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1 月

马大观
灵隐寺告急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向世界宣战》。
当天傍晚，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亨德利钟表店”牌子被砸了；“顺昌服装店”的牌子砸了；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的橱窗贴上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烂荣宝斋”。“荣宝斋”在劫难逃，命在旦夕……
1966年8月23日，杭州的红卫兵也开始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黄龙洞、净寺、岳王庙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接连被破坏。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们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
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本应该是放暑假的时节，却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刚刚被点燃，浙大的全体师生一个也没有走，准确地说，一个也不敢离开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之中。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浙江大学学校的领导权力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由于校党委所谓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打压了革命群众被靠边站；取而代之的省委工作组也因“落后”形势，“背离”革命路线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整个浙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四旧”的条条罪状，但是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却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和抱着不同的态度静观杭城红卫兵“破四旧”中的种种劣迹。
8月23日晚上，浙大机械系铸造专业1962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了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杭州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被砸、净寺被砸、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后，大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同学们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会场是一片让人窒息的沉寂。
根据当时红卫兵“破四旧”的势头，大家分析“破四旧”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灵隐寺”。会场内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接下来大家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同学们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想法。最后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清早，周城镐和林成孚同学步行穿越玉泉旁的杭州植物园向灵隐寺出发，他们在灵隐路洪春桥站搭上开往灵隐寺的7路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寺。
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气势恢弘的殿宇正沉浸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泉水的淙淙声和鸟儿的啁啾声把环境衬托得更加幽静。灵隐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已经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灵隐寺早就成了空寂的寺院。
天王殿是灵隐寺山门内第一重殿，此时正门紧闭，只有东西两边的侧门依旧洞开。周、林两位同学经侧门穿过天王殿，直奔大雄宝殿。巍巍的大雄宝殿，重建于清光绪末年，属单层三重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寺院建筑中极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周、林两同学走出大雄宝殿重新进入天王殿，忽然感到天王殿内的气氛与原先有些不同。放眼看去，猛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个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个远离他们站着的老僧，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的一举一动。周、林两同学从那几位年轻人的举止判断，他们肯定不是善者，他们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红卫兵探哨。
就在周、林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二十余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个个显得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在“××中学红卫兵”旗帜的招引下，队伍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此时，人们终于看清了，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两位同学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同班的同学，这令周、林两同学大喜过望。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行动巍巍颤颤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就是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叫喊，大殿才有了坚固的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大殿的外边，为后来增援灵隐寺的浙江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到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红卫兵们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
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红卫兵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
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红卫兵的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文革”初期浙江大学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闻名杭城，在学生界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我们要辩论”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大学生们心中明白，要是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竟然没有安装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大家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人，约摸三十来岁。原来他一直站在旁边关注着双方发生的冲突，是留此地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却有点不知所措。这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有人接听电话，也无法对全体师生做出决定。经大家商量还是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这边的紧急情况向全校革命师生广播，就说灵隐寺告急，希望广大革命师生紧急支援。
话分两头说。
正当守护天王殿的几个人去打电话的节骨眼上，守方和攻方力量上的对比显得悬殊起来，台阶下的红卫兵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要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带领大家连声喊出“我们要辩论！”的口号。正义的口号声居然吓退了红卫兵的进攻，它像轰雷冲破清晨的寂静，在灵隐寺的上空久久回旋。面对着对手突如其来的一招，“要辩论？辩什么呢？”红卫兵们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话再说回浙大校园里的情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浙大广播电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同学打去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过后，浙大广播电台轮番播出“灵隐寺告急”的通告，老和山下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通告”像一把火，把近万师生的心点燃了……许多人聚集到高音喇叭底下，以便听清播音的内容，大家都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已经有不少的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这是一支散乱的、衣冠不整的队伍。队伍中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鞋子或拖鞋的有，甚至光着膀子，连衣服都来不及穿的也有……但是，共同的目标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使这支无领导、无组织的队伍竟然步调一致地向着目的地进发。
盛夏的杭州天气热得像蒸笼，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只顾拼命地朝前奔跑。当队伍抄近道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
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
浙大学生的大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前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
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类似万人马拉松比赛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大同学们终于盼到了“救兵”。当看到支援的同学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激动得热泪盈眶。只见新到的浙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
此时的大殿已经成了再也攻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大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
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大师生们“化整为零”。
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疲于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仍然严峻，双方的对立情绪十分激烈，冲突一触即发。
事件引起省市领导的关注
灵隐寺发生的群众严重对峙的消息传到了省、市政府，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省、市政府派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士同志、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前来灵隐寺处理情况。此时的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剑激烈地辩论着，间或还有打骂动粗的场面出现。
为了避免因秩序混乱发生严重的群众冲突，赵、顾两位领导决定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泉亭协商解决双方争端，同时传达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名胜古迹的几点意见。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加上双方又各执己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出现僵局。
赵士同志再一次请示浙江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赵士于当晚就灵隐寺留和去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请国务院作最后定夺。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峙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双方代表的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精神。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紧张激烈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的浙大学生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故晚上仍要继续坚守阵地。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到了深夜，飞来峰山下的暑气一扫而光，凉飕飕的山风吹得守夜人抖抖索索。许多浙大学生还身穿背心，怎抵得住这股山谷中的冷风？园林工人看在眼里，他们折回住地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挡寒。
灵隐寺终于在危机中平安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杭城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
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文稿一经大家通过，能写一手好字的徐景崧同学就在寝室以床当椅，伏着那张几人共用的大桌子，在薄如蝉翼的蜡纸上一口气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全文刻完。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小小的寝室内人头攒动。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张同义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为首，自告奋勇承担了到杭州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杭城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解放街的百货公司一带是大字报张贴的中心区。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中山中路等地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放；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油印《告全市人民书》，犹如一颗炸弹在杭城“爆炸”了，在广大市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难以计数的声援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行动显得惊心动魄，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每个字将近达1.5平方米）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这一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显得那么气势磅礴，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食品——不少守护大殿的同学们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革命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地进入灵隐寺，声援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其中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有了浙江美术学院革命师生的加盟，使大学生辩方的论据更加充分有力。因为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当时该学院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普通大学生懂得更多。
灵隐寺再次告急
8月25日在铸造62－1班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终日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平安夜。
可是，8月26日深夜，灵隐寺再一次告急！
晚十一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急促的铃声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第一个伸手接电话的恰巧又是周城镐同学。
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某中学的红卫兵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把这个坏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瞬间，只见全校各个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涌去。
好在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一些应急的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各种汽车。汽车发出一阵阵轰鸣声，风驰电掣般地向灵隐寺方向飞驰而去。大部分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地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
这一回来的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构筑起来的防线。面对坚固的阵地，红卫兵的进攻根本无效，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
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终于爆发（幸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燃烧物——煤油。
