的都是工艺处搞材料的一些人，现在重回原单位，与他们见面相处有些难为情，因此便申请去其他单位。
 但组织上不同意。李明武是老师傅出身，他动员我应该胸怀开阔一些，不能对人抱有成见，大家团结一致才能为二汽做事情。我就去批斗过我的人家里拜访，把他们团结起来。工艺处当时有十多人，由陈善述负责，他做我的副手。在一汽热处理车间时，我是技术科长，他是副科长，到二汽后我俩仍是搭档。工艺处还有陈纫秋、张厥昌等科长。
 二汽结束军管时，饶斌恢复厂长和党委书记职务。按照企业运行要求，处室机构恢复，我被任命为工艺处处长，李龙天、陈善述、吴庆时、邹勇根任副处长，同时指定我兼任工艺处党支部书记。我希望另派专职书记，但组织上强调要实行干部一肩挑，贯彻一元化领导。我不得不接受。
 
 ▍甘当助手
 工艺处主管全厂汽车制造和材料技术，在业务上指导二十多个分厂的技术科工作。在党支部工作上，抓具体工作的是副书记陈现，她是王荣钧的爱人，也是我在“五七”学校劳动时本连的书记，她一直承担支部日常工作，给我很大帮助。
 我在工艺处6年，干到1978年。这期间，通过干部处，我把二汽散失的原工艺材料技术人员逐步集中，让他们重回工艺处，并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员补充队伍。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办，没有毕业生，工艺处急需要人，我就去向饶斌要。
 你自己办大学。饶斌帮我出主意，第一次高考落榜的那些人，你去调查成绩，把离录取分数线最近的那些人挑出来。
 根据他的指示，我让科长敖炳秋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子弟中挑出30人，包括考分很高、但眼睛有病而落选的洪永成，挑选出来办了大学班。敖炳秋后来担任二汽副总工程师，做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分会理事长，我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之后他也做了两届理事长。
 没有老师怎么办？就动员内部找人教，我做过一年英文老师。大一念完后，按照我们需要的专业，再把这些人分配到各个正规大学里做旁听生，像正规生一样参加考试，毕业后发二汽职工大学文凭。那时学校还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所以都同意接纳，费用由我们出。
 之后我们又办了第二个班，招了40人，两班共培养70个大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为工艺所和技术中心骨干。褚东宁担任东风汽车工艺研究所所长、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党委书记，后接替敖炳秋担任中汽材料分会主任。洪永成担任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还有的交流到其他部门任职，如刘裕和成为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此外，我还建了二汽工艺研究所，包括基本的试验阵地、房舍和设备仪器，是当时国内最具优势的汽车工艺材料研究所。我继续主持二汽的工艺攻关和完善二汽选材工作，与供应处一起去寻找最稳妥的优质廉价的材料生产基地，保障二汽按时投产，每年采购金属材料达50万吨以上。
 1978年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当时二汽最大的问题是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是一汽设计的，尽管大部分运用了新材料，曲轴还根据二汽建议做成球铁，但结果仍然令人不满意，我们就委托英国里卡图公司对发动机进行设计改进。
 这是二汽最早的一项重要引进任务，我们提了很多要求，如要在两三年内开发出来，发动机原来做台架试验100个小时，要求他们做1000个小时，要进行寿命试验，还有交替的热机冷冲击试验等。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二汽还要派出四任工作小组驻里卡图公司参与试验，目的在于学技术。小组组员要求都能讲英文，这样不用带翻译。第一个小组由产品处处长王汝湜带队，组员包括李荫寰、陈益昌等人，在英国待了3个月。李荫寰后来做过汽车局副局长，陈益昌担任过南汽副厂长。
 我作为第二任小组组长带队去英国，先工作了三个月，因进度较慢，又延长了1个月。我们在里卡图学了很多技术，并且因为是技术咨询项目，所以花钱也不多。里卡图只有300人，负责我们项目的就3个人：经理、设计师和实验员。他们储备了世界上很多发动机资料，所以对发动机很了解。
 1979年年初，我回到二汽，调任二汽副总工程师，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期间，我不再担任工艺处长兼工艺所长，便请辞总冶金师，建议由陈善述继任。
 厂里常要我做些外贸引进洽谈工作，之前近30年，我作为科长、处长或者分厂厂长，总领导一个团队战斗。担任副总工程师后，便变成个人工作了。但有些材料问题，大家还是习惯性地问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论文和建议，每年都会写些建议给领导们参考。
 1988年年末，组织上动员我离休，半年后又续聘我任总师室顾问。我觉得自己已不在岗，不宜再插手工作。经过反复考虑，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发挥特长；二是拾遗补漏；三是有问就顾。
 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心态也好。念书时，我从不熬夜，晚上9点准时睡觉，也不会在考试前熬夜抱佛脚。
 我不跟人争名位。我做了几十年的处长，1984年黄正夏退休前，想提拔我到了二汽大学当校长。我知道后便去找他，我说，我希望留下来继续搞材料技术。
 为什么？黄正夏问，当二汽的大学校长是副厂长职级呀！尽管二汽副总工程师是湖北省委下文任命，但在厂、处、科三级体制下，工厂副总工程师仍是处级干部。
 我本事有限，不能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至少每年可为二汽多创几百万元利润。我说。
 黄正夏说，你可以做兼职，又做院长，又管材料。
 但我觉得做兼职就两头把下面有才能的人给压住了，因此不同意。
 黄正夏终于松口，他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因此，我就做助手，在汽车厂搞材料。产品部门是主要的，材料是帮助搞产品的，我一直在做不是主导的项目。
 1983年，我被割掉左肾，实际是个误诊，本来是个囊肿，把它当癌症治了。后来根据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怀疑我得了膀胱癌，就割掉前列腺，割掉睾丸。确诊为癌症后，开过盲肠，做过心血管手术。再加上年幼得白喉，1946年在乌江卷入漩涡，险些丧命，也算是死里逃生的人。
 我身上每个细胞都来自自然。人没有不死的，死就是回归自然，等于回老家，没什么可怕，所以我随时准备回归自然。但有生一天，便该争取做点有益的事，才无遗憾，如此而已。

唐广荪

2026-04-05T14:52:38Z

辰羲：

唐广荪(1918- )
 唐广荪，1918年1月生，湖南长沙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中国石化公司洛阳石化高级工程师。
 毕业后，在遵义酒精厂充甲种实习员，专习发酵工程。1944年后，先后在战时生产局材料处任技术员，工业试验所任技士，高仓中学任教，并于1950年在沈阳染料厂大连化学厂任副工程师。
 1953年后，在锦西石油五厂，从事蒸馏裂化恢复工程工作。1953年秋参与低温干馏二部炉恢复工程，从调查设计至施工均任设备机械工作，并解决厂试车中许多技术难题，同时升正工程师。
 1955年编著《流体力学基础》、《鼓风机安装及检修》，均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并提出《鲁奇炉干燥干馏两层燃烧室烧坏原因之分析及改造设计》一文，深受国内外同行专家之肯定与嘉许。
 1980年后，应兰州石油研究所之约，编著《换热器》一书之第七章。1985年离休。其后从事乡镇化工技术咨询工作。

