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1 月

陈述彭
引言
1937至1949年，由学生、助教到讲师，“我的前半生”主要部分是生活在浙江大学。这包括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八年，也是伟大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十二年，也是我“豆蔻年华”、学习成长的时期。我们追随这所“流亡”大学，辗转搬迁祖国西南山区近三千公里。在《竺可桢日记》里，对迁移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述。在浙江大学和史地系培养的成千名学生中，我是幸存者之一。在拙作《地学的探索》六卷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概括记述史地系对我教养的恩情。
193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进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地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严格地给予野外基本功训练，把我们一大批同学引进了地球科学的殿堂。当时，我们就像闯进了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洞穴，感到光怪陆离，目不暇接。同学们毕业之后，各有建树；我则被留在学校，当了八年助教，在老师们的指引和督促下，蹒跚学步，从此开始了探索地学的生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接受地学启蒙教育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是，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的经典的地学知识，学生则如饥似渴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的训练。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这一切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我们展示出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诱导我们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忘我地去探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从而使我们树立起地球科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当我回忆起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联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琐事，像是醒来的梦境。那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社会生活相比，的确是反差强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然而，那却是中国近代的确曾经发生过的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顽强的幸存者
1937年，我在湖南省长沙高级中学上二年级。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学校搬迁到宁乡花明楼。暑假，我路过长沙去上学的途中，在岳麓山以同等学力报考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由杭州内迁到泰和，距离井冈山不远。我想，要是能够就近在家门口上大学读书，既省钱，又安全。而且报考师范学院，既“司饭”，又发制服，免交学杂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真是双重保险的上策，何乐而不为呢？以同等学力报考，门槛更高，必须进入全国统考中前20％的名次，自知把握不大，报考不过是为明年探路而已。回到学校再读完三年级，毕业联考获第一名。再经过长沙时，长沙已经一片瓦砾灰烬。张贴在教育厅墙上的大学招生榜也早被日晒雨淋，模糊不清。有同学看到过我的名字，但也搞不清该上哪所大学。我自己也没有挂在心上，回老家白竺山村里去教小学。忽然接到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录取了我，家乡父老为我这个破天荒的大学生送行。我扛上一口柳条箱上了火车，千里迢迢，一直追到广西宜山报到。孑然一身，开始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闯荡于黔桂“瘴山恶水”之间，去经受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广西宜山，师范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殿里。教室在远离城区的东郊，搭起整齐的茅草竹棚，在三个木桩上钉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着名的大教授穿着一件白大褂上课，带着我们朗诵着雪莱的十四行爱情诗，洋洋自得，出口成章。