灵隐寺终于逃脱了一场烈火之灾。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唯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总理值班室来电
8月27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同志接电话后当场记录，马上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童小鹏同志书面回函证实，他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总理指示。此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了。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的一块大岩石旁边临时搭建一个小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总理的指示。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同志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记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略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重要指示！”等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因为大家认为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
（另据《浙江档案》2006年9月王革新“‘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若干问题考证”一文的记载，当时在场的中学红卫兵不相信电话记录，认为那是走资派编造的。他们提出，除非亲耳听到周总理指示，否则誓不罢休。在此情况下，省委决定第二次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决定：可以现场拉专线。于是，由省军区将专线架设到灵隐，通过高音喇叭现场传达周总理指示。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点文物，是世界着名的宗教圣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听到周总理指示后，中学红卫兵当晚全部撤离了灵隐寺场区。）
总理办公室来电鼓舞了大家，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革命群众奔走相告，欣喜万分。
人们都还记得：在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从国库拿出宝贵的一笔经费，用来修复部分倒塌的灵隐大殿和遭受压毁的释迦牟尼佛像；1956年正值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大佛的石膏稿样，当场指示说：“佛像的脚应该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传统。”
（尾声）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全部一个不留地撤出灵隐寺场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掉转方向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突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
现场的人开始一怔，后来大家似乎突然明白了个中的玄机，于是跟着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不是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尽管中学生们在“破四旧”中表现出疯狂和无知，但是他们毕竟是无辜的，他们是被愚弄的受害者。
热烈的欢送场面显然感染了撤退中的红卫兵，他们的精神似乎也振奋了许多，沮丧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随后，杭州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深深地、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江南着名禅院灵隐寺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王骥程
1953年我在浙大化工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前些年先后担任过物化和化工原理的助教和化工原理实验室主任。从1956年起伴随着“化自”专业的筹建、成立、发展、壮大之路走了过来，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太多太多。有一些经历，我实在难以忘怀，这里也只能摘其点滴。
创办专业是“一面倒”，学习苏联办学的做法，教育部希望浙大办一个苏联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的专业。学校授意电机系与化工系慎重研究。在专业基础课中，电类课程较多，但“化工原理”也被纳入，专业课中有调节原理课，化工系教师一般都不大了解这门课程，当时挂靠在化机专业的筹备小组，请教了王仁东先生，他直率地说此课他可担当。1956年教育部将此专业正式名为“化学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为此原归电机系下属的专业改属了化工系。几年后全国同类专业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上认为用“化自”取代“化仪”能更好反映专业的性质，这就是长久简称为“化自”专业的由来。
第一届专业招生前夕，专业教师队伍并未形成，因此大家深感压力巨大。归属之变也引发了第一届新生的“专业思想”问题。按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有一次“专业介绍”，这一任务落在我的肩上。为此，我专程去“南京永利宁化工厂”参观学习，并邀请厂仪表车间工程师来校。先请他介绍，后由我作补充发言，介绍完后征询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那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微笑着问我：“老师！听了你的介绍，专业搞的是一些区区小仪表！我的志愿是想读电类专业，在长江三峡筑水坝，用长江水发电造福人民啊！”接着他又问：“本专业有教授吗？老师你还不足三十岁吧？”我听懂了他的话中意思。我没有生气，深感他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好学生。我想同学们对学校和教师有高要求是对的，我们不能误人子弟，一定要尽力办好专业。事实是我们师生在共同努力中一起成长，那位发言同学，毕业后热爱“化自”专业，毕生献身于“化自”工作，现在连他的儿子也在从事“现代化自”工作。这位同学名叫王文琦，我与他至今保持着联系，有着浓厚的师生情。
通过那次与他的对话，我发觉了有两方面问题：
（1）学生们考入浙大，既有对电类专业的爱好，又以比化工系入学门槛要高的分数考入，如今却划归化工系管，感觉亏啦。
（2）创办新专业需有教授、专家这样的师资队伍，让同学们放心能够学到有用知识。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教职工队伍也是学校十分关心的事。我明白必须努力迅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与当前有关的教学工作相结合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想到了可为化机专业开一门选修课——仪表与自动化，通过编教材、建实验装置将是提前引领自己进入“化自”领域的起步。但那时正值化工系从老校搬迁在即，万事开头难，于是在老化工原理实验室侧，我与王静熙共同建起一个小型实验室。其中有一套气动液位调节装置，调节器购自德国，它具有PID功能。通过自学和安装，我深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和乐趣，从而更加热爱“化自”，并毕生相伴。
1957年开始，浙大“化自”在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的林新民、李海青、王静熙和我外，分来了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深等人。师资队伍壮大了，实验室建设与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得以逐步在玉泉校区生根落实。与此同时，国家在北京由中科院、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进修班开办了，这是一次绝好机会。学校决定派李海青和我去参加学习，虽然那段时间正值“鸣放反右”，但毕竟使我们补学了一些重要的自动化专业基础课程知识。
1958年我奉浙大校长刘丹之命，去见已全家抵京住在前门外教育部招待所内的周先生，我代表学校和化工系领导欢迎周先生和刘先生早日赴杭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告诉我，他因受中科院自动化团队赴东北考察之邀，结束后才能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到杭后，为了适应办学和当时政治形势，浙大成立了一个由周先生、顾钟文和我三人为核心的化自教研室。我们每逢周末晚开会，往往讨论教学问题至深夜方罢。
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专业教材和专业实验室建设非常重要。前者总体说来是采取一人负责、数人共同参与的办法。专业教材有两本，即《控制原理》与《控制工程》。就《控制工程》一书来说应尽可能用理论来指引工程的实施。由于专业成长发展很快，教材也几经更新，我们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第二版）获得了“化工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浙大编写的两本专业教材，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用书。
至于自动化实验室，通过师生和实验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建成了如流量调节（比值、均匀），液位调节（三水槽串联），反应器调节（纯滞后影响），温度调节（常规、前馈），气压调节（三罐串联）等，还为学生们提供了门类多、具有典型和普遍性的常规调控装置。实验室成为同学们能亲自获得实践知识的场所，从而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祝和云、陆建中都讲过工程原理课并指导同学做实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一度全国同类专业来杭参观交流的同行络绎不绝。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上大批修正主义教育的危害。某天在教四楼下贴出一张“周王庙”大字报，“周王庙”本是沪杭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名，这是实指周春晖和王骥程两人。运动发展很快，我深感无法跟上形势，但内心有一条底线，即实事求是，不做违心事。因此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当时曾有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只要你向上揭发，就可以解放你”，但我没违心去做。
长期搞运动不上课毕竟不是办法，我们终于盼到了复课。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要在十天内复课，为1970级工农兵同学上化工原理课。十多年不摸此书，而我仍属批判对象，怎么办呢？我热爱教学，于是昼夜紧急备课，才得以按期为同学们上课。记得在讲传热时，我先提问同学们可知道用体温计在口腔里测体温，医生说的含上三分钟是什么道理吗？我提问为的目的是引入稳态与动态的概念，如果近似为一阶对象，知道其时间常数，就不需要三分钟了。
以此引起学生们兴趣，把“自控”与“化工原理”互相沟通，也显现学好基础课对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后来教改小分队专业连队成立了，把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组合在一个小分队里，课程像包产到户那样去完成。记得有一次，专业数学教师叶显篪突然生病无人上课，不得已我成了代课教师，好在通过边学叶老师的教材边教的艰难历程，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我先后涉足过专业数学课、化工原理课、控制工程课、专业外语课、下厂实习、毕业环节及后期指导研究生等，从上一门化工动态学到过程动态建模等多门选修课尝到了教师岗位的艰辛与欢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专业要发展必须跟上科技发展前沿。科技无国界，必须要与国际交流、接轨。于是外语成为信息获得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不再被歧视，以外语为工具拓展国际交流尤显重要。以下是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亲历的一些趣事。
（1）美国专家来校讲学
1982年“化自”请美国里海大学着名的化工自动化专家W·L·Luyben教授来浙大讲学两周。国门初开，想听专家讲学的人众多，那时我担任教研室主任，周先生担任副校长之职。在专家即将来中国前，周先生告诉我，他无法出任翻译，因为专业翻译非生活翻译所能替代，不得已从未担任过翻译的我，像赶鸭子上架那样仓促上阵了，专家来前没有任何涉及报告内容的材料，无奈之下，我抓紧查阅了他近期发表在有关期刊上的文章。1981年，我曾赴加拿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化学工程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并在会上宣读论文。因途经美国纽约转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前，曾顺访里海大学与Luyben有过一面之交。我决定当他到北京时去接他，并利用陪同经上海来杭的三天时间内争取多一些相互磨合的机会。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无翻译经历，希望他讲课时尽量用简单句，便于我能正确翻译成中文。同时我又请周先生多来听讲，若翻译有误时请当场指出，以便及时改正。开讲那天听讲的客人、师生挤满了一个大教室，台前、台侧放有不少录音机，这大大增加了对我的压力，幸运的是我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也提高了我与外国专家交流的信心。后来我有了公派赴美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只要申请者符合条件并能为对方所接受即可。
在我处于“困境”状态下，突然想起了Luyben 所在的里海大学，因1982年我当过他来华讲学的翻译，他了解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可否接纳我作为中国公派里海大学的访问学者。很快我收到了里海大学的邀请函，终于1984年我获得了访美一年的机会。在美期间，我从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前者，Luyben把他正在为学生上的过程控制课，让我上台讲两周，获得了学生和他的认可；后者是在出国前已想好的“简歇精馏的优化操作”课题。
要做科研当然离不开电脑，当时我几近电脑盲，行前请教过王树青。去美后Luyben已为我预付了上机运算费，情深义重，令人难忘。
（2）德才兼备的日本学者
高松武一郎是日本京都大学化工系的名教授，曾任日本化工学会会长，我与他结下了良好而长期的友谊。事情还得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说起，某年炎夏一组日本大学教授访问团来浙大访问，学校临时通知我去参加由刘丹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先由刘丹同志致欢迎词，希望大家通过交谈相互学习。我清楚地记得，采用老规矩，不论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工作人员都用开水为客人各泡一杯热茶。客人们见状笑笑，随后有人示意可否给一点冷饮料。
但那时冰箱、空调尚属稀物，因此无法提供冷饮。顷刻时会场无人发言而凸显冷静。情急之下，我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诉述最近阅读过一本由高松武一郎先生所写的有关系统工程和自动化方面的书，受益匪浅。我用日语表述了作者的名字。瞬间会场活跃起来，有一位东京大学从事航空工程方面的教授对我说，这次高松先生未来参团，但他可以把我讲的情况转告高松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收到日本来信，一看是高松先生用英文写的信，中心思想是谢谢我读了他的着作，并表态今后我若有什么问题和需求，可大胆地给他写信，不必犹豫。在近二十五年时间里，的确他为我们办了许多好事，如我受邀请访问了京都大学；他也来浙大讲学；1986年以高松与我联合培养的方式，我推荐褚健赴日本京都大学攻博，所需费用经高松帮忙申请，最终全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褚健也以骄人成绩被高松教授评为“他是留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位”。褚健去国外深造是我主动向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开始读博时，共有四名同级生由不同老师指导，可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公派，他未被列入，我心有“歉意”。由于他的学成归国，如今他在教育和办公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总不忘高松先生的情意。1989年，我去荷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简歇过程IFAC DYCORD＇89”会议，临行前遇到了国家外汇困难，我遇到将无法前赴欧洲的困境。
高松先生在了解此情况后，慷慨解囊为我支付了往返费用。这是多么可贵的国际友情呀！2004年4月是他八十大寿。因为1994年我在韩国参加第五届“IFAC PSE＇94国际执委成员会”时，大会主席团为他的七十寿辰祝福，并宣布他将退出主席团领导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为此我特地给他寄去一封贺信，完全用中文书写，并附对联一副：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
这是我唯一一次对外国人以全中文书写的信，因为我感到只能用我们伟大的母语来表述心中的感情。高松给了我一封回信，用英文表述了他对我的谢意。这也证明了他还是看懂了信的意思，领会了这份情谊。
（3）开展双边学术交流
中韩两国共同发起于1996年创建的“首届韩、中系统工程联合会”，先按一年一次，后改为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进行至今已延续了十年，它是按序、按期轮流在各自国内举办，其宗旨是：参会者来自中韩两国，将有充分的机会相互交流在这领域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联合会议办得十分成功。但我得坦诚承认1994年我与褚健赴韩参加“IFAC PSE＇94”会议，会后首尔大学的En Sup Yoon教授提了一个建议，是否可像韩日两国业已建立的“系统工程联合会议”那样，在韩中两国间建立类似的学术交流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不能”。即谁来负责？费用开支哪里来？我佩服褚健的胆识，他说：“好的，承诺下来吧！”我又担心1996年我的退休期已近，即使延长回聘，说话也难以兑现呀！但是当想到中控公司和褚健的承诺，既有经济后台，又想到工控所有一支团结合作的王树青、荣冈等老中青队伍，他们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强，一定会把中韩两国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办得愈来愈好。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一学双边会议至今已在中韩两国间举办了六次，参加的人数双方愈来愈多，也为在读的研究生创造了发表论文、参加小型国际交流的机会。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在首尔（汉城）举行，我作为中方主席发了言，在结束语中结尾有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建立起一座友谊大桥，我们的两国会议却似大桥中的主梁之一，你们赞同我所说的吗？”1996年，我应德国柏林工业大学Wozny教授的邀请访问柏林工业大学。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昔日的研究生李浦毕业后赴德读博，由于他的勤奋和成绩出色，成为Wozny的得力助手，使Wozny对浙大“化自”办学水平刮目相看，颇想建立柏林工业大学与浙大在控制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长期合作，包括互派留学生、交流科研成果等。同样由于1996年我将退休，虽可回聘几年，但难以独自表态呀！我告诉他我们有许多老中青颇有成就的师资队伍，我建议他来浙大访问，了解详情后再签订合作协议。令人高兴的是先控所的王树青教授已于1999年代表中方与德方签订了长期合作计划，并建立了OptNet国际合作项目，至今已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五名，并都已学成回国。2003年，浙江大学还聘请Wozny教授为客座教授。