许良英

2026-04-05T14:42:53Z

辰羲：

许良英(1920-2013)
 许良英，笔名林因、林獍等。著名自然科学史家。1920年5月3日生于浙江临海括苍麓的一个小村镇。高中就读于浙大高工电机科，1939年2月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1942年毕业。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在校学习时曾组织科学团体，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毕业后，曾去桂林任中学教师，兼《科学知识》月刊编辑。桂林沦陷后，于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直至1949年。1949年初任杭州市青委学生部长。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科学通报》编辑工作，任室副主任，并先后兼任计划局、编辑局和学术秘书处支部书记，负责科学院对外宣传工作。1956年调新建的哲学所研究自然辩证法，并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翌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还乡从事农业劳动，历时20年。1978年回科学院，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20世纪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1980和1981年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1981年被评为研究员。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
 主要译作有：林赛和马杰瑙《物理学的基础》；编译：《爱因斯坦文集》3卷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合编)，[奥]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等。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
 许良英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事业，由于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动，获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朱汝璠

2026-04-05T14:36:53Z

辰羲：

朱汝璠(1919- )
 朱汝璠，女，江苏靖江靖城镇人，1919年5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化系。毕业后任广西农事试验场农化组技佐，1943年至昆明清华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任研究助教，1947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助教，1948年任武汉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华中农学院讲师、基础课教研室主任，1975年起调武汉大学生物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生化教研室主任。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湖北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讲授普通生化、酶学、有机生化等课程。编写并出版了《生物化学》、《酶学》两本专著，发表有关酶学方面的论文10余篇。曾被授予武汉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何琏玉

2026-04-05T14:24:01Z

辰羲：

何琏玉，浙江金华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化系，哈尔滨锅炉厂中央实验室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丈夫为浙大校友哈尔滨锅炉厂总工程师[[吴恕三]]。

李子器

2026-04-05T14:21:27Z

辰羲：

李子器(1917- )
 李子器，浙江东阳人，1917年9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先后在浙江衢州樟树潭浙赣路二总段第四桥工程处、浙江省林业局工作。高级工程师。

蒋立中

2026-04-05T13:53:51Z

辰羲：

蒋立中(1919.2～ )
 蒋立中，江苏沭阳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曾任四溪河梯级开发水力发电工程处工务员、副工程师、工程师。1949年后，历任云南东川矿务局工程公司因民、黄水箐水力发电工程专责工程师，以礼河水电工程局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

朱葆珊

2026-04-05T13:10:15Z

辰羲：

朱葆珊( - )
 朱葆珊，浙江杭县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先后杭州浙赣铁路局工务处、天津铁道部第三勘探设计院工作。

朱伯欣

2026-04-05T13:02:54Z

辰羲：

朱伯欣( - )
 朱伯欣，浙江桐乡屠甸晏城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早年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党组织营救出狱。曾在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厂、上海机床厂工作。解放后，参与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曾任一汽工艺处处长、技术处处长。留学苏联，回国后从事机械制造工作，曾任上海市机电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编《德国电机技术》一书。

庹世袭

2026-04-05T12:13:52Z

辰羲：

庹世袭(1919- )
 庹世袭，1919年出生，四川广安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原四川省林业厅基建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建国前，曾在广安县高中、南充育才高职校任教，四川公路局第四区工程处任帮工程师等。建国后，先后在川东行署交通厅、酉阳苦竹坝桥工所、渝南路合川工程处、省交通厅设计院、林业厅基建处等单位任股长、段长、队长、工程师等职。 曾参与或主持酉阳苦竹坝大桥、弯丘安宁河大桥、乐西公路、中丹公路、嘉越公路、茂若公路、飞松公路、渝南公路等勘察设计和施工，1979年12月退休后，聘任宝珠寺水电站对外公路和川甘公路1、2期工程监理组副组长，其中经管的3项工程均评为优良工程。1988年获省直机关“老有所为精英奖”。

陈效威

2026-04-05T12:11:15Z

辰羲：

陈效威( - ) 
陈效威，浙江鄞县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科学时代》杂志主编。曾在上海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工作。吉林石岘造纸厂工作？

章瑞华

2026-04-05T11:48:25Z

辰羲：

章瑞华( - )
 章瑞华，女，江西进贤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西南农学院任教。丈夫为浙大校友[[蒋聪强]]。

茅继庆

2026-04-05T11:45:47Z

辰羲：

茅继庆(1920-1983)
 茅继庆，江苏泰兴人，1920年11月18日生，1983年6月16日去世。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上海柴油机厂高级工程师。专长内燃机设计。

郑化石

2026-04-05T11:37:47Z

辰羲：

郑化石，浙江温岭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留校任助教。1945年曾任道南学校校长，后任国营建设机床厂工程师，解放初期被选为工会主席，1953年不幸遭遇车祸去世。

周勤文

2026-04-05T11:35:19Z

辰羲：

周勤文(1919- )
 周勤文，1919年9月11日生，广东潮阳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上海城市建设学院高级工程师，同济大学建筑工程分校副校长。专长土木工程。

周勤文

2026-04-05T11:33:08Z

辰羲：

周勤文(1919- )
 周勤文，1919年9月11日生，广东潮阳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上海城市建设学院高级工程师。专长土木工程。

朱明华

2026-04-05T11:26:21Z

辰羲：

朱明华( - )
 朱明华，女，巴县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曾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天津市第十六中学、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丈夫[[滕维藻]]，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经系，曾任南开大学校长。

罗良杓

2026-04-05T04:26:27Z

辰羲：

罗良杓(1913— )
 罗良杓，湖南浏阳人。1942年7月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曾任湄潭县立农场主任、技士，广西桂林沙河垦殖公司园艺部主任等职。1944年9月任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园艺系技士，1946年4月辞职。

王慕旦

2026-04-05T04:23:38Z

辰羲：

王慕旦( - )
 王慕旦，又名王林，浙江新登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南京中央合作金库工作。
 
 兄王慕曾，曾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

支荩忠

2026-04-05T03:56:08Z

辰羲：

支荩忠(-2000)
 支荩忠，江苏青浦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2000年1月4日不幸逝世，享年82岁。
 1960年被评为扬州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多次被扬州师范学院评为院、系先进工作者。他治学严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其论著和译著多篇(部)曾获奖励。

刘颂尧

2026-04-05T03:51:12Z

辰羲：

刘颂尧(1917- )
 刘颂尧，浙江青田人，1917年12月31日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曾任资源委员会修文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副工程师、鄂南电力公司工程师。1951年后，历任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水电建设总局设计处副处长，水利电力部科学研究所、基建司工程师，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等职。高级工程师。北京市水利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主编《碾压高堆石坝》‌，1989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晚年作为老专家，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的编辑工作‌审阅稿件，以其严谨的态度核对史实与数据，为保存水电行业历史资料做出了贡献。‌

浙大歌咏队

2026-04-05T03:46:50Z

辰羲：创建页面，内容为“1942年初“倒孔运动”后，出于政治考虑，除唱诗班可以保留外，所有歌咏队均被训导长宣布停止活动。同年夏，校方建议组织代表学校之歌咏队，于是成立了“浙大歌咏队”。同年9月，在校戏剧音乐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学生会和四团体之负责人谢子朴（代表“学生会”）、庄裘（代表“大家唱”）、薛蕃荣（代表“海韵”）、徐宝华（代…”