每天几乎都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看到山上挂起空袭警报的红灯笼，我就躺在水渠边或岩洞里去看红楼梦。老师甚至带我们到小泷江去练习游泳，或者去远郊野外实习，优哉游哉！有一天，日本飞机果然在东郊教室投下了一百二十多枚炸弹，男生宿舍起火，衣被都被烧光了。女同学把五颜六色的衣服都捐赠给男同学御寒，男扮女装，教室里煞是好看！即使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依然充满着浪漫情趣和乐观精神。
随着学校内迁的，还有一大帮浙江同来的难民群。他们为老师和学生包伙食，为学校搬运图书、仪器，他们介绍学生当“黄鱼”，由宜山搭便车去贵阳、遵义和湄潭。彼此如鱼得水，相依为命。老板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加菜，吃当地的“豆花饭”，偶尔吃点蛇肉和狗肉，名曰“龙虎斗”。房东和师母们经常端上香喷喷的“粉蒸肉”或北方馒头，为无家可归的学生解馋。这所流亡大学就这样在整个社会的支持和簇拥下，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到娄山关下的遵义古城。 仅有的一次，师范学院的学生每人发放了二十七尺蓝色双面卡“救济布”。 矮个子同学就自己设计一种最省布的上装和两条裤子，前后可以交替着穿，减少膝盖被磨损。男同学自力更生，自制木屐、修补套鞋，互助理发；女同学针织毛衣，缝补修改衣服。这类的“蓝领”服务工作，真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 到校外去当家教、做广告，去中学兼课，提供“白领”服务，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差。甚至个别助教、讲师也一起参加。我在遵义就干过为酱油厂做广告的工作，每星期日工作一天，工资五元，足够支付我和同学晚上的茶馆费和夜宵钱了。
何家巷是一座进深三栋的破院落，也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各院、各系混杂居住在一起，其嘈杂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中午时分，拉胡琴，唱京剧，似乎“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学会、学社非常活跃，墙报、画刊五彩缤纷，救国救亡的文艺宣传，纷纷登场。晚上，在黯淡的桐油灯下，何家巷却是鸦雀无声，大家伏在桌子上静静地做功课。费巩教授捐出他的全部工资，为桐油灯加上了玻璃罩，灯光明亮多了，鼻孔不再被熏黑了。但是大宿舍里的自习桌总是不够的，同学们就只好去蹲茶馆，泡上一壶浓茶，占着一角方桌，就着茶馆明亮的煤气灯读书，比宿舍里的桐油灯更亮堂。好在茶馆里贴上了“莫谈国事”的禁令，干预也就不多，茶馆老板对不谈国事、埋头读书的学生，似乎分外关照和欢迎。
竺可桢校长能够在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在遵义山城、在何家巷宿舍，给学生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我们学生来说，更是多么幸运呵！
后来我当上了助教，在遵义古城西南角的山坡上，租赁了一间民房，每天到山下的食堂去吃仓饭和打开水，过着箪食壶饮的隐士生活。没有吃饱，星期天自己开小灶，有一次却不慎把桐油当菜油，落得个上吐下泻好几天！病了，也没有医疗保健。1947年夏天，我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尿血，不得不去医院切除右肾。向亲友们借贷了八两黄金，直到1954年才还清。养病的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全是同学们送来的。史地系老师们非常照顾，让我躺在床上汇编《遵义新志》，不用上班。竺校长还亲自来助教宿舍看望，手里捧着一本名人传记，鼓励我说：德国有位大科学家也切除了肾脏，活到了七十多岁，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是在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和指导下，从二十九岁至今，又快乐地工作了五十年。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期间，多次用孟子的箴言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回顾血与火的岁月，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年抗战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流亡的浙江大学，也是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弦歌不辍，为祖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
全面的素质教育