总的来说，开展国际交流，走出国门学习、工作使浙大“化自”享誉国内外。
除了前面提到的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很好友谊的事例，下面还应提到： 户刈吉孝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我与他第一次相识是在1986年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化学工程世界会议上，因各自发表论文而相识。是他邀请了荣冈作为访问学者，他还接收化自1975级倪国屏同学在他的学校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他重访浙大，知道我患病在家时，特意看望并邀请我赴日作温泉疗养。
吕荣九是韩国汉阳大学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荷兰的“IFAC DYCORD＇89”会议上。某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在公交汽车站上，很明显他是亚裔。我用英语打招呼问他来自何国，他说是韩国人。后来再在韩国多次开会时相遇，相互都很快乐，友谊至今保持着。更有意思的是2003年中国出现了“非典”流行，是他为王树青、褚健和我寄来韩国有名的“辣泡菜”，告诉我们这在韩国是防“非典”的好药。2003年我患病动手术，他闻讯后写信给我，要我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是的，半个世纪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岁月，我有幸成为“化自”创办人之一，非常愉快。当老师真好，我的体会是除了对学生传授知识以外，还应以自己的行为示范怎样做人。逢事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该做出的言行，做对了就自然会享受到唯教师独有的“桃李满天下”的回馈之乐！

林乾良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五十六年过去了，而我刚进浙江大学的那段日子却还犹如昨日一般，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福建福州人，幼年失怙，家道赤贫，赖寡母作苦力扶养我长大。1950年，我已考取福建医学院并报到入学了。后来，全国招生又发榜，好朋友赶着来告诉我：“你考取浙江大学医学院了！”年轻人自有一股冲劲，宛如刚长硬翅膀的雄鹰一心只想展翅高飞，翱翔于九霄云外。于是，经过许多周折，主要是母亲的劝说、三十一万元路费的筹集（万元等于改制后的一元）与七天的漫长旅途。等到我来到浙大校门前时，学校里已经开学十来天了。
我刚想抬脚进校，门卫就把我拦住了。那时的我，十足是个丑小鸭。由于家贫导致营养不良，十八岁的我像个毛孩子。临行，妈给了我一双由她自己手制的新布鞋。可到校时正下着雨，我舍不得穿，赤着脚。已到秋凉了，我还是短衫裤，而且相当破旧。我说我是新生，门卫们怎么也不信。说是新生早已报到开学了。无奈，我只得出示入学通知书，并告知长途七天（除了飞机，三种主要交通工具都乘过了）才到。他们问：“行李呢？”我摘下挎包说：“都在这里了。”门卫们的表情很古怪，我也分不出是讪笑还是好奇。下午，我就到教务处办理各种手续。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如今，我就住在校宅旁边，可说是朝夕相见，也真是有缘了。
第一次上课是分析化学实验。
由于我既没听过教授的正课，也没听过助教的实验要领，和同实验台的同学也是初会，所以根本插不上手。而前一台的同学较熟练（不少同学已在他校学过一年甚至两年了），已经出现滴定变色了，我真是完全被吸引住了。这时，有人在我前臂上拍了一下，我没在意；接着又是较重的一下，我还没反应。于是，那人生气了，很重地敲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来一看，是位穿旧蓝长衫的老先生，留着短胡子。他气呼呼地问我：“怎么不做实验？”
我只得解释说，因为昨天刚从福建来杭。我们在一旁谈了几句，他老人家气才消了，又把助教叫来，要他个别辅导我。两节课后，我刚要离开实验室，助教来请我一道去，原来那位老先生竟是半微量定性分析化学的全国泰斗丁绪贤教授。丁老师和气地让我坐下，问了我几个化学的一般问题。见我居然有问必答，十分高兴，严肃的脸上绽出微笑，鼓励我好好学习。临了，他老人家站起来正式为刚才的重敲向我道歉，并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从此，我和丁教授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和他的小儿子丁光生（曾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成了朋友。丁教授晚年住在刀茅巷的浙大宿舍，和我的工作单位浙江中医学院很近，我经常前去照看。他和夫人陈淑都是我国早期出洋留学的人，不但功成名就而且同享遐龄，真是难得。
入学一星期左右，有老师来通知我下午到教务处去，说教务长要见我。去了后，才知道他是着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苏老师非常和气，还一定要我坐下来谈。他说：“我听说浙大来了个赤脚大学生，想找你来谈谈。”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后，并问我有何才艺，愿意从各方面帮助我，鼓励我努力学习。得知我在中学里不但成绩好而且绘画、音乐、戏剧、文学都不错后，他给我写了三张条子，一是给解剖学王仲侨教授，建议参与挂图的绘制，此事因我还未修毕该课而未果；二是给学生会文娱部，后来我就参加该部工作；三是给子三学社，因其他工读项目都已经有人了，我只好参加理发室工作。水电、设备免费提供，每理个发净收五分钱，每周值班半天。对于苏教务长的关怀，我一直铭刻在心。三十四年后，二女林聪报考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可发榜时变成微生物专业，她闹着不依。我听说苏老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就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申诉其事，并回忆当年。当时我只抱一两分希望，结果则是意外的圆满。
关于学生会文娱部的工作，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音乐方面最突出，后文另述。在抗美援朝时，学生自编活报剧上街演出。其中有个剧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拉来同演的大多数是同班同学。演出时市报有个记者随行，给我们拍照，还特意放大一张送我。戏里，我演李承晚，金宏义演美国佬（只见帽子，他当了多年浙江医院院长），杜国光（北医生化教授）与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只见背影）演中、朝人民。后来，京剧社排活报剧时缺少了一个矮胖子演李承晚，就硬拉我参加。可我那时根本不懂京剧，好在只有两句话、一句唱，现学现演居然也对付下来了。由于是文娱部干事，经常有机会参加中外各种演出。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苏联曾派了红旗歌舞团等四个文艺团体来华，都到过杭州，我看了全部的节目。特别是苏联国家艺术团的演出，全部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师。如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与米哈伊诺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等，都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由于我家境贫寒，入学时又瘦又矮。感激政府与母校，那时相当九元的伙食对我来说已是好得超乎想像了，于是，我就很快长胖了，理论上，十八岁的我应该骨骼端钙化而不再长高，实际上，入学后由于营养好，我的确长高了不少。
按我入学时的体形，是根本不适合演李承晚。那时，大学生只供伙食。过了两三年，对无经济来源者还可以申请衣物。我的第一件棉衣、第一条新棉被都是国家给的，至今想起来还不禁令我泪盈于睫。浙江大学，我的母校，您的深恩，我当时刻铭记，代代相传。
浙大的校训，也对我影响很大。“求是”是秉承百年前求是书院的精神，它不但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决定了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的态度。竺可桢校长曾作“求是精度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发得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浙大师生都能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荣获“民主堡垒”的赞誉。师生都对科学有献身精神，励志苦学，生活朴素，对人诚恳有爱心。像我这样的丑小鸭，从未受到师生的鄙视，反而备受关爱。由于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使得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我平生第一次学跳交谊舞，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好笑。由于学生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我每天早晨以广播操作预备，长跑作锻炼，打篮球作娱乐的三部曲，在我毕业后还沿袭过好些年。
我对文艺有多方面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在浙大时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学里我就曾尝试过作曲，这是解放前的事了。进浙大后有一个学分的选修课，我就选了杨增慧老师的音乐欣赏。有一次杨老师有事，由当时是研究生的毛昭晰来代课，后来我们成了老朋友，并同是西泠印社社员。浙大歌咏队是全校性的，各系部、班级另有中、小型的歌咏队。我不但参加浙大歌咏队，并且还是当年唯一的学生作曲者。我曾把“萌芽”的作曲请教沈思岩教授，他并不以拙劣而耻笑我，反而诚恳地指出我的不足。他借书给我看，并让我不定期地到他住在哈同花园（今新平湖秋月处）的宿舍去，以便指导我作曲。我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歌曲（自己写词），收到五万元稿费。虽说只相当是五元钱，在我已是笔大收入（足有半个多月的伙食费）。从稿费通知书可知时间是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时，我曾在《杭州歌曲》上发表过许多歌曲，受到市团委的表扬。现在搞政治的人多不相信在“三反”与“五反”之间有过“四反”，可我能提出确证。有一天早晨，沈教授叫我去，说是某领导要他写个《四反歌》来配合运动，他实是无意于此而又不能推辞，就把任务交给我了。连词带曲，隔天下午就要。我当天忙到凌晨，终于写成。交稿时，沈教授听我唱一遍后居然脸上有了笑容，并说了声：“难为您了。”
写了半天，大多是专业以外的事。专业方面我也说一句。由于是综合性大学，即使是基础课任课教师也多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化学是丁绪贤教授，中文第一本《半微量定性分析》就是他着的；物理是丁绪宝教授，是丁绪贤的兄长；生物是后来的杭大校长江希明；组织胚胎是元老级教授蔡堡；解剖是后来的医大校长王仲侨；生化则是刚冲破万难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沈善炯。名师出高徒，再加上学生入学的高质量与刻苦学习的校风，人才辈出就不足为奇了。

钟肇恒
1950年初，杭州解放不久，经济还处在萧条之中。各个学校都有不少学生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的危险。为此，学校发起开展工读活动，以工养读。学生会成立了工读委员会，发动各系寻找门路——有的到华家池搞农垦，有的磨豆腐出卖，有的组织写作、翻译投稿赚稿费……后来打听到钱塘江南岸修公路需要石料。开采石矿、打石子可以赚钱，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一个全校性的“碎石工程”计划就逐渐形成了。
那时，我是浙大外文系的学生、工读委员，参加了这项工程的筹备工作和实施的全过程。
春节刚过，我就和化工系王加微骑车到钱塘江边调查。将台山、宝山、白塔岭都可以开采石头，而白塔岭距离钱江大桥最近，运输方便，就选中了这个地方。正当我们要返回时，突然响起警报，不久就来了国民党的飞机。那时刚解放，时有敌机前来袭扰，我们正处在大桥和闸口电厂这两个轰炸目标之间，十分危险，急忙在路边卧倒。此时，附近的高射炮阵地已向敌机猛烈开火。最近的一门炮就在我们身边的山坡上，炮声震耳欲聋，大地似乎也在颤抖。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免有些紧张。敌机飞得很高，没有俯冲，是水平投弹。投了两颗炸弹，一颗落在江中，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另一颗却炸中了电厂，给全城带来了几个黑暗之夜。
而我们的“碎石工程”，就这样在炮火声中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的各项准备工作还算顺利。先从市政府地政科查到了白塔岭的山主，是西太平巷冯家，老主人冯.亭是民族资本家、光华火柴厂的创办人。我们登门拜访，主人听说是浙大学生“工读”要开采石头，满口答应，不取一分报酬。然后，通过管山人，我们找到了一位放炮炸石头的技师，讲定价钱，炸一方石头7升米。又到松木场正在开采的石矿场观摩学习，将必需的大小铁锤、铁锹、畚箕、手拉车等各种工具准备就绪。位于秦望山的之江大学离白塔岭较近，经过商谈，之大校方慨然允诺将东斋和西斋的顶楼借给工程队作宿舍。又和桥梁管理处以及守卫大桥的部队联系，他们对运石料过桥、防空安全等方面都表示给予支持。
2月26日，在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工程誓师大会。会后，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打着旗子，推着装满工具的手车，从大学路出发，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宿营。
工程队的总负责人是电机系的袁英见，各项工作都由队务会议商议决定。下分6个中队，各队又分若干小组，各有队长、组长。制订了生产计划，每个中队负责完成18方碎石、8方石屑、6方黄泥。各个小组都订了劳动公约。另设施工、总务、生活与防空三个组，分管有关事宜。我和航空系丁惟坚负责生活和防空。
2月28日正式开工。放了几炮，轰下来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力气大的同学抡起大铁锤将大石块砸开，其他人用小铁锤将石块按要求的规格打成“寸半子”或瓜子大的石屑。另有一支由十几辆手拉车组成的运输队，将石料运往江南。拉着一车沉重的石头爬几百米的上坡路，是最重的活了。一天干下来，姑娘们的手上都磨起了泡，健壮的小伙子也累得快趴下了。尽管如此，晚饭后大家还是在之江大学慎思堂前的大草坪上唱呀，跳呀，青春的活力驱走了疲劳。
“碎石工程”得到了全校的关注，各方支援纷至沓来。教授会和女同事会的代表带着几十捆甘蔗来慰问了。甘蔗分到各中队，大家在工地上连皮带泥大嚼。当看到穿着长袍、大衣的教授们也卷起衣袖坐到地上，拿起锤子和大家一起敲石子时，同学们都感动了。如果说教授们的支援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那么几十位工友代表的到来则是真正的援助，使一些本已筋疲力尽的同学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之江大学的师生员工也为我们的艰苦劳动所感动，派出一批代表前来支援，还定做了几百只烧饼慰劳大家。为了鼓舞士气，工程队还在晚上组织中队联欢，互相拉唱，介绍各队的“劳动英雄”事迹。
浙大党支部书记、女作家陈学昭也到工地来看望大家。她身穿灰色列宁装，在寒风中向大家谆谆嘱咐：“同学们，你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将来有许多大事等着你们去干呢！”她特别强调要做好防空工作。“出了问题可不得了啊！”在这个工程中，我身为防空干事，深感责任重大，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在工地附近找到了一个小山坳和一片小树林，作为空袭时隐蔽的场所。确定了敌机来时各中队疏散的路线，规定了吹哨、敲锣等信号。可是，如果敌机来了，运石料的车正走在桥上，毫无隐蔽之处，那可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在工地劳动的同学，起初听到警报时，还能按照计划分散隐蔽。后来为了赶任务，又不见飞机来，听到警报也不理会了。只能责成小组长负责，并由十几个团员组成纠察队。警报一响，强行疏散。总算老天保佑，在整个工程期间，虽然有过几次警报，敌机却没有光临。
天气不好的日子，不用担心空袭。但是和风霜雨雪作斗争也是够苦的。
有一天，大家到桥头去运黄泥，大雨忽来，无处藏身，只能狂奔到附近的部队营房去避雨，衣服却已淋湿。解放军战士对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热情接待，又是送上热开水，又是拿来棉大衣让大家御寒，同学们的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时值数九寒天，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下雪了。积雪的道路泥泞不堪，结冰后更是其滑无比，运石料过桥难于上青天。恶劣的天气影响工程进度，而和公路段订的供料合同是有期限的。不得已，只能向学校求援，借来一辆卡车帮助运输。这辆车是烧木炭的老爷车，老是抛锚。身兼车辆管理处主任的体育教授舒鸿曾担任奥运会篮球裁判，此时也亲自开着吉普车前来指导修车。汽车过桥要交过桥费，为了省钱，卡车常常停在桥南公路边过夜。到了早晨，汽车发动机冻住了，又得生一盆炭火来烤它。每天夜里要派两个人在车上看守，有一次，我和俄文组张辅乐背着棉被去值班守车，带去的晚饭都冰冷了。附近的解放军战士见状，忙给我们送来热水，他们的年龄其实和我们差不多大，真有亲如兄弟的感觉。卡车上过夜要临时搭帐篷，桥头的风大，我们两人手忙脚乱，撑得东来西又倒，帐篷也搭不起来。又是解放军战士赶来帮忙，才将帐篷搭好。夜间，呼啸的北风还是会从缝里吹进来，直向被窝里钻。南来北往的汽车隆隆声，通宵不绝于耳。真是难忘的一夜。早晨起来，发现车站小屋墙上贴着一张纸，原来是桥头哨所的战士写给“浙江大学学生同志”的一封信，表达了对我们艰苦精神的赞扬和敬佩之情。
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完成任务。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打着“凯旋返校”的横幅，敲锣打鼓回到市区。校门口早已等候着欢迎的教职工和留校同学，女同学们已组织了“洗衣队”为我们洗衣服，基督教学生公社的理发室特别优待为大家理发。“碎石工程”为不少同学解决了经济困难，也磨炼了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的意志；发扬了同学间兄弟姐妹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锻炼提高了组织办事的能力。
还记得那年的元宵节是在劳动中度过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同学到山上赏月。一轮冷月当空，寒气袭人。江水漫漫，对岸远处闪烁着几星灯火。多美的景色！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明年今日会是怎样？”大家正在沉思，一位女同学接着说：“几十年后又将如何？”那时我们对未来都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谁也说不清的憧憬。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元宵之夜提出的问题早已有了答案，美丽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