1942年初“倒孔运动”后，出于政治考虑，除唱诗班可以保留外，所有歌咏队均被训导长宣布停止活动。同年夏，校方建议组织代表学校之歌咏队，于是成立了“浙大歌咏队”。同年9月，在校戏剧音乐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学生会和四团体之负责人[[谢子朴]]（代表“学生会”）、[[庄裘]]（代表“大家唱”）、[[薛蕃荣]]（代表“海韵”）、[[徐宝华]]（代表“回声”）、[[王世燮]]（代表“团契”）等人联合召集浙大歌咏队成立大会，到会队员约100余人。会上制订了队章，选举王世燮为队长，在组织上隶属于浙大音乐团之下，并聘请[[沈思岩]]副教授为指导，积极开始练习。1943年4月间歌咏队参加了浙大豫灾筹赈会，举行音乐会，这是浙大歌咏队的第一次正式音乐会。此后，队中有人建议去贵阳演奏，经三月余之筹备，全队四十余人于1944年1月30日启程去贵阳，几经困难终于在2月5日至7日在贵阳中华北路民众教育馆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出节目，博得不少好评。当时贵阳的报纸也作了专题报导。

大家唱歌咏队

2026-04-05T03:43:24Z

辰羲：创建页面，内容为“1939年夏，浙大成立了“大家唱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是一松散的群众组织，只要能一起唱歌或外出宣传抗日就算队员，无严格登记和办理人队手续。大家唱歌咏队的宗旨也是宣传抗日救亡。成立时队员三十余人，选举刘颂尧为队长。每周一次练唱和学习基本乐理。到1939年冬初，队员已达五十余人，先后编印了《大家唱歌集》第一册（8支歌）、…”

1939年夏，浙大成立了“大家唱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是一松散的群众组织，只要能一起唱歌或外出宣传抗日就算队员，无严格登记和办理人队手续。大家唱歌咏队的宗旨也是宣传抗日救亡。成立时队员三十余人，选举[[刘颂尧]]为队长。每周一次练唱和学习基本乐理。到1939年冬初，队员已达五十余人，先后编印了《大家唱歌集》第一册（8支歌）、第二册（12支歌），其收录歌曲主要有《民族革命战争进行曲》（国际歌曲调、光未然配词）、《在太行山上》（冼星海曲）、《抗战到底》（李惟宁曲）、《打回老家去》（沙梅曲）、《洪波曲》（张曙曲）、《保家乡》（贺渌汀曲）、《快乐的人们》（苏联歌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夏之秋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老乡上战场》（塞克填词）、《青年速整装》、《日本の兄弟は》（贺渌汀曲）、《我们是民众战地工作队》（张曙曲）、《阵中乐》（周筠荫曲）、《歌八百壮士》（夏之秋曲）、《家乡》（李惟宁曲）等。歌咏队队员除练唱外，还下乡演短剧、教唱歌、宣传抗日救亡并参加伤兵医院、贫民习艺所的服务工作。
 另外还有很多队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和步行宣传队。1940年学校迁入贵州，学校本部在遵义，理、农学院及附中在湄潭、一年级在永兴。遵义、湄潭两地的活动均较活跃，成为当地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义，“大家唱”继续活动，编印了《大家唱歌集》第三册，收有5支曲子，如《保卫黄河》（冼星海曲）、《热血》（黄自曲）、《黎明曲》（郑律成曲）、《赶下海》（君明曲）、《夜莺曲》（苏联歌曲），还印过几首歌曲的散篇。

佘以埙

2026-04-05T03:34:51Z

辰羲：

佘以埙( - )
 佘以埙，江苏仪徵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曾在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朱寿林

2026-04-04T13:58:02Z

辰羲：

朱寿林(1915- )
 朱寿林，男，汉族，福建农学院副教授，江苏宜兴人，1915年11月出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历任福建农学院农机系副教授、系主任，中国农机学会理事，福建农机学会副理事长，福建科协委员、福建高教高评委员。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46年。主持并参加研制的小型甘蔗收割机国内先进水平，获前农机部农机科技进步成果奖四等奖。福建高校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俞震益

2026-04-04T13:44:12Z

辰羲：

俞震益(1913—1987)
 龙游县扶风殿前村人。十四岁毕业于龙游县立风梧小学，旋入浙江省立第八中学读初中，十七岁就读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6年考取浙江大学土木系，后转机械系。聪颖奋进，品学兼优，名列前茅，深受师友赞许。1941年毕业后，即应聘到湖南祁阳机械厂报到，旋即返里省亲。其时，抗战烽烟，漫烧东南半壁，长沙激战继起，交通梗阻，未能成行。翌年春，应龙游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即今龙游中学前身)校长吴南章之聘，毅然到龙中任教；从此献身于教育事业近半世纪之久，桃李遍芳。他为人正直，事业心强，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他的门生，遍及国内外，有许多人卓有成就，都说俞老是他们事业的奠基人，至今念念不忘。
 他跨出大学之门，就应聘到龙中任教。当时龙中还是一所省厅备案的县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规模小、设备
差、待遇薄、师资缺乏，条件艰苦。他从不计较物质待遇，视名利如浮云。物理、化学、数学、英语等主科，缺什么教
什么，他还担任过班主任，教务组长等职，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待人诚笃、性格爽朗，言谈风趣，和他相处，如坐
春风。在他的影响下，因战争滞留家乡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祝圣文(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总工程师)、[[余寿绵]](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俞震豫]](浙江农大教授)等乐意应聘，一时人才济济，师资条件不亚于省立中学。他为振兴龙中献计献策，不遗余力，被称为龙中的“吴用”。他思想进步，敢冒风险，掩护该校中共地下党的活动。1949年解放前夕，
国民党军队沿龙遂公路向福建溃退，到处抓夫，龙中一学生被抓，他奋不顾身前去营救，使这个学生得免于难。当时国
民党军队到处抓丁劫舍，危及学校，教师中有建议解散，他恳切陈词，坚持不解散，建议易地上课。旋因解放军进军神
速，学校未解散，也未迁移。
 1949年5月，龙游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龙中，由进步师生代表九人组成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俞震益被推为主任
委员。上级决定龙中由上圩头迁到县城桥下，但县城原有校舍狭窄，容纳不下，经县府批准，新建木结构二层楼房七
间，用作教室和寝室。当时，龙中校门口灵山港中各种木材，应有尽有，都由木商经售，价格昂贵。他为节省工料
费，与承建木工吴六奶，不畏劳苦，跋山涉水，足迹遍及溪口、罗家许多山头，历时两月才采购到价廉物美的各种木材。在基建过程中，从备料，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无不亲自过问。
 解放初，国家财政困难，学校尚未设置人民助学金。1950年，俞震益就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勤工助学，向粮食局
承包砻谷一万担，以其收入，资助清贫学生，解决数百名工农子弟求学的困难，他关怀学生如关怀自己的子女。
 土改时，龙中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师生参加宣传活动，曾在北门戏馆(即今龙游剧院)演出《白毛女》，《赤
叶河》等大型歌剧，受到各界的好评。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龙游土匪猖獗，在社会尚未安定的情况下，政府号召青
年学生参军、参千，有些家长思想还有顾虑。俞震益就带头鼓励自己在校读书的十六岁的儿子报名参军，终于掀起了学
生踊跃参军、参干的热潮。他的一言一行，使人敬佩。
 1951年底，俞震益词任衢州农技校副校长(校长由专员张华墀兼任)，该校是一所新建的学校，校舍、农场等一切设施．都从零开始。他到任后就一如既往，团结教职员工，积极工作。在建校过程中他发动学生到处拾坟砖，亲自带木工到深山采购木材，仅化一年时间就完成基建任务，一座新型的农技校创办起来了。
 1952年，俞震益又奉调到江山中学任总务主任，他胸怀豁达，能上能下，不为职务高低而耿耿于怀。学校里要他兼任理化教研组长，担任高中物理课，他毫不推诿，胜任愉快地把繁重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担任总务工作，明确为教学服务，把有限的经费用来购置园规、三角板等教学用具。他还征得学校的同意，雇一女工为教师包洗衣服，使他们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从事教学工作。他不仅做好份内的工作，还勤奋好学，认真备课。当时学校开展学习苏联先进经
验，改进教学，依照凯洛夫教育的原则上课。他曾多次向全体教师介绍学习体会租教学经验，受到同志们的好评。他学
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辅导，不遗余力，从写备课笔记、物理实验到课堂教学，无不手把手地示
范、启发、诱导，在他的培养下许多青年教师以后都成为教学骨干。这些教师每谈起俞老师对他们的帮助，都非常感
激。他在江中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可是他的工作才能、教学水平、和蔼待人，给江中师生留下难忘的思念。
 1955年春，俞震益又调到新建的省重点学校金华二中任教，不久提升教导主任。他勤奋学习新的教育思想，积极投入教改活动，对当时二中的教改作出可贵的贡献。他积极主动地领导物理教研组和生物教研组开展综合技术实验，先后创建了金工车间、．木工车间和化肥车间，供学生实践和参加劳动，并正式列入教学计划，每周每班一节课。一学期后各车间都获得可喜的成绩。金工可加工小零件，木工可修理家具，化肥生产出颗粒肥料，当他正准备进一步发展，想添加设备办成小型加工厂时，受到“左"的干扰被迫停止。但这项教改，却具有深远的意义。之后在大跃进年代，大办钢铁时，自制鼓风机；在参加双龙水电站的建设中，自制钢钎钻炮眼；这些都是利用原来金工车间发展起来，这和他创建实验车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在教改中最艰巨的工作是增设劳动教育课。俞震益为此会同总务部门和生物组研究整个教学计划的安排，他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考虑思索。他做每一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忘我劳动，以致于成。
 他的物理课教得很出色。高二年级有一个差班，别的教师都摇头，他却见难而上乐意自己去承担。他常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接手这个差班后就与班主任分析研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带头并组织其他教师为差生补课，加强辅导，到高三下学期，这个差班的成绩在全年级统考中名列前茅。升学考试，除五人未录取外，其余全部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而物理成绩尤为突出。他对青年教师的关心和业务上的辅导，尽心尽责。当埘二中青年教师占百分之七十，理化组几乎金是新教师，他组织新老教师挂钩，集体备课，还提出传、帮、带的方法，并带头帮助新教师，从理解教材、组织教材、选择教法、准备实验直到深入课堂听课，一环扣一环，无不躬亲示范。青年教师都由衷地感激说： “我们教学上的进步和成就是和俞老师诚挚的帮助分不开的”。
 1957年初，浙江农学院为筹办农机系，物色师资，曾两度派专人到金华专区商调俞震益到农学院任教，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都以热爱普通教育事业为由，婉言谢绝。这种不慕荣誉，不攀高枝，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由于农学院到地区商调他到该院去任教，使组织上了解他是大学机械系毕业的专才，大跃进年代，他被调到地区工科所负责搞电犁，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减轻农民劳动强度作贡献。1959年底，电犁热降温了，他回工科所坐办公室。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要求归队。六十年代初，词到金华一中压高中物理教师。作为一个学有专长又任教数十年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教物理课可谓驾轻就熟，但他却照样认真备课，因材施教，详批细改，做到推陈出新，保证质量。他一面教学，一面辅导新教师，受到师生的敬爱，直到七十高龄才退休。1987年11月15日，他因患癌症不治，不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
 俞震益生前曾任金华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工作上多次受到表彰，他从不宣扬自己，始终兢兢业业默默地为教育事业而耕耘。