流亡时期的浙江大学，李约瑟赞誉它是“东方的剑桥”。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校长和王淦昌、贝时璋、蔡邦华教授等师生五十余人，奉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不完全统计，他们先后为中科院筹建三十多个研究所，开拓了许多学科的新领域；先后当选为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浙大师生共七十余位，其中史地系教授有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三位，学生有叶笃正、施雅风、陈吉余等共七人。路甬祥校长也在竺可桢之后，又继任科学院第四任院长。浙江大学人才辈出，为新中国培育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以院士为例，在旧中国的科研机构中，浙大仅次于原地质调查所。毫无疑问，这是与两个单位当时所受的政治干扰相对较少，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环境比较宽松有一定关系。我从一个普通本科学生的感受，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素质教育，能够得到塑造自我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作为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当时选课有很大的自由度。我除了修习陈逵教授的“英诗选读”这样的古典英语课程之外，还选修了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欣赏”，初步了解一些构图、造型、色彩的基本法则，以及选修了陈立教授的“试验心理学”，了解色盲、视觉测距、催眠的原理和热感与痛觉的误区。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些知识，后来在我研究地图学、航空视察、遥感图像处理、人机相互作用、地学多维图解、地图信息图谱等等问题中，能够发挥作用。 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中，我更加兴趣泛滥。我选修了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他教我们识别云的类型、熟悉气象电报，填绘天气预报图。
任美锷教授讲授经济地理，让我和杨利普去野外实习填绘土地利用图。黄秉维教授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更像是流水作业线：他亲自写讲义，由孙盘寿、张汉松两位同学刻印蜡纸，由我协助编绘插图和教学挂图。我们算是勤工俭学，忙不过来的时候，同学们都来帮忙。张其昀、涂长望、顾谷宜几位教授的讲义，大都采取类似的形式。我们觉得这些讲义能反映老师最新的见解，又有学生的直接参与，倍感亲切。叶良辅教授病重，我刚作为助教，代他上普通地质学课程。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担心我怯场，声明不抬头看着我，但我能泰然自若地讲下去，主要是由于直接参与过讲义的编写整理工作，心中有底。作为助教之一，我分管地图库和绘图室。我对三万多幅旧地形图大都作了“读图”卡片，记述每幅图上构造、地貌、景观的特点，从而掌握了大量典型的案例。不仅后来我在接替“中国自然地理”和“地图学”课程的时候，比较得心应手，而且编绘“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研究中国地图概括的区域指标的时候，分析判读航空、卫星相片的时候，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也尽可能多选修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张荫麟教授的中国通史、陈乐素教授的宋史、顾谷宜教授的世界通史、王庸教授的地理学史、张其昀教授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都使我们大开眼界，诱发了我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王庸教授的指导下，帮他编写《中国地图学史》，狗尾续貂，负责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的两章。后来自己扩展到对世界地图史的研究，参与中国古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以及测绘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地图学十二年规划的制订，都有赖于当年极其微薄的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最近又想努力推动遥感考古和我国“数字城市”的本土化的研究，更感到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的功底太差。当时身在史地系，而历史学得太少，真是非常遗憾。
史地学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与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从现代的观念来看，史地兼修，是有助于系统分析、动态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也是地球系统科学所必需的综合观点和系统方法。博古通今，有助于把万年为尺度的地质演化的历史和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的史前文化和近、现代环境变迁、全球变化衔接起来，古为今用，对未来作出预测和预报。这有利于提高科学预测和决策的可信度。史地系的课程，不仅给予我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建立起时空尺度和概念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使我至今在研究卫星遥感对地观测、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网络等高新技术手段时，能够在脑子里比较准确地把握时空尺度和建立时空模型。