几十年来，每当我从钱江南岸经过时，眼前总会浮现起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总会想起，在那宽阔平坦的公路路面下，还铺垫着我们当年运去的石子。

杨竞衡
报考浙大的无悔选择
1948年暑假，我在广州培正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我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报考哪一所大学时，说也奇怪，在众多的大学当中，我却偏偏对浙大情有独钟。其实当时对浙大的了解也是很模糊的，只是觉得它学风朴实严谨，师资雄厚，历史悠久，又地处西子湖畔，环境优美，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好地方。虽然北京的清华、上海的交大知名度也很高，但总觉得那里学生运动闹得太凶，恐怕安不下心来去读书。就这样，我毅然决定报考浙大了。当年在广州考区没有浙大的考点，最近的考区在武昌。
我是冒着高温，长途跋涉，借住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一位朋友家中，去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的。由于对自己太自信了，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没想到那年浙大发榜比别的大学都晚，在广州一些大学已陆续开学了之后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真是有点着急了，怀疑起浙大的门槛是否太高了。幸好不几天，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成了武汉考区录取的仅有的两名电机系学生之一。
在校四年，经历了解放前夕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迎接杭州解放的护校活动，解放后的勤工俭学，毕业前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刻苦的学习、实验、实习、考试等严格的专业知识训练，我对浙大的认识，终于由模糊而明朗、由概念化而理性化了。我深感浙大的求是校风，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斗争的核心骨干作用等，是浙大得以雄踞全国着名高等学府之林的精髓所在。我以自己能成为一名浙大学子而骄傲、而自豪，我庆幸自己半个世纪前做出了一个无悔的选择。
民主革命思潮的政治启蒙
浙大校园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宁静，更不是政治斗争的世外桃源。入学不久，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费巩教授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各个布告栏，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的神秘失踪激起了“还我于子三”的愤怒的呐喊。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在浙大校园中同样汹涌澎湃。一个一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青年人，突然闯入这样一个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陌生环境，一开始是吃惊，接着是深入的思考，然后是恍然有所悟，最后是积极的参与。当我举着小旗，跟着领队者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情绪激昂地进行在游行队伍中时，我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场政治的洗礼，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后来，记不起从哪位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偷偷地一口气把它读完。毛泽东的这部经典着作，使我能站在全局的、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局部的斗争，眼界豁然开朗。我这以后入团、入党，革命人生观的建立，都与浙大这个“民主的堡垒”对我的政治启蒙有关。
学得基础知识的终生受惠
当时的浙大，是集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教材比较注意宽范围的基础教育，而不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当时电机系只有三个专业：电力、电机制造、无线电。我是学电机制造的，但也学了工业电子学、有线通信等弱电方面的一些科目，这就为日后分配到具体工作岗位时加强适应能力提供了前提。果不然，我并没有分配到电机制造部门，而是在电气传动领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这个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中，技术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先后经历了三绕组电机控制、电机放大机控制、磁放大器控制、汞弧整流器控制、电力半导体控制、全数字控制、计算机控制等许多代变迁，但运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工作上的自学与实践，大体上总还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步伐。
我在机械部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总工程师职务多年，也还算称职，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颁布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这都与在浙大学习在时打下的坚实而又较宽泛的理论基础有关。我认为：大学时在不宜学得太专，因为走向社会时的工作环境是很难做到完全学用一致的，而且科学技术也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作为工科学生，学好一组宽范围的专业基础课程，加上较好的数学底子和一门熟练的外语，并注意在工作中加强自学，不断自我“充电”，就可以适应具体工作岗位上千差万别、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性的要求，把工作做好。
在校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王国松教授开设的交流电路课，他当时是工学院院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仍坚持亲自授课。他的课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也是我们学得最扎实但又是最不费劲的一门课程。这得归功于他的一套非常成功的教学方法，渊博的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技巧。
他的每节课开始时，总是先把上一节课的内容简短地回顾一下，把同学们相应的记忆细胞拉到了前台，然后开始讲新课。他很少用讲稿，通过在黑板上即时的绘图及生动的原理剖析，把复杂的、比较抽象的交流电原理讲解得一清二楚。一节课结束之前，再为大家归纳几点要领。这样的授课，明白易懂，记得牢，前后节课连贯系统，概念强。一个学期下来，用不着太费劲复习就可以考出好成绩，而且能运用自如。浙大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既有留洋归国的学者，也有土生土长的教授，各有自己一套教学的方法。他们对学生都要求比较严，但与同学相处很融洽。在这样的学风、校风的熏陶下，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学到一套真本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因此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校园生活的锤炼与熏陶
我们整个四年的学校生活都是在大学路校址中度过的。除了几幢教学楼好一些以外，宿舍可都是很陈旧的了。我们住的西斋，是带走廊的一溜平房，一屋四张上下铺双人床住八个人。与走廊相邻的一面是木板墙，没有采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在零下好几度，早上起床，半夜解手，都是一场“战斗”。学生一律在没有坐椅的大食堂排队打饭，菠菜豆腐是最常见的菜，只有一月两次的打牙祭才能吃上顿荤菜。当时正处在新旧中国历史性转折之交，广大人民都还处在战乱之中，能够让我们安下心来继续学习已是天大的幸运了，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很知足，很少有叫苦的。
由于全国各地解放的有先有后，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家乡尚未解放，经济来源都有困难，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解决经济困难，在1949年的寒假组织我们进行生产自救，我也报名参加了。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冒着凛冽寒风，我们把大块的石头敲成小块，用手推车推过钱塘江大桥，堆在岸边指定的地方。一天劳动下来，回到借住的之江大学的学生宿舍中时，一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了。可是看到那刚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带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那瘦弱的身躯，却也坚持着与大家一起干，我们也就都咬着牙，坚持干下来了。真没有想到，这样的锻炼，却为“文革”时期应付“下放”的艰苦劳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在共青团、学生会的组织下，为同学们创造了许多可以自由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如钢琴班、美术字班、京胡演奏班、“乌鸦”合唱团、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周末舞会以及各种球队的比赛等等。每天中午和晚饭后，校园中都要播放几十分钟的轻音乐，图书馆，阅报室备有大量的图书报刊，也是同学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我最喜欢参加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它每次都有音乐系的老师或同学作音乐作品的讲解，然后播放，使我这个学工程的人也增添了一点音乐细胞。我的交谊舞也是大学里学会的。
多学科性综合大学，还有一个多学科知识交流的优势。同学之间日常交往中很自然地会谈及各自学科中的一些问题，这种跨专业知识的交流，对扩展一个人的知识视野是大有好处的。我也曾偷偷地看过医学系的尸体解剖实验，看他们怎样开颅、怎样开刀；也曾经旁听过其他系的一些课程，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到了三四年级，承蒙同学们的厚爱，我还当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参与了全校文体活动的组织与筹划工作，使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毕业后，做了多年技术工作之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弃科从政，当了中共天津市委的科技部长，负责领导一方面的科技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完全对不上口了。但在这些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中，我还是能够跟得上新工作的需要，较快地进入角色，想来也多少得益于这段校园生活的熏陶。
艰苦的校园生活，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认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过程，除了课堂的学习、考试、实验室的实验、社会生产现场的实习、必要的体力劳动、毕业论文的独立撰写与答辩等以外，还应该包括参加大学校园的群体生活和参与一些可能的社团公益活动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发挥出出众的作用。
从踏进浙大校园那一天算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但是那段生活的经历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浙大师长们的教导、同学们的相互激励、校园生活的熏陶，影响着我的一生。

王纯香　柯士钫　徐英含
医学院第一届学生
浙江大学原有六个学院，即文、理、工、农、师范和法学院，从1946年起又增加了医学院。其他六个学院均为四年制，唯独医学院为七年制。新生入学后，都必须参加甄别考试，才能作为正式生入学，否则须先上先修班一年。考试时各学院学生混合编座，地点在健身房，考场规则极严。
第一学期注册时，在我们注册证上签名的为李宗恩教授，不久他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院长。所以实际上浙大医学院从创办到1952年院系调整，都是王季午教授担任院长。医学院医预科二年，医预科主任由着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兼任。医预科二年主要由文、理学院老师给我们开课。那时课程很多，有国语、英语、微积分、动物、植物、遗传学、比较解剖、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一年物理、二年物理，还有伦理学等。
听贝时璋教授的“比较解剖学”
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着名教授。“比较解剖学”由贝时璋教授讲授，胡步青和周本湘两位老师带实验课。贝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边绘图边讲解，同学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当然也有个别老师讲课呆板，照本宣讲，这就不如自己看书了。那时，医学院的有些课程和农学院同学合班上课，遇到这样的老师上课，有些调皮的同学就偷偷溜走了。那时有的教室是日本式的木结构矮房子，窗子不高，很容易跨窗而出；不过医学院同学一般比较守规矩，总是挨到下课。
贝时璋教授给我们讲“比较解剖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贝教授进教室时，两只西服口袋中装满彩色粉笔，不带讲稿，没有废话，一上讲台就开门见山，直入正题。他虽然没有带挂图，但是贝教授的黑板绘图真是一流的，给我们的印象是比现在的挂图、投影片还容易接受，容易理解。贝教授是边讲解边绘图，双手齐用，左右开弓，一只手画图，一只手写字。我们听讲必须聚精会神，但这也是一种绝好的艺术享受。
注册证
我们至今仍完好地收藏着老浙大学生注册证，上面有一张学生时的照片，考入浙大医学院后入学第一次注册是1946年，最后一次注册是1951年2月14日。注册证的用处可大呢，每学期开学报到注册要用，领公费要用，借书要用，领物要用，购棉布要用。就是现在还要用，因为我们是老浙大的学生，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会徽的“妙用”
在此期间，我们还修了一门人类学，由吴定良教授上课。人类学系学生不多，只有两三个人而已，所以吸收我们班同学为人类学会会员，每人发一枚会徽，上面是一个骷髅的图案。这枚会徽还起过有趣的作用。那时杭州每星期天上午，各大影院免费招待军警，我们这些“丘九”也有冒充“丘八”混入电影院看电影的。这枚徽章上的图案使守门人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底细，倒也不敢挡驾。这也说明在解放前夕，杭州的秩序是相当混乱的。
公费生
解放前，大学里设有公费制度，名义是救济困难学生，实际上却是按学生成绩评定。成绩好的可拿到公费，分甲、乙、丙三等。公费无固定等级差别，随成绩的变化而升降。每学期结束，教务处公布学生总分及下学期公费情况。
训导处老师很明确地公开说，搞张家境清贫证还不容易！我们学校不行那套，我们只凭成绩。这倒也是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竞争机制之一。徐含英第一学期拿的是丙等公费，以后即上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公费才取消。
掘荒冢，拾骨骼，自制教具
在老浙大，普通基础课没有专用教室。我们听完一堂课，在下课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必须赶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课，这时候，是要跑着去的。有时，还需赶乘校车去华家池上课。
两年预科过去，1948年，我们念医学院三年级时，即开始医学基础课。有一门人体解剖学课，由王仲侨教授授课，姜同喻老师辅导。医学院创办伊始，教具不多，我们又是第一届学生，教具需白手起家，自己解决。王教授动员我们自己想办法，骨骼标本就靠我们自己去采集。
我们商量好，在一个星期天清晨，先到王纯香的哥哥（在杭女中教书）处借工具，由他陪同一起到昭庆寺松木场一带（那时此地十分荒凉，荒冢垒垒），并远远守望。王纯香和柯士钫两人就寻找无墓碑的荒坟。第一座小坟掘出来，看到一双穿红鞋的小脚，我们赶快逃走；第二座坟掘得零散的儿童骨头；第三座才发现一具不完整的成人骨头。我们像觅宝般一一收集起来。王纯香的哥哥看到后，忍不住连连恶心。我们却洋洋得意，胜利返校，并到男同学处去消毒，最后把胜利果实带回寝室，早晚拿着骨骼对照书本学习。
是利杜体，还是脏小点？
我们的寄生虫课是龚建章教授上的，黄大威先生负责实验课，常常以标本抽考我们。有一次抽考一张血片标本，高倍显微镜视野的指针前一小颗东西，柯士钫答LD body（利杜体），而同学们都答nothing。在教室外大家议论开了，都说是血片上的脏东西或残余的血小板，柯士钫听后慌了。后来胡承洲老师叫柯士钫看第二遍时，柯士钫没有把握地附和大家的意见。最后，这却明明是一颗散在的黑热病病原体——利杜体。
这次留给同学们很深的印象：看标本要仔细，认准的事物要坚持，而绝不能随大流。
有了一所附属医院
医学院办起来了，没有一所附属医院也不行。解放后王季午院长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争取到许多物资，包括医疗仪器设备等；又由李天助、杨松森教授等（李天助教授是原医学院筹备组成员）在田家园找到几间民房，买了下来，经过装修，就办起了浙大医院。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张之初，邀请杭州各界人士参观，我们学生都穿白大衣，担任招待和讲解员。大家看到自己医院的设备是杭州第一流的，心里真高兴，站了一整天，一点也不觉累。
医学临床课开始了，上临床课阶段，我们住在大学路，上课在田家园浙大医院，一天要来回奔波几次。特别是每天早上八时前必须赶到田家园。庆春路是必经之路。那时庆春路上早晨有一个奇景，就是庆春门外农民来城里给每家居民倒马桶，然后肩挑满担粪便去庆春门外。他们人多，又多集中在同一时间，所以排着队，川流不息，我们正好与他们擦肩而过。
那时给我们授课的，有内科王季午、郁和非和楼福庆教授，外科刘震华教授，泌尿外科王历耕教授，物理诊断赵易老师，实验诊断张鸿典、李志彬老师，眼科姜辛曼教授，耳鼻喉科梁树今老师，妇产科燕淑昭老师等。另外还聘请上海着名教授张发初、张沅昌、夏镇夷等五六位教授给我们授课。公共卫生的李方邕教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除给我们上课外，还带我们去许多地方看公共卫生设施。有一次中午不能回校，他自己掏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份干粮。

幸必达
话说当年，浙江大学在全民奋起、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西迁办学。竺可桢校长为了让大学向乡村传播科学文化，同时让师生深入农村唤起民众抗日，决定浙大不内迁西南的名都大邑，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转徙三年（1937-1940），经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遵义，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一住七年。竺校长肩挑战时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双重任务，领导师生们在破庙茅屋中，布衣蔬食，弦歌不辍，以独特的办学精神和尖端的科技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东方剑桥”，树立起一面战时流亡大学崭新的办学旗帜，浙江大学也从艰难中崛起。