许兆璧

2026-04-04T13:40:55Z

辰羲：

许兆璧(1913- )
 许兆璧，男,1913年11月生。江苏沭阳人。原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情报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时值抗日战争开始，农学院迁至湄潭，1941年毕业。毕业后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1948—1951年负责北碚蚕种场试验股，从四川本地土种中筛选出有希望的土种2个。从1955年起在四川省蚕桑改良场即现在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继续从事杂交遗传育种工作，将北碚带来的土种经过再杂交定名为801号。在1957年培育出成绩突出的蛾区，经取样调查，茧层量平均达0.75克，茧层率达30％以上。其中成绩最突出的雌茧个体、茧层量为0.95克，茧层率为30％以上。可惜的是反右斗争开始，此品种未能很好继续培育下去，十年心血，废于一旦。1978年，重新工作，先做一些与科研有关的零星工作，次年，整理蚕研所的图书、科技刊物并兼编印《四川蚕业》。1980年起任四川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情报资料室主任，《四川蚕业》首席责任编辑，前后共编辑出版《四川蚕业》15期，印数近4万册。为促进四川的蚕业发展，普及蚕业知识作出了贡献。

胡汉章

2026-04-04T13:36:51Z

辰羲：

胡汉章(1916-1999)
 胡汉章，浙江宁海人。毕业后做过私垫教师，工厂学徒，同时也开始了高中课程的自学。1941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机械系。历任空军总部第一航空发电机制造厂技士兼应用力学教官，华商铁工厂工程师。1947年进入交通大学机械系任教，1956年随校西迁，曾主持筹建交通大学精密仪器专业。1999年3月逝世，享年86岁。
 主要从事振动和刚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指导硕士研究生。讲授过公差与技术测量、优化设计与刚度计算等课程。编著有《公差与技术测量》。编译有《精密齿轮制造》。
 子女有胡立文、胡立武、胡立珊、胡立诗。
 