学海无涯，科学知识是永无止境的，掌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史地系的课程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宽，职业性的适应能力是很广的。就我在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同班十位同学来说，蔡钟瑞后来成为工程地质专家，宋铭奎成为水利总工程师，孙盘寿、杨利普在科学院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工作，刘宗弼在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地图工作。钱炜、詹溶庆坚持教育工作，成为模范教师，他们就业之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把本科时期的知识，融入到他们的事业或学术中去，都聚焦形成了自己闪光的亮点。我临近毕业的时候，由于选课很乱，系主任煞费苦心地一门又一门彼此替代，教务处高抬贵手，才算勉强通过。回想起来，我似乎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锻造自己。我选修了许多工具课程，如数理统计方法之类，减少了一些知识性课程，如世界地理等，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用不尽，但并没有影响我从事地球信息科学和数字地球战略方面的探索研究工作。
实践出真知
史地系很重视学生野外考察和社会实践的锻炼，师生们代代相传成为传统。
学校刚由宜山迁到遵义，喘息未定，史地系就举办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竺可桢校长亲自主持学术报告会，教授们纷纷发表演讲，弘扬热爱祖国河山、热爱自然、身体力行的探险家精神，并宣传浙大也要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前进，使我们学生坚定攻读史地系的信心。后来，我在岩溶研究、航空遥感实验和西部开发等科研任务中，都没有忘记精读《徐霞客游记》，并联系实际，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徐霞客的光辉形象，几十年来成为我这个“二等残废”抱着病躯、走南闯北、坚持野外考察工作的驱动力。因为20世纪50年代对峰林、洞岩地貌的分类和制图的工作，我和任美锷教授一道，荣获国际岩溶学会首届贡献奖。
浙大史地系一贯重视地图学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当年专门敦请沙学浚、李海晨两位曾在德国攻读过地图科学的教授来校任客座教授。在谭其骧、任美锷教授的指导下，由王心安、吴贤祚两位工程师负责绘图室，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接班开设地图学课程。无论是学地理或学历史的师生，都被鼓励参与地图的实际编制工作，并已蔚然成风。在抗战烽火的岁月里，用白规笔和石版印刷发行套色教学挂图。回到杭州之后，宋和我编绘了图文并茂的“西湖图景”。杭州解放后，陈吉余、阚家参加编制杭州城市大挂图，还绘制了分散在杭州城内外的浙大校舍鸟瞰图，雕刻铜版印刷；还精心雕塑出全中国和杭州、南京和台湾等几组地理景观教学模型，向全国发行。浙大史地系通过不断实践，掌握了地图生产的工艺技术，培养了大批对地图感兴趣的专家，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例如在1954-1957年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在原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的主持下，由贺忠儒等协助，编制出版了《中国大地图集》五卷；1980-1985年间，谢觉民教授主编的A tlas o f China在美国问世；1958年，竺可桢先生亲自主持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历时十年，先后编制出版了自然、普通、经济、人口和农业五卷大型地图集，谭其骧先生主持的《杨守敬历史地图集》（八卷）。黄永砥在华东师大，开设地图学课程，先后编制出版了《中国教育地图集》和《中国老年地图集》，都是由当年浙大史地系的师生主持完成的。浙大史地系对于中国地图科学发展的历史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的彩绘手稿，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工作时期完成的。
它的地球三维立体显示的设计，也是从制作全国立体模型得到的启发。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颁发了奥·米纳地图学金奖，Robinson与我并列。就是由于我们各自代表东西半球，先于Apollo遥感图像而鸟瞰地球这一比较新颖的构思。