当年办学困苦，至今犹历历在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声中，浙江大学也胜利复员。师生们怀着对遵义人民的无限感激与眷念之情，从1946年夏天开始，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艰难转徙，全校才东归杭州。这次复员人数众多，是一次庞大的转运工程。
内迁云、贵、川三省的高校师生员工眷属数万，加上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眷属不下数十万，海陆空运工具都十分缺少。竺校长带领执事人员四处奔波，北上重庆，南下贵阳，东去南京、上海、杭州，风雨兼程，为复员规划行程、工具、经费及重建校舍，向教育部要复员费、建校费，向交通部、公路局、两航飞机和民生轮船公司联系工具，真是艰苦备尝，席不暇暖。在万分困难中决定了分期分批复员的总方针。浙大遵义总部改为留守处，由王国松院长主持。1948年5月正式启动复员工程，6月1日以后函电公文均转杭州。
从5月7日第一批三辆汽车先行到10月10杭州庆祝胜利复员大会，历时一百五十余天，师生员工眷属三千余人和图书仪器数百箱安全回到西子湖畔。竺校长和执事人员可谓心力交瘁，实在令人感泣。
2007年，距浙大复员东归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竺校长和很多老师、学生都已先后去世，在世的师生都已苍颜白发，年登耄耋。回首往事，喜悦中也饱含辛酸。今天，祖国强大了，经济腾飞，交通四通八达，比起当年东归条件真有天壤之别。浙江大学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怀念为国操劳、为科学和教育鞠躬尽瘁的竺校长。这段艰辛的历史，我们很难忘记，也应该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请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
幸必达校友给浙大学生讲西迁历史艰难的壮举
1946年2月9日，浙大在湄潭召开第一次复员预备会，匡计复员人数为3000人左右，按当时物价预计复员费为3.74亿元法币（下同）。2月25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高校复员会议，决定复员次序为离重庆近的先走，远的后迁。当时交通情况，据《竺可桢日记》记载是：水运走长江，民生公司有轮船96条，但领港员只有46人，不能全用，每月可运1.8万至2.4万人；陆运走川、黔、湘方向去长沙，接铁路到武汉再转长江水运；公路有汽车600辆，每月能运1.5万人；空运有央航和中航两公司，有飞机23架，每月可运4000人，但规定每校每月只配给机票3张。无论水陆运输，都要自己联系车船。
川江水运已拥挤不堪，便让重庆附近学校先走，浙大只能考虑陆运，即经贵阳去长沙、武汉再转水运了。4月26日，浙大行政会决定，根据教育部发来的复员费3.7亿元，分配到人。其中：学生每人复员旅费9.5万，加5、6、7三个月的公费共发12万；研究生每人复员费9.9万，加三个月公费共发12.9万；教授每人15万、副教授14万、讲师13万、助教及职员各12万，家属妻子与丈夫同，子女及佣人各10万，佣人家属5万。学校决定5月5日在遵义举行当年的毕业典礼。领款的师生员工可以自找交通工具先走。
当时，学生代表向学校反映，每人12万元旅费不够用。学校限于经费无法增加，同意无家可归和无钱可借的师生暂留贵州，候至9、10月间与学校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同行，车船均可免费。因杭州校舍未修复，先走的人可以先回原籍家中。学校决定11月学生开学再到校复课。
决定公布后，能走的师生员工都各自找车出发，湄潭、永兴师生都逐渐集中到遵义找车。当时很少正规班车，很多人都找司机搭便车，当了“黄鱼”，真是归心似箭。先后走了两千多人后，剩下的都是无家在江浙的学生或家累很重的老师和职员，大家都决定随校最后迁走。
8月中旬，学校联系了陆军交警二团，以一百辆军用十轮大卡车为浙大运送全部留黔人员和物资。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担任无偿的押运人员，负责押运物资和照顾同行老师员工眷属。应征的人很踊跃，笔者当年是四年级学生，也是应征人员之一，亲历了这次东归旅程。
陆路行程
9月4日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
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经过组织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出发了。百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遵义，我们含泪向夹道相送的遵义人民挥手告别。
第一天宿贵阳，我们借住豫章中学校舍，学校领导热情支持，借给我们几间大教室和厨房，做饭、住宿都很顺利。第二天早饭后上路，当晚宿黄平。第三天宿玉屏，已到贵州边界。第四天宿芷江。湖南道路平坦，又逢天气晴朗，“秋山红叶，老圃黄花”，师生一路谈笑风生，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第五天到黔阳，过沅江大桥时，浮桥过渡要排队，百辆车队过了不少时间才过完，晚上只能宿洞口。第六天中午就到了邵阳，这里距长沙已经不远，负责伙食的同学公布账目，颇有结余。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一是庆祝陆路行军的首战告捷，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我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锦旗”（实际上只是一百块白大绸），每面中央由胡哲敷教授书写“今之王良”四个隶书大字，四面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在餐会上隆重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餐后直驶长沙。
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车辆全部卸货，我们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接待站为我们向救济总署（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取了每人一张难民证，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当天，我们就搭上火车直驶武汉，候船东下了。
水路行程
在武昌下车，难民站安排我们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高大的木质楼房，已住进不少难民。睡的是地铺，一间几十人，没有电灯，照明用蜡烛。
蚊子臭虫特多，晚上很难入睡。白天一日两餐，排队打饭，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虽然不太可口，但大家都知足了。
住下来是为了候船。我们每天都去黄鹤楼下守候，但候了十来天，船还是杳无踪影。白天好过，夜晚难熬，我们尝到了“望穿秋水”的滋味。
汉口在武昌对面，只一江之隔，有小船摆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去汉口观光。这里有十里洋场，商业繁华，沿江大道车水马龙，比武昌热闹多了。
浏览中碰到早来汉口的同学，他们住在复员招待所。这里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已到秋天，政府复员的人已经不多，招待所基本空着。管理人员听说我们是浙大师生，欢迎我们免费入住，我们很快搬了过来。这里每间房里有六个床位，有凉席、棉毯和蚊帐，清洁整齐，电灯明亮，还有洗澡设备；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比起武昌当难民，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是离苦海上天堂了。但这里不供应伙食，也无法自己开伙，只能上街买吃的。我们多数人带钱不多，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客饭，后来只能买烧饼、油条充饥了。有的每天还只敢吃一顿，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
大约十来天过了，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是美军登陆艇“绥远”号，载重六千吨，只载复员上海的大学师生。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约三百余人）、东方语专（二百余人）、艺专（一百余人），共计师生七百余人。一个大统舱，我们协商分配，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了。船上有淋浴室，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每日两餐供应牛奶、面包和一小罐牛肉，都是军用剩余物资。大家都是劫后余生，又一次安下心来，真有无限感慨。船长是美国人，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救济工作的。
当天起锚东下，晚上船靠九江。我们三校师生联合，在船上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至午夜方罢。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游夜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接待站有车来接，下船后再上火车，当天抵达杭州。这时已是9月下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了。
浙大西迁和复员，都是竺可桢校长亲自领导的。回忆当年的流亡岁月，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老校长，也怀念当年辛苦育人的老师们和风雨同舟、流离转徙的学长们。在举步艰难、山河破碎的年月，我们曾经不屈不挠、共渡难关，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回忆。八年抗战，六十年奋斗，祖国人民不畏艰难，重建家园，再造辉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愿我辈在桑榆晚景中继续弘扬求是精神，祝愿母校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熊光迪
1941年我在四川南溪李庄宜宾中学高中毕业。回到家中才知道父亲完成测量（叙昆铁路）任务后乘船回家途中淹死在横江（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中。母亲因怕妨碍我毕业考试，没有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我。回到横江，我大哭了一场。我父亲的上司劝我好好复习功课，考进大学。大学统一招生，我报考浙大化工系，在悲痛中复习功课，结果考入浙大先修班。浙大因有些学院招生不足，又招了一次生。我报考了化学系，结果被录取了。
父亲的上司答应支持我，叫我的姐姐当了一名工人，我便进了浙大化学系。母亲嘱咐我不要为家庭的生活而伤脑筋，一切由她筹划，要我好好完成学业。
进了浙大，有贷金，吃饭不要钱，每个月还发给植物油照明。
当然生活很艰苦，营养也很差。有一段时间钱没有了，就得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好在不久，学校弄了一些土地，自己种菜，才没有发生吃不饱的状况。
在永兴学习
浙大一年级设在贵州湄潭永兴场，距湄潭县城十公里。学生宿舍和教室等设在两个会馆中：江馆和楚馆。我因入校较晚，住在楚馆的戏台中。除了双层床和自修用的、木板钉成的简陋桌子（靠着窗子）外，留了一条很狭窄的走路通道。入学后，我们又经过了一次考试。我的外语成绩不错，被分在第一班，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姓邵。上课老师讲课和提问都是用英语，同学也是用英语回答。我英语理解能力很差，表达也不行。班上有的同学却对答如流，如谢学锦（后成为院士），支德瑜（后改名为支贞，考取庚款留学英国）。我非常害怕，怕不及格。第二学期被降到第二班，老师讲课是用中文，我便大大松了一口气。
入学不久，我们便知道选课要选上18-20学分。每门课都有一定的学分，与每周上课的时数有关，例如数学每天上一个小时，5个学分。理学院各系包括在一个班里（包括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个学期为微积分，一个学期为微分方程。如所选的课程，有一半学分的课程不及格就要开除。一个学期下来开除了不少人，住在我上铺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被开除了。入学后使我很不适应的是课本都是英文写的，特别是化学生字很多。我们学的普通化学课本是Daming写的。一个小时连查字典，我只能读七八行。一个小时的讲课内容七八页甚至上十页。考试只能靠听讲和记的笔记，阅读参考书是来不及的。为此我在记化学英文生字上花了不少时间。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较好的基础。一年级我没有选物理，就是怕考试不及格。但是只要有可能，每堂朱福昕老师的普通物理课我都去听，做笔记。听朱老师课的人很多，他是一位认真教学的老师，十分讲究教学方法，口辞很慢，基本讲英语，重要的内容就写在黑板上，有时还有演示试验。令我印象很深的是slip platform（滑动平台），是演示rotational inertia（转动惯性）的试验。一个同学坐在一个凳子上，这是一个能滑动旋转的凳子。我们转动同学，同学坐在凳子上不停地自动转动。
坐在凳子上的同学伸开手臂，他就转动得慢；收回臂抱胸，就转动得快。这说明动量守恒（conservation of momentum）。伸开手臂，rotational inertia变大，角速度就要变小。相反，角速度就会变大。冰上花样芭蕾滑冰和芭蕾舞的自转也有这个现象。
我们化学系与化工系普通化学是年级主任储润科老师教的。他是法国留学生，教学是认真的，效果也是好的。
我还选了国语和中国通史，这些课都是必修课。中国通史是谭其骧老师教的。与我过去学历史完全不同，讲到我国古代北方有象、有竹子，他列举古书中是如何说的，例如他说“竹书记年”是如何说的。我没有去看这些古书，但我却学习到做学问不是从一本书中抄下来就行了，而是要认真核实。后来谭老师成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入学不久要进行体格检查，体育老师要我们脱光衣服，看我们的脊椎骨是否不正、脚板是不是平脚等，还要求我们练习游泳。游泳场设在三叉河，要游上五十米才能算体育及格。
工学院的数学是钱宝琮老师教的，那时他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教授。听说上课很生动，每周要测验，学生很紧张。平日成绩不及格，期终要及格就更不容易了。
教我们数学的是冯谦老师。我们期终考考完了，都要去冯老师处看成绩。
我的成绩不错，也去看成绩，被冯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别人看成绩是怕不及格，要补考，要准备。你成绩考得不错，还来看成绩，不要为分数学习。”
当时使我很难堪，但事后想想深受教育。
西南茶馆很多。在永兴时，同学很多到茶馆里休息和自习。我也偶尔在茶馆里泡上一杯茶，吃一些松子，消磨一些时间。后来到湄潭也是如此。那时的学生消遣就是打桥牌。因为一年级功课紧，我是在湄潭才学会打桥牌的，也只有在假期里打打桥牌。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与同班同学史宗法和张志炳都住在戏台上，但交往不多，可能功课太紧的缘故。社团只有基督教团的活动，好像是歌咏组织，是一些湖南同学，他们是长沙雅礼中学（教会学校）毕业的，如仲赣飞（外号叫大mass）。
记得在永兴时，从中文系来了一位老师，听说是系主任，对我们讲解校歌，虽然跟着大家我可以唱出校歌，但内容是深奥的古文，歌词大多忘记了。而最前面四句我是至今记得，“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几句话至今提醒我不要自满，要不断学习。
永兴街上的市面，平日很冷清，能买到的东西不多。几天有一个“赶场”，赶场的日子，街上挤满了人群，各种生活用品都可买到。
我们在永兴过了一个春节，虽然我们没有大吃大喝，但在元宵节期间，却非常热闹。农民组织起好几条龙灯，舞龙灯的人们，赤着上身，不停地跳动；迎接舞龙灯的人，烧化一勺子铁水，倒出铁水，用铁棒将铁水打向天空，铁水落下燃烧成朵朵火花，迎接舞龙灯的人们。这些火花落在舞龙灯的人身上，因不停跳动，火花不致停留在皮肤上，烧伤人。大概也给了舞龙灯的人以热量，使上身没有穿衣服的人不致太冷。这真是奇观！
在湄潭学习
一年过去了，我升入化学系二年级。我搬到湄潭县城上学，那是一个有十字形街道的城市。每条街通向城门，向南通过湄江桥，印象中没有城门。那是浙大理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所在地。那时理学院院长是胡刚复，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是郑晓沧（后来来湄潭的），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
理学院分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知名的教授还有陈建功；物理系，主任是何增禄，知名的教授有王淦昌、束星北；化学系，主任是王季梁，知名的教授有王葆仁（后为化学系主任）、刘云浦、张其楷；生物系，主任贝时璋，知名的教授有罗宗洛、谈家桢（后来来到湄潭）。农学院分农艺系，园艺系，后者的主任是吴耕民，农化系主任是罗登义，病虫害系，蚕桑系，除了有一些系主任名字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之外，其中大多是有名的学者。
湄潭浙大学校学习气氛很浓，同学实践环节很多。化学除普通化学实验（两个学期）在永兴大一完成以外，我在湄潭完成的实验有：物理实验，植物实验，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学期定性，一个学期定量），有机化学实验（两个学期），有机分析实验（一个学期），有机合成（一个学期），物理化学（十几个实验），毕业论文（一个学期）。化学文献查找，化学文献报告（两个学期，每个同学要报告一次）。
教师讲授的课程有：物理，植物（崔征，选修），无机化学（王承基，必修），分析化学（定性，张启元；定量，王季梁），有机化学（王葆仁），德文（德梦铁），物理化学（刘云浦），有机化学分析（于同隐），有机化学选读（王葆仁，选修），有机天然产物（王葆仁，两学期选修），药物化学（张其楷，选修），化学史（必修，王季梁），工业化学（王季梁，必修）等。我还选修了社会学、王淦昌老师的热学和朱福昕老师的电磁学。但我学得很不好，电磁学差到要补考，但这些课都给了我良好的教育。王淦昌老师说他很后悔在德国留学时，全部时间花在做论文上，没有多听一些课，接触一些新的学问。我们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化学实验室中度过。化学系的学生实验室和老师的研究室放在湄潭的文庙（湄潭浙大分校本部）隔壁的财神庙中。化学文献阅览室放在财神庙的戏台上。我们的有机化学课和文献报告就在那里进行，四周摆满了书，中间放了四张大桌子。
张启远老师带我们的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单元结束时，总是要我们进行未知物分析，即定性分析是分析试管内含有什么无机元素，定量分析是分析某元素含量是多少，错了要重做。有一次，我分析溶液中含钙多少，用重量法，我分析了两次都错了。这样一些训练使我毕生受益匪浅。1947年我投考海关副化验员，几十名投考人员中，就我被录取。后来我在天津海关化验室工作，1947年我靠分析查出四件谎报货物：漂白精（谎报漂白粉，含活性氯量大不相同），镁锭（谎报铝锭，溶于氢氧化钠的性质和在空气中燃烧性质不同），海昌蓝（谎报硫化蓝，耐漂白粉的性质不同），混有淀粉的金鸡纳霜粉（报金鸡纳霜粉，可能商家受骗，查出其中含淀粉和溶于酸的成分是金鸡纳霜）。这都要归功于以前老师的严格要求。
先是沈仁权老师带我们的有机化学实验，后来是潘道凯老师。虽然当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们还是做了不少有机化学实验。加热用木炭炉子，回流冷凝用两个瓦罐，装满水的瓦罐放在高位，靠虹吸流入冷凝器中，再流入低位的瓦罐中。高位的瓦罐中水没有了，将低位的装满水的瓦罐放到高位。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做了减压蒸馏的试验，几个同学轮流不断用手摇动真空泵。
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培养了我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解放若干年后，我的同班同学薜玉麟学长来西安。我们相见时，他谈到解放初期他在本溪化工研究所曾用硫酸坛放在钢的容器中做成耐酸的高压釜，完成了顺丁烯二酸酐加不挥发的酸催化水解制成了苹果酸。
物化试验是杨浩芳老师带的，他宣布，打破了Beckmann 温度计要停止实验，这就意味着不能毕业。而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试验，测分子量。使用时要轻轻敲动温度计来调整水银柱。它的精度可读出0.001℃。杨浩芳老师后来得了肺结核病，濒于死亡，是在学校和同事帮助下治好的。