 胡汉章出生在浙东四明山中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漫山都是松树，低注处是翠竹，村子沿溪而建，依山而造。村子本姓蔡，而村里的胡家祠堂造得却很讲究，做工、雕工都很精细，据说祖上是南宋皇帝的御前带刀侍卫，子孙为避元兵追捕才躲进深山墩。胡汉章的耿直、忠诚、奋斗、仁义想必都是血液中流滴着，与生俱来的。
 胡汉章初中毕业时，家里已没有能力再给他经济上的资助了。他离家去当学徒，开始自强不息的奋斗生涯。胡汉章每天将高中课本撕几页，藏在帽子里带进车间，休息时躲在角落里学习，学好再粘回去，再撕几页。就这样坚持了五年，完全靠自学和坚持不的毅力考入国立浙江大学。
 那时浙江大学的教材、试卷和答卷都是英文的，胡汉章从此拼命啃英文。他每日只睡三四个小时，在路灯下苦读，直到成为班里第一。为练就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胡汉章在学校踢足球、打篮球，还是班里的三球队长。到毕业时，同一批考入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毕业。
 国立大学学费全免，生活费仍需自己解决，胡汉章靠贷款和做家教的微薄工资完成学业。因为囊中羞涩，胡汉章没有漂亮的皮鞋，只有他大姐给他的一双布鞋。雨天没有雨鞋，胡汉章舍不得这唯一的布鞋湿了，便将鞋脱下，夹在腋下，赤脚走到教室再将鞋穿上。种种艰辛没有压塌胡汉章，反而更激励他奋发图强。
 胡汉章学习成绩优秀，从浙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政府空军航空发动机厂工作，胡汉章对航空发动机的研究入迷，信心满满地认为一定能生产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航空发动机。后来由于胡汉章反对内战，便毅然离开了空军航空发动机厂，放弃了优厚待遇。1947年，胡汉章进入交通大学任教，那是胡汉章婚后第二年。
 由于当年在空军航空发动机厂的人员需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成了胡汉章挥之不去的历史污点。加上还有海外关系，每有政治风波，胡汉章就被要求写各种交代材料。胡汉章年轻时曾以多才多艺、幽默风趣著称，但到后来，他的性格变了，变得沉默赛言。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是胡汉章经历的第一场政治风暴。妻子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千金，胡汉章当时兼着学校金工厂负责人，被怀疑贪污，遂被隔离审查，怀疑的理由竟是家中经济条件较好，有时会请离乡的单身同事来家里小酌。运动中，每天都有人来家里找妻子谈话，吓得妻子瑟瑟发抖。胡汉章感到极度委屈和愤怒，因为他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一片纸，没吃外面一顿饭！最终澄清了这无端的猜测。
 尽管受到各种委屈和冤枉，但是胡汉章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听党的话，跟党走”；坚信“实事求是”。胡汉章将共产党员的16条标准一直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面，时刻教诲自己，希望能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并教导子女要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20世纪50年代初，胡汉章代表交通大学赴京参加高教部会议，被任命为华东组长，会议结束后，赋予交大的使命是筹建精密仪器专业，为新中国填补高精仪器空白。胡汉章怀瑞着强烈的报效国家的心愿，日夜钻研，认真筹划，自费购买了一书架的相关外文书籍。这些书至今仍保存在立武家中。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汉章响应国家号召，怀着强烈的事业心，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不休，凭着他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构思设计的关于车床的创新改良成果，终于代表交大参加高教部在北京举办的“大跃进成果展”。
 胡汉章上课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作为全国教材一版再版。为响应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号召，为获得更好的课堂效果，他执著地让子女们教他学讲普通话，努力改掉家乡口音。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国家需要，胡汉章都义无反顾，竭尽全力。
 当时学校领导希望胡汉章担任教研室主任，但胡汉章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党要求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标准，所以婉言谢绝。
 1964年，胡汉章参加“四清”运动，他听党的话，接受思想改造，一头扎进生产队饲养室，与饲养员老汉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头牵牛耕田，虔诚地希望能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西安交大的教授能那样干农活，一时间成为轰动当地及全校的佳话。
 胡汉章看到农民生活贫穷，他为此辗转反侧，给县领导写报告，建议发展木本农业，多种大枣、核桃、苹果，既可水土保持，又能增加农民收入。那一年，胡汉章被评为西北地区的又红又专知识分子，成为模范。同年，胡汉章被选派参加省社会主义公学学习。
 胡汉章认为，自己又向党靠近了一步。这是胡汉章在政治上脱胎换骨的新生时刻。胡汉章对党赤胆忠心，一心要按共产党章程中的标准改造自己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始，胡汉章报效党和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不能如愿，政治的风暴又一次将他刮倒，他被关进“牛棚”…
 从“牛棚”回家的胡汉章，没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信仰。尽管全家人被挤在一间屋子里，胡汉章已经没有了写字台，他仍用木板搭出一小块空间，继续读书研究，并教育子女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受外界“读书无用”的影响，告诚子女们：“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没有文化，要亡国的。”他希望子女能有一技之长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报效国家。”
 “文革”结束后，科技的春天给胡汉章带来了无限希望。他期望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我国的机床采用苏联技术，又笨又重，而德国的机床要轻巧许多，胡汉章决心设计“薄壁机床”。胡汉章本已通晓英、德、俄语，为查阅日语资料，在六十多岁的年纪开始学习日语。
 通过不断探索，终于使“薄壁机床”的理论研究获得成功。在即将进入实验阶段之时，由于种种原因，夏然而止，胡汉章只能将实验经费退回援助单位。对胡汉章而言，无法完成多年的心愿，其内心的痛苦和遗无以言表。
 胡汉章与生俱来的傲骨令他始终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坚信中国人能研制自己设计的“薄壁机床”。他继续苦苦探索，发现机床的强度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进行计算，如此便可以避免实验室的局限性。他经过大量实验证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英明见解！他十分兴奋，此后的几年间便再没有任何节日假期（包括春节），一头钻进数学研究的苦海。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要用计算尺拉，要用手摇计算机人工计算。终于“薄壁机床”的学术研究概要设计获得成功，胡汉章将研究成果交给国家机械工业部。正当胡汉章坚信自己事业的第二春来临时，不料癌症袭来，精力和体力无法再支撑他继续研究。
 生命的最后几年，胡汉章一方面与癌症作斗争，另一方面抱病练习书法，反复练习“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他一辈子所崇尚和追求的座右铭。在胡汉章的金婚纪念日，胡汉章将亲手撰写的作品“实事求是”献给妻子。这幅字，是胡汉章留给子女的无价之宝！胡汉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一生，深深铭刻在子女的心中。子女个个努力奋斗，全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胡汉章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生日，举杯感谢妻子：“谢谢你，我们培养了四个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国家有用之才！”
 一家之柱，百善孝为先。胡汉章大学快毕业时，母亲病重，弥留之际，看着胡汉章和大女儿不肯闭眼。胡汉章对母亲说：“您放心，有我一口饭，绝对饿不着大姐。”为了这句承诺，胡汉章养大姐三十多年，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已自顾不暇的“文革”中，在妻子支持下，对大姐始终如一，每月寄钱和粮票，直至病逝送上山。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胡汉章大哥去世。虽然大哥早年对胡汉章关心甚少，但家中有难，胡汉章义无反顾地给大哥两个未成家的子女寄钱和粮票。胡汉章肩上的家庭担子很重，妻子不工作，子女4人，每顿吃饱都很难，但当他看到教研室有更困难的同事时，总是慷概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胡汉章家庭责任感重如泰山。为给子女有好的条件培养情趣，西迁时，在上海为子女每人配买了手风琴和小提琴、网球拍、羽毛球拍等，唯独晒性自己的所有爱好。为让子女学习电机原理，竟将全新的留声机拆掉，为演示学习绕线圈动手练习而用。
 “文革”初始，家里突然神秘地来了三个农村装束的人，他们与胡汉章谈话气氛严肃。后来才知是胡汉章参加“四清”时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去北京告“御状”，因为走得匆忙，身上没有钱，来向胡汉章借盘缠。当他们遇到困境，首先求助最可信任的人，可见胡汉章为人正直，忠诚仁义，深入人心。
 妻子的弟弟承受不了“文革”冲击，撒手人寰，留下4个子女，他爱人没有工作。胡汉章与妻子商量与大哥共同承担他们的生活重担，直至孩子们长大成人。那时，妻子终日忧心仲，子女4人下乡当了农民，没有收入，现在又要加上几张嘴，怎么办？胡汉章宽慰她：“别担心，大不了我们全家都去农村，就当我们生了6个孩子。我会修自行车，会修电器，会裁衣服，我会教会孩子们谋生手艺，我们饿不死。”胡汉章很简单，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用他毕生的行动关爱着他身边所有的亲人和朋友。在胡汉章的字典中，“死”是最容易的，一了百了。在那些非常时期，胡汉章讲过：“我是不要脸，才活下来的。”父亲心中的大爱和对家庭的强烈责任感，让他战胜了那些非人待遇。
 胡汉章一生崇尚实事求是，融人他的骨子里的每一件小事。
 在“文革”初期，当年胡汉章社教的地区干部感觉当地有些做法不对，要去北京反映问题，来找胡汉章商量，向胡汉章借钱，那个时候，胡汉章给他们路费，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如果他们被打成反革命，父亲就成了同案犯。胡汉章一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仍然出手相助，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秉性使然。
 胡汉章的小哥，是国民党空军军医官，上海解放时就与胡汉章失去联系，从此再无任何消息。胡汉章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中如实写道：“没有联系，不知去向”，但是在那个年代，胡汉章从此就背上了“海外关系复杂，特务嫌疑”的罪名。“文革”结束后，西安交大分房，张榜公布住房得分时，有海外关系者可以加分。一时间，许多原来不敢公开海外关系的人都出现了海外关系加分，但是胡汉章的这一栏却是空的，有熟人感觉诈异以为漏填了，子女问胡汉章，胡汉章实事求是说：“我们和你小伯就是几十年没有来往，啥时间都要实事求是。”
 西安交大的公费医疗，只有教工本人可以享受，家属子女都属于自费医疗。一天下午女儿放学回家有些咳嗽，见胡汉章书桌上有瓶咳嗽药水，便拿起服用了一口，正赶上胡汉章回家，见状很生气，说道：“这是给我配的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公费医疗的药，你们不可以用的，不能养成占公家便宜的习惯。”说完便立刻带上女儿去交大卫生科花钱买了咳嗽药水。
 胡汉章有位亲戚是交大卫生科的医生，是其在西安交大唯一的亲戚，虽然关系很亲，但是胡汉章要求妻子和子女去医院看病，也必须挂号、排队，任何药物必须自己花钱才安心。今天这些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胡汉章就是这样，丁是丁，卯是卯，做人、搞科研都坚守实事求是！
 胡汉章像岩石缝中的一株劲草。一生受尽磨难，艰苦卓绝，很多梦想都未能如愿，始终秉承实事求是，从不自暴自弃，不怨天尤人，一生傲骨，奋斗不止。胡汉章把远大的梦想分解成为实实在在每天的行动。