地图编制是一项跨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许多学科的支持和合作。在史地系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必须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习他们的长处，发挥他们才能，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许这就是团队精神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学习和工作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记得有一次系里派我代表叶良辅系主任去出席理学院分配经费的会议，苏步青、王淦昌等老教授在座。
贝时璋院长首先声明：地理系是新系，来的又是助教，预算也比较少，大家照顾一下，优先通过，然后其他各系再商量如何分配。老前辈对新学科的宽容和扶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团结协作，才能事业有成。”
助教的工作是最基层的、最实在的。我在史地系毕业后留校的八年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许多知识、技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六十岁以前主要是搞地图，六十岁以后修补了两门新课程，一门是遥感应用，为地图生产开拓新的数据信息资源；另一门是地理信息系统，让地图进入空间时代和信息社会，以适应全社会数字化的潮流和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科学事业的梯队像一支永远前进的雁阵。或许是出于信念和本能，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或默契。前辈师友曾经带领我们学会飞翔，呕尽他们的心血，分享他们的余荫，自己也就感受到了历史的使命，勇敢地去探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年轻一代的压力和阻力，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再退到阵列的后面，尾随着大伙儿继续前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和希望寄托于青年和未来。浙大史地系十二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使我终生难忘终生。

过兴先
1937年冬天至1938年夏，浙大在西迁途中暂居江西省泰和县八个月，从筹备到开课，由于战事，学校还需再迁移，所以任务十分繁重且急迫。然而竺校长竟慨然允诺协助地方兴办三项公益大事：修建赣江大堤、筹建沙村垦殖场和创建澄江学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竺校长忧国爱民之心。
当年，日本侵略军向苏、浙、皖疯狂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到江西，生活陷入困难，江西省政府与母校商量共同办个垦殖场，经费由江西省负担，场主任由江西省派，其他由母校负责。
1938年6月14日，竺校长召集了第一次沙村垦殖场委员会，会上推举农学院院长卢守耕为主席，泰和县政府辛科长为秘书。实际上在此之前，筹建工作早已开始，选定了沙村场址的范围，初步制成了垦殖场的范围和地图，并且已安置了几十名难民。
我在6月26日参加了竺校长主持的毕业典礼后，留校任助教兼垦殖场指导员，其实就是去场里工作，同去的有同班同学解翼生。此外，母校早派了蔡正先前去参加筹备，任会计兼事务。
7月初赤日炎炎的一天，我离开了上田村母校驻地，雇一名村民挑着我的全部行装，奔赴沙村。村民熟悉路，我跟着走，他步履快速，走了十多里地，我再也跟不上他了，汗流浃背。恰巧一个山冈上有棵大树，坐下休息。凉风习习，蝉鸣阵阵，环顾四周景物，倦意尽消。休息一会后，继续赶路。一路上村落稀少，偶遇行人，大约走了十八多里，看见路东有一新建茅屋，那是垦殖场的一个工作点，总算完成了一天的行程，到达目的地。
农场有五百余亩田地，都已抛荒多年，有的可能已荒芜了十多年。水田多，旱地少，一条狭小的公路贯通南北，将农场分为东、西两区。公路南通赣南的钨矿区，仅有的汽车就是运矿石的卡车，连自行车也罕见。农场北边有一清清的小溪流，两岸林木掩映，极幽静。多半旱田在南边，低丘陵，层层梯田修筑整齐，田埂基本未破损。农场附近有三户农家，都赤贫如洗。我到农场时已有百多名垦民，其中农民居多，还有小商人、工人、小学教员和一名水手。垦民中没有老人，男多女少，儿童五六个。农场办公和几十名垦民的住宿都在一幢颇为高大的破旧家祠里，大部分垦民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在人去屋空的居民房舍内，它们都是砖墙瓦顶。从家祠和民房的建筑质量推想，过去这里相当兴旺。偌大家祠的内外墙上，留有醒目的赭红的约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说明红军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场主任周承澍曾在淮北垦区参与领导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善于组织管理。