那时我们的检索用的化学文献，最详细的是Chemisches Zentralblatt（德国的化学中心文摘），比美国的“化学文摘”详细。虽然现在化学文摘社收购了Chemisches Zentralblatt，但当时它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还有一本有名的手册，Beilsteins ：H andbuch der organis Cher Chemie（《贝尔斯登：有机化学手册》），这是两本我们要经常查阅的书。但它们都是德文的，好在内容文法简单，生字也有限。因此，那时化学系学生要选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而且是必修。教我们德语是德梦铁老师，她是一位外籍女老师，后来与我们的王季梁老师结了婚，入了中国籍。她是一位可敬的老师，是我终身不敢忘的老师。她教书非常负责，效果也非常好，解放后曾是先进工作者。她非常注意我们的发音，因为德文是如何读的，就是如何拼写的。每次上课，总是带我们读课文，我们跟着朗读时，她在全教室走动，仔细听我们发音，发现有读音不准的同学，就叫他站起来单独读，同时纠正他的发音。她选的教材的内容很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有德国民谣、诗、爱情诗、文学小说，如Imensee《茵梦湖》、Die Leidendesiungen W erthers《少年维特的烦恼》、Roselein au f den H eiden《荒原上的小玫瑰》。德文民谣和诗都是押韵的，很能吸引我们朗读。她不能讲中文，讲课用英文，等到我们德文有一定的水平，就用德文讲课，因为讲得慢，我们基本能听懂。这样一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令我们万分痛心。
我们的德文讲义是数学系丰宁馨学长刻的，刻得很好，她也是我们班上学德文学得很好的一个。
有机化学课是王葆仁老师上的。他讲得缓慢，板书很清晰。一般他上课是一次上两节课（中间有休息），两节课上下来不觉得累，而课后要整理的笔记却非常多。他在讲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时，能从电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加以说明，虽这些解释我并不心服，但帮助我加深了对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的记忆。
他还讲了化合物生色的理论，改变染料溶解性能、合成化合物的各种方法。他还留有作业，杨士林老师批改我们的作业。我回想学有机化学的过程中，除了老师讲课吸引我们之外，做作业也给我很大帮助。做作业对记忆和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做作业的同学比少做作业的同学内容记得更牢固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更灵活。有机化学实验对学好有机化学更重要。
有机天然产物是王葆仁老师讲授的。他讲了很多用化学反应决定化合物的结构的方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了解了植物界所含各种有机化合物。
药物化学是张其楷老师教的，主要是讲官能团结构与生理活性的关系。
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解放后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是有名的学者。
刘云浦老师讲物化讲得很快，一年下来几乎把一本物化（作者好像是Danial）讲完了。刘老师后来是北大化学系的老主任。
化学系的学生基础课是抓得很紧的，考试严格，不及格要补考，甚至要开除。选修课就不一样了，严格要求的王葆仁老师开的选修课，我印象中都没有考试。本来说要交一篇报告，到后来也没有执行，但同学听课和记笔记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选王葆仁老师指导，本来要做一个理论性的题目：苯环上其他官能团对苯环上溴原子的活性的影响。这要测定多个化合物的反应速度，而且还要合成。后来怕时间来不及，我改做一个新的化合物，Benzothiazole的氨基化合物。最初想得到游离的氨基化合物后来都失败了，因为做成它的游离的化合物很容易被氧化，后来就改做成它的盐酸盐。做成硝基化合物后在盐酸中用锡还原，然后通硫化氢除去锡，只要酸性不大，硫化氢除去锡是很彻底的，然后浓缩得到它的盐酸盐的针状结晶，测了熔点，就交了上去。
因为条件不够，没有测定元素的百份含量。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出来的化合物是不是Benzothiazol的氨基化合物。虽然我试过燃烧性能，可以说是一个有机物。因为产物量少，没有做元素定性分析。
我在湄潭也旁听一些课，但没有选修，如罗登义老师的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因此也认识一些农化系的同届同学，如雷通明学长、夏纪鼎学长。
在湄潭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来访。竺校长带他参观浙大，与浙大的教授座谈，最后他看到教授们没有中断研究，而且有一定的成果和水平，称赞我们学校是东方的剑桥。他还在饭厅里给我们学生作了一次报告，郑晓沧院长给我们作翻译。
湄潭的浙大学生宿舍有五幢两层的楼房，分别叫仁斋、义斋、礼斋、智斋、信斋。信斋是女生的宿舍，建在北门（城门）里，在文庙的北面附近。仁斋、义斋、礼斋、智斋，是男生的宿舍，建在城外湄江边，距饭厅、浴室和盥洗室较近。
饭厅、浴室和盥洗室很靠近湄江。它的附近，湄江中有一个大水车，昼夜不停地将湄江水提上来，流进厨房和盥洗室中。湄江边还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跨过体育场就可跳进湄江中游泳。湄江水非常清澈，中间水深约一人高，是很好的游泳场。水车处修了一条拦水坝，将水拦住使它们流经水车，冲动水车转动。
女生也在我们的饭厅就餐，每天吃饭时，她们从宿舍走出来经过一个城门（北门）从一个小山坡走下来就到了饭厅，并不远。我们班八个同学包括几个女同学凑成一桌，轮流准备加菜。一般是一些青菜加盐放在木炭炉上煮好，桌上的菜总是吃光。男女同学交往比较少，但也不回避。男同学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化学系和理学院的男同学多住在智斋。我们同班的同学又多和我同宿舍，同过宿舍的有：史宗法、张志炳、叶润秋、陈星焯、范传炽。化学系前后班的同学有闵观铭、陈维新，外系有陈慕群（园艺系）、施教耐（生物系，后来成为院士）、王名才（气象）等。这些同学都和我在一个宿舍中同住过。在智斋的同学，化学系比我高两班的有叶尹中、朱秀昌、孙树门，高一班的有赵梦瑞、丁宏勋、袁启洋、冯慈珍，低一班的都住在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有戴立信等。数学系有播寰、曹锡华、吴楠选，物理系有谢学锦、汪容、许梅。汪容学长做毕业论文，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实验室中做的，因为他是物理系，没有化学仪器，是我拿出我们的仪器给他做的。他的论文导师是王淦昌老师。好像是做检测放射性粒子的闪烁剂（scintilator），具体在我们实验室做荧光剂，很容易就做成了。它是将染料fluorescin（荧光黄）溶解在熔化的硼酸中，光照以后放在黑暗的地方就发荧光。汪容学长以后成核物理专家，多年以后我在科学通报中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在一份内部文件中，看到要不要建造我国的粒子加速器的高级讨论会上（好像有李政道校友参加），有他的发言。
可惜现在得了老年性疾病。智斋还住有谢学锦学长，他在投考浙大时，住在贵阳二戈寨（纳西族人的村寨），与我有一面之缘。最初是在物理系，后转入化学系。若干年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陕西蓝田物理探矿研究所工作，胡荫华学长（在西安西北大学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叫我通知他到西北大学找她。
但他没有找我们。他平反后的一个中秋节，他来交大找我，并告诉我他的遭遇。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他说怕牵连我们。我留他吃饭，他说来不及了，吃了一些月饼就回蓝田了。后来他成为物探所所长，物探所移廊房，他就到北京地质部工作。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默默工作，在化学探矿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成为国际有名的科学家和我国院士。他一家三代都是有名的科学家（父亲是院士；儿子在德国，是有名的科学家）。在一本《中篇小说选》中，登载了一篇报告文学“沉重的崇高”，详细叙述了谢学锦学长及他家庭的遭遇。作者是地质部的有名的专业作家。我看了这篇小说，不禁流下泪来。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就是校庆纪念（大约1942年）时开放实验室。我们参观了物理实验室，大饱眼福，看到了一些平日没有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的是，讲解员指着示波器（oscillograph）告诉我们这是比较新的仪器，可以显示电波形状。哪里知道二十多年以后市场上会有电视机的出现，而且它已成为很多家庭使用的电器。
这些同学直接、间接都对我有影响。每天吃过晚饭后，是散步休息的时间，有时几个同学便散步进西门，到达十字路，向南走，过湄江饭店（单身的老师多住在这里，是一幢四层楼的建筑）和湄江桥，再经过新建的湄潭中学（初中），就来到浙大农场。陈慕群学长便向我们介绍各种花卉，我顺便收集了一些种子。因此认识一些花卉的名称，如金盏花、三色堇、矢车菊、石竹。从三色堇谈到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如果世界上有这种花倒也不错。有时沿着到风水连堡（是湄潭的风景区，大片竹林）的路，顺湄江向上走去，当然半途就要折回，晚上还要复习功课。有时经过西门向西走，沿着马路散步，可以看到马路旁高耸的汽油桶焊成铁塔，那是浙大校友开的酒精厂精馏塔。沿这条马路走可以到达永兴。
我们宿舍里闵观铭学长是音乐爱好者，有时高歌一些世界名曲，我常深深被吸引。我们也学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其中有的是美国名歌五百首中的歌曲，有的是几句或一段，流行的抗日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但唱得不多，印象中，除了中学学了一些外，似乎没有人专门教过我们。有一首歌我在宜宾中学，音乐老师教过我们唱，叫《金陵颂》，是一首好听的歌，后来发现原来是《延安颂》，歌词只是把延安改成金陵。内容有不少牛头对不上马嘴的。例如“啊！金陵，您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这是当时延安的写照，绝非是沦陷的南京的状态，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却未曾怀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没有看过电影，在湄潭我也没有看过电影。但却看过我们同学演出的话剧和京剧，如《日出》和《天罗地网》。我们班的梁永妙学长和陈星焯学长都参加了演出，演得不错。剧团的团长后来是谢学锦，常演青衣的是生物系的助教周本湘。当时剧团还演出过《萧何月下追韩信》。我虽不懂京剧，但看到萧何围绕戏台跑，匆匆忙忙地追韩信，一面跑，一面唱，那种急迫的样子，感到萧何如此爱才，也非常感动。
在湄潭，美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在靠近西门的一个民房里设立一个俱乐部，有crown棋和图书可出借。借crown棋的人颇多，它的玩法类似弹子（台球），但不是圆球形的弹子，而是像大象棋的大棋子，中间一个大圆孔，象征王冠。我们有时也借出来玩。这个俱乐部是美国学生救济中国学生勤工俭学的组织，戚文彬学长曾介绍我在那里工作，借此获得一些报酬。在此期间我生过一次大病，低烧吃不下饭，病久久不能痊愈，后来是校医院给我吃中药治好的。
期间同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时我们睡铺中臭虫很多，学校煮了几大锅开水，让同学们杀灭臭虫。如果同学中有传染病，后果真不堪设想。
在湄潭做有机合成实验时，我还发生过一次事故烧伤了右手。当时我用苯代替二硫化碳做溶剂（这是一个错误），进行Friedel‐Cravis反应，结果反应太剧烈，苯从冷凝器口冲出，下面的木炭炉子点燃了苯，我赶快取出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跑到大水桶边将燃烧着的双手和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埋入水中，冷凝器和圆底烧瓶，甚至瓶中的苯保全了，而右手却烧伤了。最初我还没有感觉，后来右手起了一个大水泡，差不多一个多月不能写字。还好没有耽误有机分析的考试，有机合成（实验课）也糊里糊涂给我及格了。
1944年日本人打到独山，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和外甥女都在贵阳，一时音信隔断。学校里同学在议论打游击。我不知道我的出路何在。张志炳学长说，可以同他到重庆他家里去。风暴过去后，同学有的去当美军翻译，有的参加青年军。陈星焯学长就去当美军翻译，王香耕学长去参加青年军。后来有参加青年军的同学回到学校说，国民党在军队中思想统治很厉害，弄得不好不是进集中营，便是失踪。王香根学长离开学校后就没有消息，他的命运十分可虑。
后来我到贵阳把母亲等接到湄潭来居住。谭楚材学长介绍我担任湄潭中学初中数学教师，解决了我家的一些困难。1945年我们大学毕业了。

阚家謣
抗战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提起了浙大，似乎总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明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
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之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她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她声誉传颂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她的名字，都还在低怀念。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说到抗战期中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那真是笑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蔽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多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件老棉袍在身，已可令人刮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像水桶一样的罩住三围。 吃的方面，女同学也较便宜，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同伙。饭，好像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永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菜勉强可以应付。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夹，要像蜻蜓点水那样点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头沾一点点即可。
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如此，有时还可以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的。至于男同学们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盘小菜，情况真不可想象。话说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桌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闹一架，几乎动武。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甚为可笑。就像教室、实验室等，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如室内排球场。宿舍也很好玩，为了节省空间，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只是当时最讨厌的事，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就是跳蚤，“坦克”是臭虫。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臭虫虽小为害很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像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高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她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由女生宿舍走去吃饭时，需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才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之际，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泥，只得再回宿舍来。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种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彩表演，跌倒在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哭笑不得，恨不得进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极其艰苦，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约就是成功的原因吧！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参加宴会，座中一位教会学校出身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我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得是“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所谓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境之下，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某，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见不得他，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哎，约翰某，怎么你头发是黑的？”“喂，约翰某，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这约翰某，受尽欺侮！其实某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取错了洋名，受尽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了一种风气。譬如有人偶尔来了洋腔一下，说声“Good Morning！”马上那人会遭受白眼。“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
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的是无端的“崇洋”、“媚外”。相反的，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语。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识中文，有时同学同他讲英语，他听不懂，于是又一个人来说，这时，谁敢骂他们在放洋屁？