盛和

2026-04-04T13:29:34Z

辰羲：

盛和(1913- )
 盛和，1913年4月生，江西省永新县人。山东省化工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解放前，曾任中国矿业公司、重庆私营六合建筑公司技术员，重庆华光工程事务所工程员，沈阳化工厂副工程师，以及天津化学公司工程师等职。建国后，他曾任华北企业部天津化学工业公司、重工业部化工局及太原工程公司工程师，化工部化工设计院、化工部基本化学工业设计院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山东省化工规划设计院主任工程师。

徐鸿方

2026-04-04T13:29:03Z

辰羲：

徐鸿方，江苏南通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在台湾石油公司工作。

乔礼秋

2026-04-04T13:27:40Z

辰羲：

乔礼秋( - )
 乔礼秋，湖北宜城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四川建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任教。

邓永璋

2026-04-04T13:21:26Z

辰羲：

邓永璋，贵州贵阳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解放前是贵阳中学校长，解放后任一中地理教研组长，后到教导处当干事。

郭大智

2026-04-04T13:14:59Z

辰羲：

郭大智(1917- )
 郭大智，1917年生，广东潮阳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电力工程专业。1987年10月退休。曾任长春793厂总工程师，并兼任省电力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元件分会委员等职。
 他在五十年代独自研究成功纸盆扬声器、铝镍三号恒磁合金，并组织试成金属氧化物软磁材料，为缓解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所造成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793厂担任总工程师期间。组织、指导研制完成全密封液体钽电解容器、脉冲储能油纸电容器新产品，应用于我国第一颗同步地球卫星上，运行效果十分理想，荣获电子部奖状}后又应用于发射电火箭上，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俞懋旦

2026-04-04T13:07:17Z

辰羲：

俞懋旦(1915— )
 俞懋旦，江苏江阴人，1915年10月7日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47年留学美国。1949年获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工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50年后，历任大连海军机械学校、海军工程学院教授，内燃系副主任，海军工程学院研究部部长、学院顾问，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内燃机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湖北省内燃机学会第二届理事长。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从事舰船动力装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海军培养了大批舰艇机电管理人才。1959年曾应邀参加铁道部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我国第一台大功率内燃机车的研制工作，为生产第一代内燃机车和海军高速大功率新型柴油机动力的研制做出了贡献。1978年参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双层隔振装置。

章景平

2026-04-04T12:50:03Z

辰羲：创建页面，内容为“章景平，浙江余杭人，1941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科经济系。 夫徐祖铭，安徽民政厅会计主任。”

章景平，浙江余杭人，1941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科经济系。
 夫徐祖铭，安徽民政厅会计主任。

蒋华秀

2026-04-04T12:47:28Z

辰羲：

蒋华秀(1919-1993)
 蒋华秀，浙江奉化人，1941年毕业于之江大学经济系。由李宗仁介绍嫁于白崇禧外甥韦永成（广西永福人，曾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蒋华秀婚后创办中正小学任校长，后在台北任私立静心中(小)学校长凡廿余年。
 
 蒋华秀为蒋介石亲侄女，系蒋介石胞兄蒋介卿的续妻单氏所生，嫁桂系红人，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有人称韦为”驸马”。
 蒋华秀出生于家乡溪口，在当地读完小学后，赴宁波市甬江女中读书。甬江女中是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创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在当时的中学中无论校舍、师资、设备都属上乘，宁波一带的大家闺秀多送往那里学习。在她中学读书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她的父亲受惊得病，华秀回家侍奉，拍电报告诉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回电：”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次日，果然送来10支人参，但已无济于事，蒋介卿于1936年12月27日一命呜呼。
 华秀在杭州浙江之江大学毕业后，浙江已是烽火连天，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南下浙东，1937年底杭州沦陷，当时蒋家把蒋经国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江西赣州看作安全地带，许多女眷都陆续转移到那里，蒋华秀也到赣州寻找保护，参加蒋经国主办的“干训班”工作。
 蒋华秀和韦永成的结合，关系错综复杂，可说是一对奇缘。
 韦永成，广西永福县太平村人，他是桂系第二号头目白崇禧的外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中山大学，当时不少国民党权贵子弟被送往该校培养，韦永成也在这股潮流中赴苏学习，和蒋经国成了同学。
 1937年4月，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在杭州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时在杭州之江大学念书的蒋华秀也奉召参加这次会见。言谈中，蒋经国讲到了中山大学同学的情况，夸韦永成聪明能干，潇洒英俊，年轻有为，是个人才。蒋华秀第一次听到“韦永成”这个名字，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当时谁也想不到，隔了三年之后，蒋华秀和韦永成竟结成了姻缘。
 韦永成回国后，李宗仁委任他为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还兼国防艺术社社长，广西日报社社长、前线出版社社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群乐社社长等职务，成为桂系新生代干将之一。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夕，李宗仁升任韦永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政治部主任，并遥兼第十一、二十一两个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台儿庄大捷中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
 1939年10月，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廖磊突发脑溢血去世，李宗仁、白崇禧对新任的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不放心，就派韦永成到安徽担任民政厅长，仍兼第十一、二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已届而立之年，但由于要求太高，迟迟未能成婚：他手下的会计主任徐祖铭的妻子章竞平。是蒋华秀在之江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主动表示愿为韦厅长牵红线，把同学介绍给他：韦永成听说是第一家庭的千金，怦然心动。经过章竞干千里赴赣，游说蒋华秀，终于在1941年10月把蒋请到了安徽临时省府所在地立煌县(今金寨县)，韦、蒋见面之后，互生爱慕，终订婚约。
 韦永成主张在安徽完婚，蒋华秀则意欲到重庆叔父处办喜事，最后韦永成依从蒋华秀，二人上路赴渝。蒋经国听说堂妹要与桂系干将结合，十分反对，即电告乃父，要求阻止这门亲事：蒋介石素与桂系有隙，当然不愿与桂系要人结亲，就命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韦，蒋路过西安时设计截留蒋华秀：胡宗南依计而行；把韦永成请到军部接风，派人到旅馆接走蒋华秀。韦永成找不到蒋华秀，只好单独到重庆，向时任副参谋总长的娘舅白崇禧求救。白崇禧要他向宋美龄疏通。韦绐宋写信并附华秀表示一心向他的亲笔，宋颇受感动，向蒋介石进言：”既然华秀对韦一片真心，永成又如此多情，你为什么要逼他们分开呢?要知道，伤害他人的感情比谋财害命更可恶厂蒋介石无可反驳，也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宋美龄偕韦永成乘飞机去西安，接来华秀，并亲自为他们主婚，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蒋华秀与韦永成结婚后，同赴安徽任职，由于她既是委员长的亲侄女，又是民政厅长的夫人，所以很快就哎了安徽妇女界领袖，被推为安徽省妇女联合会的理事长。蒋华秀关心教育，经过多方奔走，筹集经费，在韦永成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立煌县办起了一所中正小学，她自任校长，他们夫妻在安徽过了四年的战时生活，工作繁忙，家庭幸福。
 1945年抗战胜利，韦永成离开安徽，担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1949年冬，他携妻子东渡台湾，仍任立法委员，蒋华秀在台北又办了一所小学，继续沿用“中正小学。之名。1952年，蒋纬国的妻子石静宜去世，为纪念这位堂嫂，蒋华秀把自任校长的这所学校改称“静心小学。。
 韦永成晚年瘫痪，已于前几年去世。蒋华秀念念不忘家乡，于1991年实现了祭祖探亲的愿望，在祭扫其父蒋介卿之墓以后，在溪口台胞服务中心设宴三桌，欢聚亲友。不料回台湾仅过了两年，即患病去世。