垦民们彼此是难友，现在生活、劳动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相互帮助，从未发生过大的争吵。我分工管生产技术，到场时农具已基本备齐，十多头瘦小的耕牛也已买到，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准备秋耕秋种。按当地习惯，经过场里讨论并和几位垦民商量，为了保证明年粮油自给，又根据田地的肥力，决定六成田地种小麦，其他四成种油茶和蚕豆。我缺乏生产经验，对蚕豆、油茶的播种量心中无数，幸可向垦民请教。来自松江、宜兴和海门的垦民中，有种田能手，他们都能帮助我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其实，这段时间我仅是个实习员。购买种子，要到离场四五里的沙村，我和几十名垦民第一次去那里。沙村有十来家店铺，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有集市，逢集人们摩肩接踵，相当热闹。
我们走了好几处店铺和摊贩，买齐了所需种子。在集市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情风俗，还可以和老表们（当地居民俗称）闲聊一番，之后我有空就喜欢去逛逛。
秋耕秋种忙过后，我常和垦民聊天。有一位姓沈的来自松江县（现属上海市）的农民，夫妻俩，带了个十岁左右的儿子。他们都穿着自纺自织、自己缝制的粗布衣，白底蓝条，干净合身。男的年近五十，是一位种田能手，水、旱作物种植都行；女的当炊事员，勤快能干。还有一位海门的农民，四十多岁，种旱作物特有经验，技艺好，垦地时使用一把大锄头，一锄一窟窿，谁都比不上他。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因才分工。有一姓承的宜兴青年，高度近视，行动也迟钝，他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员，到这里也有用武之地，教五六个儿童。
他勤奋朴实，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祠堂里常回荡着读书声和歌声，孩子们都喜欢他。从他身上，使我对陶行知的人民教育思想有了感性认识。我曾读过陶行知的文章和诗歌，有仰慕之心，因此我对承老师更为喜爱、称羡。还有一位年岁近百的垦民，在外国远洋货轮上千了几十年活，瘦弱苍老，就要他当采购和打杂。大家知道他出过洋，到过许多国家，常向他问长问短，他也津津乐道.谈往事。这位老水手漂泊远洋，劳苦一生，毫无积蓄，光棍一个，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忧伤之情，大概是他相信宿命吧！时到九月，地里的苗刚刚长出来，杂草也同时滋生起来。新垦农田最难办的就是对付杂草，既要勤除草，又须除得净。于是只要天晴，天天除草。所有土地第一遍除好，最早除草的田又要除第二遍草，整个秋季农事没完没了，才使庄稼茁壮成长。
秋末，竺校长要我和解翼生利用冬闲，去吉安专区十一个县的农村调查，着重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两个问题。要在三个月时间里调查十一个县，两人只有分头进行。我们背负行囊，步行在狭小的泥巴公路或乡间小道上。
有些在崇山峻岭的乡村，一般不去调查。由于语言和农民文化水平的限制，调查对象一般是保长、甲长，有时还常常双方听不懂。一路的食宿很困难，不仅是饭菜低劣或不卫生，而且常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有一次，将临傍晚，看到路旁一宿店，有两张小床铺，并且挂有灰暗的麻织蚊帐，我躺下就入睡了。后来，恍惚中有一个人在我身旁紧紧挤着，我因极疲倦，任他同睡，清早醒来，发现那人已起床离店。这可说是一奇遇。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其实调查一个县就足够了。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真是十室九空，鸡犬不相闻。
在五个县的调查中，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有些年仅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做着耕田的重活。童养媳普遍，婴儿死亡率极高，好多在出生后六七天就死亡，当地百姓称为“七日疯”（实际上是破伤风）。原来是产妇分娩剪脐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两岁样子的小孩孤零零地匍匐在晒场上，蓬头垢面，十多只苍蝇围着他飞旋。当我蹲下身看时，他呆呆地看着我，全无表情。我一阵心酸，热泪盈眶，他活得下去吗？有的乡村有小学校，简陋不堪，常见以砖代凳，以墙为黑板，儿童们也多面黄肌瘦，没有女学生。由于地多人少，所以不少农田没有种庄稼。小麦和油茶生长都不旺盛，施肥很少。据老百姓说，粮食也可自给有余，有的农家养一二头猪，少数还送集市上去卖。家家养几只鸡，喂食的不多。上述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我苦闷，我思索。原来我学农有着振兴农村的抱负，那种悲惨的现实使我如梦方醒，领悟到要振兴农村，非从政治、经济、教育同时着手不可。解放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所调查的县，特别是永新、遂川和宁冈，环抱井冈山，都曾被残酷“围剿”。红军在1934年冬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离我们调查的时间不过四年，难怪这些地方还是满目疮痍。这就是竺校长关注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因。