浙大有一位教德文的犹太籍女教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过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对她笑脸相迎。 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她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语倒不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的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届干事，出通知时专用四六骈文，颇受大家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邀宴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愿意同他们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土”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土”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 有几位女同学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喜欢跟那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婚。”或是：“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像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已，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拉，看到蛇就要跑。）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说不是？
那欢乐的一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是哪个时期，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学四年。”而这四年中，尤其是一年级是最欢乐的一年。
我是1940年进浙大的，一年级在贵州湄潭的永兴场，学校刚迁去，那真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日子。初入大学，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我脑子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每天，我朝迎旭日，暮踏余晖，手捧着书本和笔记，往来于江馆和楚馆之间，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新知，使我在人生领域中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读的是文学院史地系。刚入学时，有经验的老同学就告诉我，一年级最好少读几个学分，分数拿高一点最要紧。但到注册时，我觉得课程并不太难，我还是选满了二十一个学分。
功课给我并无多大压力，只有一科害我不浅。不知是谁订的大学课程标准，规定大一文学院的学生要在物理、化学、数学三科之中任选一样。我对这三样课都视为畏途，听说数学较容易，就选了微积分。但不幸这门课却苦煞了我，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我经常做噩梦，梦到未交数学习题，考试不及格，急得满身大汗惊醒。
教文学院微积分的是位年轻老师，他满口浙江音，讲起课来聪明快捷，一口气就在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但他忘了，他教的这批学生未长多少数学细胞。他写了半天，下面却呆痴痴地毫无反应。
“懂吧！”他潇洒地将粉笔一甩。
“不懂。”我们齐声相应。
“怎不懂呢？”他笑笑，双手一摊：“格还弗容易，一目了然。”
此语一出，我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有位女同学的绰号叫“一目了然”。自此之后，每当他讲出这“四字经”时，大家便狂笑一番，弄得他连连摇头苦笑，认为我们这批笨学生已无可救药。
第一学期微积分让我蒙混过去，第二学期我读得了无生趣，习题也不想做，月考勉强及格，大考来临时，我可慌了。后半本微积分对我有如天书，看不懂，化不开，幸亏我有位学农的好友数学不错，大考前两周，她替我恶补。她摘要地一道一道公式讲解给我听，奈何我资质愚钝，讲了一周，我还是糊糊涂涂地食而不化。她光火了，对我吼道： “我不管了，你不懂就硬记住好了，考试时可以用上的。” 硬记？！硬是要得，这点本领我还有。于是我就像小时背四书那样，囫囵吞枣把整个算题都背下来，一共背了十几道。果然不错，大考时给我戳中了几道，这门课让我顺利过关，得意至极。
除数学外，别的功课都难不倒我，所以我的空闲时间相当多，无事时就打排球、散步、郊游、缝衣服、参加各种活动，使我欢欣鼓舞地过了一年。
永兴场没有什么时候课外活动，打排球就成了一种风气。晚饭前后，经常有三五个同学借个排球去拍，大家围成圈子，当中站个主帅，把球的顺序一一拍过去。开始时往往只有几个人，后来插队的人越来越多，圈子越围越大，球也越打越起劲，这是男女同学在一起活动的大好机会。大家都使出浑身的劲，你捶来，我拍去，连声叫好，打得如醉如痴，好不开怀。我们安徽人常在一起打球，人称“淮军”，湖南人在一起时称“湘军”。“淮军”同“湘军”大战过两次，胜负难分。后来大家想想，曾国藩同李鸿章当年都是好朋友，因此也就各自收兵算了。
散步，也是必修课之一，而且风雨无阻。永兴四郊空旷，岗峦起伏。晚饭后，我们荡过大街，沿着公路前行，看烟凝暮霭，数高树归鸦，有时直到月华升起，才踏着疏影，唱着抗战歌曲归来，真是豪气千丈。我们多骄傲，我们是浙大学生啊！ 距永兴场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三叉河，那儿清流潺潺，绿树葱茏，旁边有片广大的场地，芳草芊芊，绿野迤逦，这儿也是我们经常游憩之所。我们刚入学时，校方要再举行一次甄别考试，我们则认为我们都是联考录取进来的，怎么又要考试呢？而且谣传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入学，或转到先修班去。一下子人心惶惶，几经商量的结果，大家决议罢考。考试那一天，早餐后，一个个都分别溜到三叉河去了。这事立即惊动竺校长，他急忙赶来“御驾亲征”，结果我们还是要再考一次，但那只是中文、英文的分班考试而已。此后，大家叫这次事件为“三叉河事件”。而三叉河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永垂不朽”了。 永兴场是个小小的集市，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赶场。这时商旅群集，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做买卖，短短的一条大街，摆满了摊贩，我们有时也跻身其中看热闹，或买点东西吃。那卖狗皮膏药的，打着贵州土音叫买着：“咳！我这膏药跟别个不同，是科学发明，大学制造的。”那卖地瓜的见我们杀价太凶，也嘟囔着：“莫讲价罗！大学堂里的学生还讲这个。”
他们对大学生印象很深，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天知道，我们腰中所缠的哪有他们的多。 说到钱，大家都没有钱，只有极少数家在后方的人是例外，但也并不宽裕。 我很幸运，有个好朋友，她每次买东西吃总要分一半给我。我跟她同房两年，未流一滴馋涎，后来三、四年级时我到遵义，她留湄潭，这以后我才过着那清苦的日子。
别误会我们只是玩，不读书。浙大功课一向很紧，不读书是不可能的。每天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寝室自修。有些人喜欢到茶馆去读书，在那儿泡碟茶，买两盏瓜子，可以一坐半天。起初我们不大愿去，后来觉得蛮有情趣，也常去坐坐。奇怪的是，在这样的闹市里，居然也可专心读书。晚间，每人油灯一盏，氤氲的油烟里，灯影幢幢，隐约可见到一排莘莘学子坐在那里埋头苦读。
春去夏来，天气渐暖，学校规定体育课每人要去游泳二十次才可及格。游泳，这玩意儿对我们很新鲜，但当时我们连游泳衣都没有，谈什么游泳。男生简单，着“上空装”就可下水，女生怎能。所幸抗战时我们女同学都有缝纫的本领，把箱子里的旧衣或布拿出来做就行了。我将一条旧卫生裤拼改成一件游泳衣，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有啥办法，我手边无衣无料，只有出此下策。
游泳地点是一条河，距永兴场有一段路，需穿过竹林，越过山坡，走过小径，才到达一条河边。女生游泳在河那一边，男生在河这一边。我们对游泳兴趣极浓，白天在房间里读书时，往往将双手一前一后地划两下，学自由式；晚间睡在床上，肚子垫个枕头，爬在上面伸缩双腿练习蛙式。所以一个暑假之后，就连最胆小的同学也会浮在水面来两下狗爬式了，这真是浙大体育的德政。
正好这时天旱，永兴场居民谣言纷起，他们说这是因为浙大女生下河洗澡，震动龙王，所以才不降甘霖。晚间我们外出时常遇到一队很小的孩子，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香，前面有个大人领队，一路走，一路喊。最初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向我们游行示威，后来经一位有语言天才的男同学打听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求雨。他们叫的是：“苍天苍天，百姓可怜，快落大雨，好种秧田。小小娃儿哭哀哀，保佑苍天落雨来，大雨落在秧田里，小小娃儿吃白米。”
经他这一发现，我们兴趣也来了。晚间散步时，我们也来求雨，举着手乱叫乱唱：“苍天苍天，学生可怜，快落下雨，好吃汤圆。”
我们满怀高兴地胡闹一阵，笑得前仰后合，似乎这世界只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
一转眼，暑期已尽，各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都要搬到湄潭或遵义去。这一年来欢欣鼓舞的大一生活，至此告一结束。光阴荏苒，离开永兴已数十年，我也风霜两鬓，儿女成长了。那段越过高山峡谷向前奔放的人生旅途，现已蜿蜒伸向平川，到达另一个境界。回首源头，只见云山萦绕，尘雾漫漫，一切都杳无踪迹。那永兴场马路中的嘹亮歌声，教室里的欢然狂笑，就连梦里也难以追寻了。

毛昭晰
一、芳野的自然环境
芳野在龙泉县城东南约十华里，原名坊下。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在浙东设立分校，选址于此，始有芳野之名。
“芳野”为何人命名，已难查考。有人以为是学生中的“骚人墨客”，也有人以为是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是海宁人，海宁语音中“坊下”和“芳野”同音，而郑先生又颇具雅兴，所以此说比较可信。后来不知什么人又给芳野取了一个英文名字“Fine Yard”，这个名字不但谐音而且谐意，当时在浙大同学中也很流行。
当年的芳野（坊下）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但在浙大龙泉分校师生的心目中，芳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坊下这个小村，它包括坊下和石垅坑（笔者注：石坑垅，龙泉志书称为“插坑垅”，但当年浙大师生都称之为石坑垅，而不知有插坑垅。现在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及《浙江农业大学史》中均称之为“石坑垅”），两个村庄和两者之间的田野和山坡。从地理概念来说，恐怕当年的浙大师生谁也说不清芳野的确切界限究竟在何处。
芳野在群山环抱之中，最高的山是南面的佛山，其次是西北面的棋盘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山。群山之间是大片平坦的梯田，从西向下延伸到东面的村庄大沙。梯田中间有一条溪涧经大沙流入瓯江。芳野西南有万松岭，深幽的松荫绵延数里，直达岭端的周际村。
从县城到芳野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经济川桥过水南，然后沿棋盘山脚经张山头到芳野；另一条从城东麻寮附近的沙滩过渡到大沙，然后沿佛山脚到芳野。如果到石坑垅，也可经大沙，也可经水南，但半路上都要拐弯走过一段小路。我到树范中学上学最喜欢走的路，是从石垅坑翻山到渡口，这条路不但距离近而且十分幽静，一路上几乎不见人迹，只有山花野草与我做伴。有时微风拂面，细雨沾襟，独自一人爬上山巅，遥望远处苍茫的群山，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
芳野气候温暖，植物繁茂，葱绿的树木随处可见。最多的是松树，其次是橡树、杉树、石楠、山合欢、三角枫、桕树。在庆恩寺前女生宿舍的山脚下，还有一棵相思树，每到秋天，树上的豆荚就长出逗人喜爱的红豆。
有人说芳野并不芬芳，可是在我的眼里，芳野真是芳草遍野，到处都是鲜花。春天有红色的杜鹃、淡紫色的马银花、黄色的羊踯躅，白色的金樱子、粉红的野蔷薇、紫红色的紫云英。田塍上、小路边还有无数蓝色的小花，犹如繁星点点，散落在绿色的草丛间。夏天，田野里开遍了淡青色的马兰花、一年蓬，粉红的半边莲和蓝色的鸭跖草。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野菊花，它们在秋阳的照耀下，和红色的乌桕树相互争艳。芳野美丽的景色，无数的鲜花，在我心里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
二、浙大龙泉分校的创办和变迁
浙大龙泉分校创办于1939年。当时全国沿海各大学多已西迁，浙大也已迁到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考虑到东南各省青年学生因战乱所造成的困难而不能升学的很多，于1939年1月提出在浙东设立分校，并于2月中旬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及文学院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到浙江筹设分校。郑、陈两位教授于3月初到浙江进行分校的筹建工作。5月，浙大正式成立了“浙东分校设计委员会”，决定校名为“浙东分校”。6月，竺校长又派史地系李薭非先生及总务处陆子桐先生到龙泉。经过反复的考察研究，最后确定分校校址设在龙泉坊下。
这一年7月27日至29日，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在永康麻车头杭州树范中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总共录取新生150名，其中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后来实到学生为141名。
到8月中旬，分校筹备工作宣告结束，同时工作人员也开始到坊下办公。
教师一部分由总校调聘，如陈训慈、林天兰、朱叔麟、毛路真、李薭非、赵仲敏、金维坚、斯何晚诸先生，也有一些另行聘请的，如徐声越、胡伦清、郭贻诚、董聿茂、孙玄衔、胡步青等先生，后来又陆续聘请了夏承焘、任铭善、张慕骞等许多先生。分校成立后一个学期，就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当时有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农艺、农化、园艺、蚕桑、病虫害、农经等十七个系的学生。那时大学一年级学生学的是基础课程，而分校开办时学生入学后只在分校学习一年，第二年就转到总校继续学习，所以学生虽然分属十七个系，但实际上并未设系，学生基本上以学院为单位选课和听课。1941年增设了二年级，接着又增设师范学院，这时才有系的设置。到1944年，分校的五个学院所设置的系，计有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理学院：数理系；工学院： 机电系、化工系、土木系；农学院：农艺系、农经系；师范学院：国文系（五年制）、外语系（五年制）、国文专修科（三年制）、数学专修科（三年制）。除师范学院外，其他各系学生读完两年后仍转入总校学习。
分校第一批新生是在1939年10月1日至6日报到注册的。10月7日选课。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本校师生员工之外，还有永康、丽水、龙泉各机关的代表和校友。这次开学盛典，由陈训慈先生主持，许多代表讲了话，最精彩的发言是英文教授林天兰的答辞。他的发言大意是：浙大浙东分校的建立，从表面看是为了解决东南各省优秀青年的升学问题，但是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示我们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七七事变以来，据美国某通讯社记者报道，敌国日本没有增设一所新学校，而在被侵略之我国反而增设大学，这在东南各省人士来说，尤其足以自豪。在浙东分校创办前一年，印度举行基督教代表大会，有一位中国某大学的代表受到美国总统的约见，当美国总统听说中国许多大学向内地迁徙并继续开学时，感到非常惊奇和钦佩，并且详细询问了迁校的办法。现在我们浙大不但迁校，而且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增设了分校，如此伟大的事业，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林先生表示分校的全体同仁一定要黾勉以赴，并且希望同学们倍自惕厉，完成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这真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
分校创办之初，租用芳野曾家大院作为校舍，第二年在离芳野一里多路的石坑垅建造了一些新校舍，包括教室、学生宿舍及单身教职员宿舍（即风雨龙吟楼），总共大约有七八幢。这些房子都是木屋，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除这些房子之外，在庆恩寺左侧还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大厅，既是礼堂，也是饭厅。
石坑垅新校舍落成后，坊下就称为一部，是理、工、农三院及学校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文、师两院则在石坑垅，称为二部。
龙泉分校还在坊下曾氏宗祠办了一所芳野小学，规模虽小，但解决了浙大教职工子弟和当地村民孩子的入学问题。我的弟弟毛昭晖和我的妹妹毛雪绵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当时在小学教过书的，我记得有袁可能教授、周瑞芬以及我的堂兄毛安康。
龙泉分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初全部复员回杭，中间曾有一次搬迁。
那是在1942年初夏，浙东战局吃紧，金华、缙云、丽水等地相继失陷，云和、龙泉危在旦夕。为了不让堂堂高等学府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时迁往福建松溪的大埔。当时校方的打算是，先在大埔逗留一段时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则将学校迁到连城，如果局势好转，就再返回芳野。从龙泉到大埔约有二百华里，为迁徙的方便，学校在查田、小梅、竹口、新窑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图书仪器用手拉车和竹筏运输，师生员工多徒步行走，有的人也乘一段竹筏，途中艰辛，可想而知。
大埔是闽北的小镇，镇旁有一个罗汉寺，规模宏大，据说原有几百僧众，后来因为发生鼠疫，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寺。分校的师生员工及家属就在这个地方栖身。当时松溪是鼠疫发病区，大埔镇上每天都要死人，傍晚到溪边散步，总可以见到焚烧死者衣物的灰堆。
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当地群众往往靠求神拜佛来祈求一家的安宁，所以罗汉寺内虽然没有僧人，香火却仍不断，特别是最后一进佛殿，常常有许多老婆婆烧香念经。夜里还有妇女到罗汉寺后面的松林里叫魂，声音凄厉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分校的总务人员为了预防鼠疫，每天到寺庙的各处洒药消毒，其中最积极的是庶务员江忠靖先生。
有一天，一位名叫傅斌炎的学生到溪边洗衣服，不小心滑入水中，等人们发现时，已停止了呼吸。几位同学把他放在凉亭的地上进行人工呼吸，后来又牵来一条水牛，将他抬到牛背上想把他腹内的水挤出来，前后约抢救了两个钟头，却没能把他救活。我目睹了抢救的全过程，对傅斌炎的死，感到十分悲痛，所以在这里也写上一笔。
这年九月，时局趋于缓和，听说我就读的树范中学将在龙泉开学，父亲就让我返回龙泉。我背了一个小包袱，走了两天，到了竹口，在竹口碰见农学院的女同学王璧，她也要回龙泉，我和这位大姐姐，还有两位工友结伴而行，又走了两天才到龙泉。我离开松溪不久，江忠靖先生和会计姚寿臣先生的大女儿突患鼠疫去世，于是在松溪的分校师生紧急行动，连夜撤出大埔，回到芳野。
直到抗战胜利，龙泉分校才迁回杭州。
1987年我出差到龙泉，曾经重返芳野寻觅旧踪。当年的风雨龙吟楼、医务室、女生宿舍和石坑垅的教室、宿舍、小店，都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野草杂树。原先的庆恩寺和大礼堂已经变成了番薯地。曾家大屋和曾氏宗祠还在，但也非复旧时景象。只有一部和二部之间那条小溪旁的一棵老桕树，仍像四十年前那样，在小路边弯着腰，伸出枝丫，摇曳着满树红叶，仿佛在欢迎我归来。
三、分校的教职员