徐道觉

2026-04-04T04:53:22Z

辰羲：

徐道觉 Tao-Chiuh Hsu (1917—2003)
 徐道觉，著名美籍华人细胞生物学家。徐道觉曾担任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是该学会首位华人主席。有“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之父”（“Father of Mammalian Cytogenetics”）之称。
 
 1917年4月17日，徐道觉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市。1932年，徐道觉毕业于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一中（即今杭州第四中学）。同年，徐道觉考入位于杭州的浙江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当时由浙江大学代办）。1936年至1941年，徐道觉就读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并于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中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是徐道觉大学期间的教授。徐道觉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谈家桢选为讲师，留校任教（当时同为谈家桢助教的还有[[刘祖洞]]和[[项维]]）。徐道觉并在谈家桢指导下攻读遗传学研究生课程，获得理学硕士学位Ω。
 1948年，徐道觉赴美国留学。1951年，徐道觉获得美国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亦称：德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早期，徐道觉在德州大学医学院（加尔维斯敦市；英文：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师从查尔斯·伯梅瑞特（Charles Pomerat）。1953年，徐道觉被聘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1955年，徐道觉成为德州大学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今为安德森癌症中心；英文：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位于休斯敦市）实验细胞学研究室（后易名为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亦位于休斯敦市）的主任。1955年，徐道觉升任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正教授。1980年，徐道觉成为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首席教授（首任）。徐道觉服膺安德森癌症中心超过30年。
 2003年7月9日，徐道觉因癌症病逝于他所工作过的德州大学安德森医院，享年86岁。
 
 学术成就
 徐道觉在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领域有多方面的贡献，按时间顺序主要有：
 1. 1952年，徐道觉不经意间发现采用低渗溶液预处理人类染色体制片能得到分散得非常好的分裂中期染色体，从而为精确确定人体染色体数目以及其他哺乳动物染色体数目奠定了有效方法。
 2. 1961年至1963年，徐道觉成功地诱导染色体特定位点的断裂，最早报告了染色体的“脆性位点”。
 3. 1971年，徐道觉建立了染色体C显带技术。
 4. 1983年，徐道觉提出诱变剂敏感性与环境因素致癌作用相关的假说，该假说于1989年被实验证明。
 5. 1992年，徐道觉建立了测量抗氧化剂效率的可行方法。
 徐道觉一生中最大的学术业绩是开创了能精确确定人体细胞染色体常数的方法。这种在染色体制片过程中采用低渗生理溶液预处理的方法是徐道觉在不经意间发现的。然而，可惜的是徐道觉错过了精确确定人体染色体常数的机会。
 1995年的《美国医学遗传学报》刊登了徐道觉的自传，长达22页。其中显示至1995年，徐道觉已经发表有338篇论文和著作。2001年1月的私人通信中显示徐道觉的论文约有400篇。
 
 荣誉
 徐道觉是少数能挤入美国学术主流华人领袖级人物，曾被推选担任第13届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1973年—1974年）。美国细胞生物学会（英文：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缩写：ASCB）代表了世界细胞生物学领域研究的的最高水平，历届主席人选中不乏细胞生物学的泰斗级人物，包括2009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英文：Elizabeth Blackburn；ASCB 1998年主席）。
 徐道觉曾获得1996年的UTMB GSBS杰出校友奖（1996 Distinguished Alumnus Award）。徐道觉也曾获得纽约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New York）的杰出成就奖。

华人美国学会主席

2026-04-04T04:51:48Z

辰羲：创建页面，内容为“ * 赵元任（英文：Chao Yuen Ren）：江苏武进人（生于天津），1945年美国语言学会（英文：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主席； * 李景均（英文：C. C. Li）：天津人，1960年美国人类遗传学会（英文：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主席； * 陈省身（英文：Shiing-Shen Chern）：浙江嘉兴人，1964年美國數學學會（英文：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副主席； * 吴…”

* 赵元任（英文：Chao Yuen Ren）：江苏武进人（生于天津），1945年美国语言学会（英文：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主席；
 * 李景均（英文：C. C. Li）：天津人，1960年美国人类遗传学会（英文：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主席； * 陈省身（英文：Shiing-Shen Chern）：浙江嘉兴人，1964年美國數學學會（英文：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副主席；
 * [[吴健雄]]（英文：Chien-Shiung Wu）：江苏苏州人（生于上海），1975年美国物理学会（英文：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主席； * 何炳棣（英文：Ping-ti Ho）：浙江金华人（生于天津），1975年/1976年美国亚洲学会（英文：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 * 錢煦（英文：Shu Chien）：浙江杭州人（生于北平，今北京），1990年/1991年美国生理学会（英文：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主席，1992年/1993年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英文：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主席，2001年/2002年美国医学和生物学工程学会（英文：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主席； * 钱永佑（英文：Richard W. Tsien）：浙江杭州人（生于贵州大定），1987年/1988年普通生理学会（英文：Society of General Physiologists）主席； * 徐遐生（英文：Frank Shu）：浙江温州人（生于昆明），1994年/1996年美国天文学会（英文：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主席； * 胡流源（英文：Savio L-Y Woo）：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美国生物力学会（英文：American Society of Biomechanics）主席，美国骨科研究会（英文：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主席； * 毛昭宪（英文：Van C. Mow）：浙江宁波人（生于成都），美国骨科研究会（英文：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主席； * [[贺斌]]（英文：Bin He）：浙江人，2009年/2010年IEEE医学和生物学工程学会（英文：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主席。

章臣懿

2026-04-04T04:47:13Z

辰羲：

章臣懿( - )
 章臣懿，江苏江阴人，1937年毕业于南菁中学，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52年到南菁中学任教，1956年随丈夫周华章教授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1957年随调北京到清华大学化学教研组任教，1973年退休。