调查回场，休息多天才消除疲劳，继续投身于农场工作。看着田里的小麦和油菜欣欣向荣，很欣慰。春初，农田普遍中耕除草一次，清明节前，麦田都施肥。就这样，三熟庄稼都获得了好收成，粮油自给有余，垦民们开始不需要江西省政府救济了。夏季庄稼种水稻、玉米、大豆和甘薯，夏收夏种，大家紧张了一个多月，才稍稍松口气。接着就忙小麦脱粒等农活。好在工作已有秩序，有些农活垦民主动去干，或提出好主意，我的工作反而感到较前轻松。各种庄稼经过及时的田间管理，生长良好，附近农民都啧啧称道。农场也有些副业，养猪养鸡，以改善伙食，增添积肥；还准备织布和制粉丝，利用富余的劳动力，增加农场的收入。
在沙村，我想不到认识了两位垦殖同行。离沙村十多里的冠朝，江西省早办了一垦场，主任杨锡类到我们农场参观，就此认识。他五十多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也算同乡。他豪爽、健谈，我们可说一见如故，此后就多次来往。他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彼此交谈很投机。后来，不知何故，听说他被捕入狱，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知道他在南京某垦殖场工作，又得以通信。1980年左右，他到北京出差时来我家重叙，才知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无锡干地下工作，于是我回想起他在沙村的有些谈话，是用心良苦的。1938年秋我在《大公报》曾发表“沙村示范垦殖场巡礼”一文，引起当时农学界前辈、农林部农垦处处长唐启宇的兴趣。他写给我一封鼓励的信，从此彼此通过几次信，可惜未识一面。他的助手姓名叫施珍，也是他的学生。施珍因公到冠朝垦殖场，顺道来到沙村，还转告了唐老师的慰勉之情。这一次相识结缘，居然促使十三年后在杭州成为同事，在浙江共同做了三年棉花试验，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7月初，由于战事发展，母校在泰和县已无法继续上课，需再次迁校，母校通知我8月回校。那时大豆和早玉米即将收割，水稻长势良好，亦丰收在望。8月初，我不声张地离别沙村，依恋难舍，部分垦民热情送行。8月中旬回到广西宜山县，几天后，我向竺校长作了汇报，在他8月14日的日记中有所记录。
这一年余，我生活艰苦，工作辛劳，见闻多，感受切，真是：沙村干一年，胜读十年书。

黄宗甄
（一）
我本来是在日本北海道读书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回国，先在家乡浙江温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参加青年救亡团；后来，新四军从温州平阳向皖南集中以后，白色恐怖逐渐紧张起来，在家乡没法再工作下去了，1939年秋天，我便从温州来到宜山，在浙大借读（1940年转为正式大学生）。
从浙东到广西宜山，沿瓯江西上，经丽水、金华，夜晚坐火车到江西鹰潭，再坐汽车绕道南行，经过宁都、吉安到湖南的采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换乘汽车经柳州到宜山，行程十多天，每天都在敌机空袭下旅行。我在柳州碰到苏步青、陈建功两位教授与张素诚同学，可谓萍水相逢。那天晚上张素诚请苏、陈两位老师吃饭，我也被邀作陪，大家喝了不少酒，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对抗战胜利是有信心的。从温州出来，本有十来人结伴西行，大多是去昆明西南联大和陕南城固西北联大的，仅我一个去浙大。
大家一路上风雨同舟，在空袭下生死与共，气昂昂地引吭高歌。我们心怀共同的意愿，就是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眼看国民党倒行逆施，一个劲儿反共，我们这些人都知道除了在艰难困苦中刻苦读书之外，首先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否则这偏安的半壁江山也不易保得住。 我随苏、陈二师等同车到达宜山之后，正是中秋节后不久。湖南战役打响，浙大同学举行义卖捐款劳军，师生都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义卖，犹如今天北京的天桥和建国门外的商品展销会一样，厂棚林立，也有同学摆摊义卖小吃茶点的，场面实在动人。 接着寒冬来临，敌机频繁空袭宜山，浙大标营学生宿舍是滥轰狂炸的大目标。每次轰炸之后，竺校长总得与其他教授亲来标营慰问再三。有一次，他与陈建功教授在大饭厅里与我们学生一道共进午餐。也许是宜山的气候使江浙来的青年不甚习惯，患病的同学特别多，竺校长甚至在夜间亲自从城里来到标营宿舍探望患病者。我们的宿舍就是茅棚，床铺拥挤，大多数同学每天夜晚都在大饭厅里夜读，一盏汽油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噪音。竺校长经常来视察、了解我们夜读的情况，他离开大饭厅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曾来巡视过。