分校的第一主任是陈训慈先生。陈先生字叔谅、浙江慈溪人。他是1938年到浙大任史学教授的。在此之前，他曾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并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在主持龙泉分校的工作时，他仍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贵阳、重庆，胜利后又运回杭州，全赖陈先生躬自奔走，这是陈先生对祖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分校的筹建，也多亏了陈先生和郑晓沧先生，他们两位实在是分校的开山。陈先生在分校当了一年主任就辞职了，继任的是郑晓沧先生。
郑先生又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我记得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是研究教育学的，曾经担任浙大教务长。龙泉分校筹建后，竺校长曾续聘他为教务长，后来又想请他担任分校主任，可是郑先生在这年夏天因患肺病而咯血，医生嘱他静养，于是竺校长请郑先生任分校的“特约教授”。1940年陈训慈先生辞职后，竺校长请他主持分校的工作。郑先生是十分着名的学者，可是待人谦和可亲，就是对我这样的晚辈也是一样。在芳野，每次在路上相遇，他总要停下脚步对我微笑致意，好像我这个小孩子是他的老朋友。
郑先生不但尊重人，而且十分重视学校的图书仪器。那时分校图书馆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据说是“学者版”，郑先生视若瑰宝，每次逃警报总要请一位工友挑着这套书上山，警报解除后再挑回学校，这件事是我的老师兄王云海教授告诉我的。我和郑先生后来在杭州大学成了同事，并且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
第三位分校主任是路季讷先生，他是江苏宜兴人，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除了讲授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兼教英语，我进浙大读书的第一年，浙大总校尚未迁杭，他在杭州仍任分校主任。
除三位主任之外，我记得起来的分校教师有下面这些（括号内为所从事的专业）：
孟宪承（教育学），任分校教务长，兼教英语和教育学、经济学。院系调整后任华东师大校长。
寿棣绩（教育学）。
潘　渊（心理学），据说是英国皇家心理学会会员。
朱叔麟（数学），日本东京物理专校毕业，讲授微积分。
毛路真（数学），分校数理系主任，讲授微积分、微分方程、数论、复变数函数论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任浙大数学力学系主任。
孙增光（数学），讲授微积分、高等几何等课程。
周恒益（数学），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解放后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教书。
楼仁泰（数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任教。
孙志绥（女）（数学），解放后在东北师大任教。
徐桂芳（数学），讲授微积分。
郭贻诚（物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周北屏（物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许孝慰（女）（物理），解放后听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斯何晚（物理），院系调整后任杭大物理系主任。
孙玄衔（化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
黄乃明（化学）。
陈嗣虞（化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大化学系主任。
吴浩青（化学），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元宇（化学）。
杨景桢（化学）。
陈仲和（土木），讲授材料力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张树森（土木），讲授测量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吴美淮（土木），讲授测量学，现仍在浙大。
朱昭锷（土木）。
赵仲敏（机械），现仍在浙大。
朱重光（水利），曾任教务长，德国留学生，讲授投影几何。
王祖蕴（女）（土木），朱重光先生夫人。
张功焕（电机）。
朱如龙（电机）。
黄焕盘（电机），讲授电工学。
董聿茂（生物），日本京都帝大毕业，无脊椎动物学专家，曾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在杭大生物系任教，并曾兼任杭州大学顾问。
王曰玮（生物），讲授植物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金维坚（生物），继董聿茂先生为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曾在山东大学任教。
胡步青（生物），研究蛇类，解放后在浙江医大任教，着有《浙江蛇类志》。
徐声越（中文），院系调整后到华东师大任教，主要研究《世说新语》。
夏承焘（中文），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着有《唐宋词人年谱》等多种着作，学术界尊之为“一代词宗”。夏先生不但精于词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很有研究，我在浙大念书时曾选修过他的“乐府诗选”及“楚辞”。
任铭善（中文），文字学、语言学、训诂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之江大学教务长，后在杭州大学任教。我曾选修过任先生的“文字学”。
王季思（中文），元曲专家，解放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有《王季思诗词录》等着作出版。
胡伦清（中文），有《乐府诗选》等着作出版，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
孙养癯（中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
郭莽西（中文），研究新文学。
胡不归（中文），讲授历史，着有《胡适之传》。
戚叔含（英文），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到龙泉分校任外语系主任，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林天兰（英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
陈楚准（英文），解放后仍在浙大。
梁希彦（英文），现任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
徐杏贞（英文），梁希彦先生的夫人。
张其春（英文），解放后有《简明英汉辞典》出版。
周有之（英文）。
范国昌（英文），加拿大人。
方本炉（英文）。
孙正容（历史），明史专家，教中国通史。后去暨南大学任教。
李薭非（历史），中国近代史专家。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张慕骞（历史），曾长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季平（历史），龙泉人，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
张其瑞（历史），我在浙大读一年级时选过他的中国通史课。他有点耳聋，讲课声音很响，但很生动。特别是在讲北京猿人的发掘时，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我原是中文系的学生，二年级转到史地系学历史，毕业后又考入浙大人类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听说他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又到香港大学任教。
包伯度（农学），担任土壤肥料学、酿造学及分析化学等课程。
韩雁门（农学），教园艺果蔬。
程学达（农学），教土壤学。
郑生和（农学）。
夏永生（农学）。
王勤瘫（地理），着名地理学家。
安明波（经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的夫人姓曾，曾在树范中学教过地理。
陆永福（伦理学）。
沈金相（？）。
王育三（？）。
陈劲仲（体育），湖南人，中大体育系毕业，来龙泉分校前，曾在武汉大学任体育部主任。
屠镇川（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体育系任教。
杨山农（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浙江农业大学任教。
吴大浪（音乐）。
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有些老师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名单中所列教师，在分校工作的时间都不算短，但也有一些变动。如郑晓沧、朱叔麟、李薭非等先生后来先后调到总校。竺校长也曾想把我父亲毛路真调回总校，当时郑晓沧先生给竺校长回电说：“路真难行”，语含双关，一时在浙大总校和分校教师中传为佳话。
从这不很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出龙泉分校的师资力量是多么雄厚。在抗战后期东南各省的大学中，大约没有一所可与龙泉分校相匹敌的。所以龙泉分校是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大学。
在回忆龙泉分校时，我总忘不了分校的许多职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对分校的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这些先生中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章定安先生，一位是陆子桐先生，都是绍兴人。章定安先生任文书（大约相当现在的秘书），他协助分校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分校的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陆子桐先生任总务主任，石坑垅的学生宿舍、教室、大饭厅以及风雨龙吟楼的建造都是他主持的。在陆子桐先生之前，总务主任是赵季俞先生，但他只干了半年，1940年四月不知为什么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旋即辞职了。
其他一些职员有主任会计丁祖炎，会计楼可成、姚寿臣、出纳张慧年，文书助理胡其华，教务员钱兰峰、毛安康、吴月峰、贺宜、陈国源，图书管理员金天游、汪闻兴、许振东，庶务杨其咏、江忠靖、赵鸣皋、王子青，女生指导姚含英，校医周用康、王相总、颜扬。另外还有几位先生如王敬五、孙祖康、顾剑谊、俞抒溶、余泽生、郁嗣兴，所任职务不详。分校的工友，我能记得起来的有二部管学生宿舍的赵春江、在庆恩寺烧饭的洪小青、二部传达室的留景林、医务室的田景绍，还有一部的章鹤鸣。他们工作都很勤奋。 龙泉分校的教职员工，现在大多已经谢世，1964年张慕骞先生去世时，夏承焘先生曾写过一副挽联。上联是：“风雨龙吟楼，旧梦如画，同语者几人。”下联是：“明季南北略，绝学未竟，是后学之责。”张先生研究《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书稿未成，遽归道山，故夏先生有“未竟”之语。如今夏先生也已作古，芳野旧梦，可同语者更是寥寥无几了。
四、分校的学生
浙大有优良的学风，抗战时期，师生生活十分艰苦，但求是学风不因条件之差而受影响。龙泉分校的学生，生活简朴，学习勤奋，无论是听课还是自修，都极其认真。晚上看书，每人一盏桐油灯、灯盏内放一两根灯芯草。灯光如豆，经常得用一根小棒把灯芯草往上挑，这种“挑灯夜读”的滋味，现在的大学生是体会不到的了。 学生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最活跃的首推芳野剧艺社，在偏僻的小山村，演戏自然是最吸引人的，当时黄铁夫、杜梦鱼、王德华、田志伟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演员。除演戏之外，还有许多活动。其中之一是打球，龙泉分校的学生球队在龙泉是赫赫有名的，而且可以“出征”的球队不止一个。有一批宁波籍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做“阿拉队”，因为宁波人说起话来总是“阿拉、阿拉”的。“阿拉”者，“我们”也。阿拉队和人家比球，每进一球，裁判就叫“阿拉两分”，似乎裁判也是阿拉队的人。所以裁判每叫一次“阿拉两分”，总要引起观众的一阵笑声。阿拉队的主将是屠益箴，从《参考消息》报上看到他后来当上了中国台湾的“外交官”。其他队员我都记不得了。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一些关心时局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时事研究会”。住在我家隔壁的屠镇川先生的儿子屠家骥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当时他是农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和我很谈得来，他拉我去参加了几次讨论，讨论的题目基本上是国际形势，大家发言十分热烈，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对大学生的口才十分佩服。那年端阳节，研究会的同学一起去石坑垅教室旁的山上合影留念，屠家骥把我也拉去了。参加时事研究会的学生我记得有张传宗（他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曹余章、宋炎、冯昭……、徐学恩、倪宝元、黄有种、安一德、王荣初等三四十个人。
分校的学生还办壁报，诗文都誊写在稿纸上，每期报头都画得很美，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我曾看到过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刊名可能是《剑声》。作者多是中文系的学生，我记得有施亚西、张德舆的作品。张德舆有一首诗，写自己做菜的狼狈相，其中有“羡彼巧妇手，愧我昂藏汉”之句，至今印象很深。郑晓沧先生也在这个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分校没有歌咏队或合唱团，学生中有几个歌手，唱得最好的是师范学院国文系女生李宝辉，他父亲是福建某地教堂的牧师，所以她受过很好的声乐训练。还有几个男同学在文艺晚会上唱过《热血滔滔》、《黄河颂》、《我摘下一片秋叶》等歌曲。当时龙泉分校学生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昨夜我梦江南》。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也不知作曲者是谁，因为每天听他们唱这首歌，所以至今还能把它背出来。
龙泉分校的学生对教师很尊敬，教师对学生也很爱护，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那时常常有一些学生来我家，其中赵璇宝和施亚西与我家关系最为亲密，她们对待我和我的弟妹就如自己的弟妹一样。那真诚的情谊，真是令人难忘。
当年在芳野求学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相当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我所知道的，数学方面有谷超豪（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教授），叶彦谦（南京大学教授），张鸣镛（厦门大学教授），郭本铁（浙江大学教授），王云海（杭州大学教授），金福临（复旦大学教授），郑德昌（杭州大学教授），孙贤铭（杭州大学教授），杨忠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几位，都是我父亲很喜欢的学生。
物理学方面有：余寿绵（山东大学教授）、王锦光（杭州大学教授）、田志伟（杭州大学教授）、陈昌生（浙江大学教授）、龙槐生（浙江大学教授）。
化学方面有：商燮尔（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谢传堡（本溪钢铁研究所高工）、沈葭轩（衢化总工程师）、池志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吕荣山（杭州大学教授）、朱秀昌（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研究所研究员）、丁鲡（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教授）。
土木工程有：朱兆祥（宁波大学校长、教授），夏志斌（浙江大学教授），楼宗汉（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蒋祖荫（浙江大学教授），陈葆真（杭州建筑公司总工程师）。
机械工程有：余承业（南京航空学院院长）。
电机工程有：何志钧（浙大计算机系教授）、杨王漉（中国民航总局计划司副司长）。
化学工程有：潘祖仁（浙大教授），陈道运（加拿大农业部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热分析协会理事），谭大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柏油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其编入1983年版国际名人录及1982年有成就名人录）。
历史学有：徐规（杭州大学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倪士毅（杭州大学教授），管佩韦（杭州大学副教授），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王省吾（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蒋以明（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有：徐朔方（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外语系毕业生），倪宝元（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史地系毕业生），唐扬和（即唐浞，着名诗人），曹余章（《上下五千年》的作者），施亚西（华东师大教授），夏钦瀚（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
外语有：冯昭……（杭州大学教授）、应幼梅（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
农学有：袁嗣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孙筱祥（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管致和（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中等学校辛勤耕耘，成为很出色的教师，我所知的有徐学恩、叶开元、王德华、陈兰言、赵璇宝、杜梦鱼等。
当然，我不知道的人肯定比上面所列的要多得多。从1939至1945年，龙泉分校先后招过七届学生，在芳野读过书的有六届。我是1945年参加入学考试的，是龙泉分校招收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记得当时试场设在庆恩寺旁的大礼堂，礼堂内摆满了长长的课桌，每桌坐三个考生，我的右面是陈肯，左面是蔡为武。我们三人后来都被录取了，陈肯取在物理系，蔡为武取在电机系，我们是在入学之后才知道彼此的姓名的。现在陈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蔡为武在吉林省一个研究所。我们这一届学生被录取时正好碰上抗战胜利。龙泉分校决定新生于10月到杭州报到，老生则在1946年初迁杭。所以我们这一届虽然是龙泉分校招收的学生，却没有在芳野读过书。只有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在芳野生活了三年。我熟悉芳野，喜欢芳野。我生活在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中间，我曾受到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并且受到浙大“求是”学风的熏陶。在芳野度过的岁月，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胡伦清先生为浙大龙泉分校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当年贴在曾家大屋正厅前的柱子上：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我不但到过龙泉，而且在龙泉居住多年。追忆芳野旧事，尽管生活艰苦，书剑都未学成，但是能够和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共享弦歌之乐，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