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有余

杨有余(1919- )
杨有余，江苏江宁人，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先后在河北塘沽永利碱厂、天津碱厂工作，高级工程师。1978年获天津市先进生产者称号。

他焕发了青春——记杨有余工程师

一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天津碱厂杨有余工程师特地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党章。他把这新党章看了又看，琢磨了又琢磨，对照了又对照，终于，在当月二十五日的夜晚，以献身共产主义的最大决心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的结尾，他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都在觉醒，我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深刻地感觉到，一个人，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过去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新社会人民生活改善，心情舒畅，延长了二十年，变为'人生九十古来稀'了。我现在六十岁，再干三十年，正好九十岁。我希望我能看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希望党在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长征中考验我。”
杨有余工工整整地写完最后一个字，已是深夜，周围一片寂静，他环顾了一下他的卧室——这是一年前重新分配给他的一套单元住房，然后稍微活动一下那本来已成残疾又因今晚写字过多更觉酸痛的右臂，便摊开被褥上床休息。疲倦使他很快地合上了双眼，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下半夜，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不断地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
杨有余想了很多很多。他想起他这一生走过的道路。他的祖、父两代都是工人，父亲死得早，是他那个锅炉安装工的伯父把他抚养大的。他上大学，主要靠助学金，少量的靠伯父的接济。他曾随着竺可桢校长领导的浙江大学，在抗日的烽烟中颠沛流离。他进工厂，始终没有离开过“永利”，从永利川厂到永利沽厂，再到现在由永利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天津碱厂，他经历了一个工厂从民族资产阶级经营到公私合营最后到国营的全部历史进程。科学工作者是讲求实际的，杨有余的出身经历使他能够对新旧社会作充分的对比。他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胜利的旗帜。
杨有余想着想着，忽然眼睛有些潮湿了，他那满口假牙（这是他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证据之一）也似乎有些颤抖。他的眼前浮现出几个伙伴：那对人对事极为热心的刘学松工程师，那身材高大、擅拉胡琴的朱文虎工程师，那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钱沂科长……，仿佛昨天还和这几个伙伴在一起演唱京剧，高谈阔论，如今却已成为隔世了！这些人如果活着该多好啊，他们一定会比自己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杨有余不觉闭上痛苦的双眼，锁紧了那布满皱纹的眉头。这表情，是近十年的烙印，每当面部出现这样的表情，心头就象针扎般的疼痛。