傅圣瑛

2026-04-04T04:45:18Z

辰羲：

傅圣瑛，江西南昌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南昌二中化学教师。丈夫为浙大校友[[向壔]]。

沈自敏

2026-04-04T04:34:54Z

辰羲：

沈自敏(1919-1997)
 浙江富阳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研究生。1947—1949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半时助教。1949年进入华北大学四部工作，1950年随华北大学转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97年去世。
 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合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并译《国名人传记辞典》等。
 
 http://jds.cssn.cn/xrfc/bstr/201605/t20160506_3327427.shtml

毛振琮

2026-04-04T04:22:37Z

辰羲：

毛振琮(1915—1959)
 毛振琮，宝应县城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留校任教，两年后入昆明西南联大，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民国33年考入教育部留英实习生，民国34年在英国马拉德电子管公司研习光电管和荧光灯制造技术，民国36年学习期满回国。当年即应上海亚浦灯泡厂之聘，搞荧光灯试制项目，于民国37年研制成中国制造的第一支长寿命荧光灯，从点亮之日起，昼夜不熄，直至60年代，仍光亮如初。
 建国后，毛振琮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机电研究所副研究员，去长春工作。当时研究所内设备简陋，他亲自动手，制作设备，并制作银氧铯光电阴极。北京电影局闻讯，派人前来洽谈，按样管要求，仿制放电影声带的锑光电管。当时所内颇感为难，但毛振琮毅然答应。他仅凭一支样管，找资料分析研究，几经测试，竟于较短时间内，制成带有一级倍增的锑光电管，经北京电影局试用，性能良好。
 因工作需要．毛振琮自学俄语，边学边用，翻译普式直著《氧化物阴极中的物理现象》，查廖夫著《电子管的结构与计算》等。他工作作风严肃认真，几年中呕心沥血地在青年中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科研作出了贡献，本人也被提升为研究员。
 1956年，我国制订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提出了建立包括电子学研究所在内的4个研究所的措施，其中电子学研究所，由中科院原东北分院与北京共同组建。筹建中，毛振琮竭尽全力，也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该所建成后，他即被调任来北京。
 1957年，中科院派毛振琮等3人去苏联科学院电子所学习交流。在此期间他两次剧烈腹痛仍然坚持，直至卧床不起，于1958年10月回国，住入北大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晚期胃癌，延至1959年6月3日与世长辞，时年44岁。死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霍少成

2026-04-04T04:20:31Z

辰羲：

霍少成(1917- )
 霍少成，1917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长兴县。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资深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霍少成先生于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之后进入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担任技术工作，为我国第一家飞机发动机生产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46年到1949年公费赴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深造。回国后，曾经先后在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以及为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的规划设计工作。1950年受聘任江南大学教授，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来到南京工学院任教。先后担任机械教研组主任和机械系副系主任。
 从在南工组建和领导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以来，霍少成先生为院系专业建设努力工作了几十个春秋，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招收和指导研究生起，七十年代从机械振动噪声问题人手，确立了机械工程动态设计学科研究方向，建立和凝聚的学术梯队，已经完成了几十个研究和生产方面的项目。其中有八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次省重大科技攻关以及两项原机械工业部攻关项目等，并多次获得部和省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在全国同行中科技水平和成果名列前茅。
 几十年来，霍少成先生精心培养了几代“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的著名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校的骨干或领导决策者。
 霍少成先生历任“全国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指导委员会”第一任副主任以及全国机械动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副理事长。他对全国工科院校的机械制造学科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霍少成先生在历次运动中，长期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磨难。但是他仍然坚持为学生为学校勤恳工作，坚持研究和带研究生工作直到70岁以后方告退休。

朱维藩

2026-04-04T04:16:49Z

辰羲：

朱维藩(1916- )
 朱维藩，男，1916年7月出生，云南盐兴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历任贵州农学院园艺系教授、植保园艺系副系主任，中国园艺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第四、五、六届理事、贵州省园艺学会四、五、六届理事长、省园艺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朱维藩前后主持科研多项，尤其主持“贵州刺梨资源调查及综合利用研究”，获省级多项成果奖，发表科技论文40余篇。多次参编和审定《果树栽培学》、《中国果树栽培学》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等教材和著作。另在对青年教师、硕士培养、学科建设等工作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朱维藩教授于1986年离休后，仍继续为推动贵州园艺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是省政府园艺方面的参事，并亲临各地进行果树生产的科技普及和指导工作，得到贵州各地领导和同行们的高度赞扬。

潘传烈

2026-04-04T04:12:05Z

辰羲：

潘传烈，江西九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天津轻工业化学研究所工作。

周恩济

2026-04-04T04:03:16Z

辰羲：

周恩济(1917-2010)
 周恩济，浙江杭州人，河海大学教授，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后又师从[[涂长望]]，1943年获浙大硕士学位。1951年当选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曾任复旦大学讲师，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台长，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初应政府邀请回国参加工作。历任天津大学水利系副教授，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水文气象教研室主任，河海大学教授。
 主编有《气象学》，合编有《英汉水文学词汇》。合著论文《印度洋海温与长江上游旱涝关系的初步分析》等。长期从事教学兼科研，致力于“水文气候学”的研究工作。
 
 周恩济教授于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杭州市。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科，随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地学部，师从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先生，于1943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至1949年7月先后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从事航空气象预报工作。在此期间，周先生为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7架起义飞机飞回祖国大陆提供了正确的气象预报，为中国民航事业立下了功劳。周先生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成为美国气象学会会员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1951年2月，周先生应其导师、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先生邀请，放弃了在香港优厚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北京。在北京期间，他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央军委气象局从事英文和俄文翻译工作，并参与中国科学院主持的《气象学名词》编审。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应其中学同窗严恺先生邀请，到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任教，直至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周先生为开创中国水文气象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他为中国水文专业撰写了第一批水文气象学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教材，此后长期主讲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中国气候、气象预报、农业气象等课程。此外，他亲自编写讲义并主讲地质学与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水文测验学等课程。他于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水文学家奥基耶夫斯基的专著《陆地水文学》，填补了中国高等学校当时急需陆地水文学教材的空白，对建立中国陆地水文学教材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周先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文气候学(Hydroclimetology)硕士点，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水文气候学研究的人才，这些同学现在都已在国内外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周先生讲课概念清晰、重点突出、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和同事们的钦佩。周先生对学生满怀深情，学生们从不同国家回来看望他，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他常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不断得知弟子们从不同国度传来的成功喜讯。”周先生带领他的团队长期从事长江上游洪涝与干旱长期预报研究。他基于气候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气候系统外部的强迫作用，研究了长江上游旱涝与南极海冰、北极海冰、印度洋海温、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及EINiño、北大西洋海温、青藏高原积雪等物理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取得了系统且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成果，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中国水文气候学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以周先生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卓越的研究才干，他本可以为水文气象科学做出更加重大的贡献。然而，1958年，厄运突然降临到周先生身上，他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平反。20余年间，他被迫在水文系边工作、边接受“监督改造”，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折磨。可是周先生在逆境中依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校不允许学生称呼他老师而直呼其名、上课时无需起立敬礼的情况下，他仍把课程讲得有声有色；在不能在教材、论文署名的情况下，他默默无闻地以水文系或其他人的名义，编写和编译了大量讲义与教材；在金湖农场种地养猪的日子里，他与刘光文先生精心编纂了收词达42000余条的《英汉水文学词典》。平反以后，有同志谈起他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周先生却说：“回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我至今不悔。”何等令人敬佩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