二
对于善良的、可以说与世无争的杨有余工程师来说，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岁月，至今还象一场恶梦。
先是，他糊里糊涂地被抄了家，游了街，不久又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宅。他和刘学松、朱文虎、钱沂以及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正常交往、文化娱乐被凭空说成搞“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逐步扩大到一百多人。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二·二一讲话”，“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恶浪更席卷了全国各地。一帮暴徒头天刚用令人发指的酷刑逼死了刘学松工程师，第二天又将杨有余关进他们私设的、可与渣滓洞相比的“六十三号”冤狱。他们逼他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电台报务员、国民党接收“天碱”小组的头子、裴多菲俱乐部老板、国民党书记等等头衔，还要硬逼他交出根本就不存在的“特务电台”。他们把他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的黑暗的小屋里折磨他，拷打他，逼他招供。杨有余曾经看过小说《红岩》。他不禁对他面临的严酷现实产生了可怕的怀疑：“这是什么地方啊？这难道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当杨有余抚摸自己身上创伤的时候，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他想到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了破坏，他想到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遭到了践踏，这该是多么痛心、多么难以让人理解啊！
杨有余在那样的活地狱里一住就是一年零八个多月，这才真正是度日如年啊！当他们不得不把他放出那私设的监狱时，他面部浮肿，步履艰难，神情呆滞，奄奄一息。他走进那被扫地出门后暂住的十平方米潮湿的房屋，老伴和女儿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她们抱着他哭了很久很久……。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比起刘学松、朱文虎、钱沂来，他还算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杨有余没有向妻女透露在“六十三号”冤狱中所受的摧残，一是怕他们伤心，二是他对那帮暴徒的行径还心有余悸，他只是把他满腔的悲愤埋藏在心头，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这海样深的冤屈会得到昭雪。
开罢一年的春花，又掠过另一年的秋月，前面等待他的仍象大沽口外的海面茫茫无边；雪花飘了一冬又一冬，酷暑过去一夏又一夏，眼前能够看到的仍然是“四人帮”暂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沉沉暗夜。难道历史会这样继续下去？不，不能！绝对不能！任何倒行逆施终归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洪流，杨有余朝思暮想的那一天毕竟来到了，这就是一九七六年金色的十月。可以想见，他的兴奋，他的欢乐，他的希望，比别人要更加深厚，更加强烈。不过，这位老工程师还是太天真了，他还不能一下弄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道理，“四人帮”虽然倒台了，“四人帮”在天津的阴魂还在，他们还要千方百计捂住揭批“四人帮”的盖子，能捂多久捂多久。这样，又整整过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天津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下，才算搬开了僵尸。天津人民荻待了第二次解放，杨有余也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三
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杨有余拖着残躯走出“六十三号”冤狱，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共天津碱厂委员会给他正式平反昭雪，有八年还要多一点的时间，它相当于抗日战争那么长的一段岁月。杨有余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盼了八年，想不到在六十岁的时候，竟为个人以及成千上万个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者得到伸冤，盼了又一个八年！
但杨有余并没有消极等待，更没有悲观失望。从他走出冤狱的第一天起，他不是回过头来无尽无休地抚慰自己的创伤，而是首先想到如何继续发挥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出狱以后，他仅仅在家休息一天，就立即投身到工作中去。和他相识多年的老工人、老同志，深知杨有余的为人，他们并不歧视他，也不相信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罪名。当时，正赶上锅炉需要改造，车间负责人立刻想到杨有余，怎么能让一个热工工程师整天在那里掏煤灰呢？他们毅然决然把改造三号锅炉的任务交给了这位老工程师。杨有余眼圈里含着激动的泪花接受了任务，他没有辜负车间全体职工对他的信任。他每天查资料，搞计算，绘草图，制蓝图，本来应当几个人担负的工作，他一个人都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来。他无论冬夏，五点就起床骑着那辆破自行车进厂了，每天干它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三伏天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洋灰地上，严冬里也不顾冻得有点发麻的双手，日日夜夜，任劳任怨。当他那被扭残的右臂抬不起来的时候，他用左手架着右手执笔作图。他为能给社会主义添砖添瓦感到由衷的欢乐。如果说“六十三号”冤狱使他增加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造三号炉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他总是主动而又虚心地听取工人的意见，采纳工人的建议。因为缺乏经验，三号锅炉的整个改造过程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两年辛苦不寻常”，改造终于成功了。三号锅炉原来的蒸汽发生量是每小时十八吨，现在提高到三十吨，这就给天津碱厂主要产品纯碱的增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当三号锅炉改造成功正式运转那天，杨有余围着那庞大的锅炉前后左右看个不停，他那不大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他那依然留着伤痕的右腿似乎变得灵活了，他那抬不到自己头顶的残臂也在不停地挥舞着。此时此刻，他变得那么年轻，那么快活，一切刚刚经历过的惨痛往事都在这一瞬间淡然了。在这位工程师的内心深处，追求的不是鲜花，不是奖状，更不是赞歌，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为社会主义作出成果，这对于杨有余来说，才是最高的奖赏。
假若有人问：是什么治好了杨有余身上和心上的创伤？除了冤案的平反昭雪，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愈来愈加汹涌澎湃的激情。正是这激情，推动他仅仅用了改造三号炉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七号炉更加彻底的改造，接着又在比七号炉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十号炉的改造。
当锅炉里熊熊的火焰燃烧着，仪表上显示出蒸汽增加的吨数，杨有余一面摇幌着脑袋和工人说着话，一面高兴地笑了，笑得象个纯真的孩子。

四
杨有余并没有陶醉在自己一点小小的成就里，也没有因为昭雪平反感到自己有什么老本可吃。他用右手食指点着自己的鼻尖，然后又突然向前伸直了右臂，用他那尖细而又微嫌沙哑的嗓音说道：“凡事要向前看！”他就用这样一句话表明了他的坚强的信念，或者说他从六十年生活中得到的唯一正确的结论。
基于这种信念和结论，他在脑子里不断开动机器，他不仅是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在思考问题，而且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主人在探求各种社会问题的答案。当北京来的一位记者找他采访的时候，他向对方陈述了对于发扬民主的看法，对于节制生育的见解，他是那样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希望通过记者把他的意见反映给党中央。他甚至还为供汽车间一个技术员的住房问题多方奔走，呼吁对这位技术员的困难给予适当的解决。他挥动着两只拳头发表自己的看法说：“一个人没有后顾之忧，他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间去了，那发挥出来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广播电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杨有余一遍又一遍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听着，他感到心头刮起一阵阵春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象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特别对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句话，他琢磨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十年来，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灾难性的破坏，我们的国家已经远远落在人家的后面了。作为一个热工工程师，他知道现代锅炉已由负压转变为正压，而科学技术是脚踏实地的东西，我们国家要想完成这个转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由锅炉技术更可以想到其他。
技术落后，人材缺乏，但我们是一定要赶上去的，一定会赶上去的，在杨有余看来，三中全会就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新的动员令。
“如果他们活着……”杨有余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中，有时情不自禁地想起许多老伙伴，想起刘学松，想起朱文虎，想起钱沂，也想起他那已经故去的老师一级热工工程师吴览庵……，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他感到自己的肩头似乎增添了分最：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为了死去的伙伴师友，为了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他必须毫不停歇地干下去，再干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不但要继续改造旧锅炉，而且要设计、制造崭新的锅炉。
一个共产党员最可贵的是什么呢？难道可贵的就是一张党票？就是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级党委的批准？不，所有这一切毕竟只是个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质，是灵魂深处。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我们欢迎一位老当益壮的工程师正誓无反顾地投入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行列。党的大门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敞开的。
工程师杨有余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验，六十岁的杨有余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焕发了青春。
青春长在！青春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