（二）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湾（湛江的旧名）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敌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迫近柳州、宜山等地。同学们义愤填膺，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同时也感到浙大本身的存亡受到威胁，为了今后的教学、科研与学习的长远打算，学生会举行了全体大会，请竺校长亲自参加。有一次大会开了一个上午，群情激昂，整个会场如暴风雨一样，发言的同学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掌声雷动，同学们说明了军事形势的恶劣，民心的向背，政治的不民主，战争不是一两年可以结束，总的要求是希望这一次再度迁移，应该有个长远之计，要定居下来，希望北迁名城遵义。竺校长在主席台伫立了数小时，很冷静地听取同学们的意见，虚怀若谷，在风暴中始终站立着微笑不已，态度和蔼。最后他答复说，他一个人不能独行其是，将同学们的要求带至校务会议中与各院长及教授们认真讨论。到了那天晚上，突然听到校务会议中竟有个别目光短浅的教授，认为浙大仪器图书众多，员生的人数也数以千计，害怕桂黔山路险陡，以及深惧长途跋涉之苦，很想就近选择山区所在，暂时避避风就算了。消息传到标营学生宿舍，同学们在深夜又再度集会，进城晋谒竺校长，陈情北迁遵义的有利所在。竺校长在寓所门前接见同学，态度泰然自若，平易近人，一再说明，迁校系长远大计，必定尊重同学们和教授们的正确意见，认真讨论。几天之后，终于作出决定，迁至贵州遵义，同学们才放了心。接着战地服务团立即誓师出发，竺校长亲自授旗，到了前线之后，他常派秘书前往慰问。
在北迁过程中，同学们群策群力，帮学校把仪器、图书、公物包扎装箱启运，沿途设站招呼。但桂黔道上只有一条破乱不堪的公路，运输工具少得可怜。当时已是隆冬腊月，一路上凄风苦雨，到处是雨凇冰凌。有一天，有几位女同学在艰辛的旅途中，到了广西贵州的边界市镇六寨（该处设有浙大招待站），她们到达时已是夜晚，接待站中已住满了同学和教师，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恰恰碰到竺校长，他连忙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女同学，自己悄悄地睡在小汽车里过夜。
北迁之后，浙大首先把一年级学生暂时安置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竺校长很重视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第一步就把新生稳定下来，先行上课。遵义，是红军两次经过黔北的重镇，1939年冬天我们到了遵义，也感到此城接近重庆，政治上黑云压城，民生凋敝。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又派来了一个反动的训导长强加于浙大，此人来校不久，施展其浑身解数，全力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动辄要开除进步同学，如向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和一位写壁报的解俊民同学开刀。
眼看学潮即将爆发，竺校长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不准开除进步学生，让这位所谓训导长卷起铺盖离校北归重庆。竺校长又“三顾茅庐”真挚恳切地邀请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他坚持学术自由和教育要自由发展，科学与民主并举。 他甚至在主持费巩教授对全体学生演讲之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校园里研究科学要贯彻自由精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当然学术研究与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出了校门犹如另是一个区域，那就由不得你了。
遵义有新城和老城，两城之间隔一条湘江石板桥。校舍布满新老两城，大宿舍和许多教室设在新城的何家巷，体育场和总务后勤单位设在老城子弹库一带，女生宿舍设在老城的杨柳街，也有一部分学生宿舍设在老城的遵义师范学校，还有少数的教室和实验室租用民房，工学院的实验工厂设在老城的湘江之畔。可是对农学院说来，都难有发展的余地，学校便决定把农、理两学院迁至离遵义七十多公里的风景秀丽的湄潭县。
我们在遵义定居下来，立即开始上课。我读生物系，名教授不少。我的导师罗宗洛教授，指点我学习化学和农业，我便选择生物化学、有机化学、作物栽培等作为选修课程，可是我又喜欢文艺，便选修了缪钺教授的唐诗，旁听了丰子恺教授的政治经济学。 每个系在教授指导之下，都组织了专业学会，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举行书报讨论会或论文报告会。四年级学生一定要进行写作论文的课程，有的论文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或实验工作。有名的教授每个学期总得作一两次大型的学术报告。有时竺校长也向我们作科普报告。他曾对我们演讲过“浙江潮和中秋月”，以及讲述科学史和介绍徐霞客生平等的报告。 课余的活动也很多，同学们组织了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回声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社，举行各种座谈会和读书会。那时活动最多的是民主政治与宪政座谈会、哲学座谈会。星期天或其他的假日，我们以各种学生团体或同乡会、各系学生会的名义，成群结伴远足，至遵义乡间风景区或名胜寺院游览，大部分的活动都有教授参加。
剧团在每学期必定举行抗战话剧的演出，偶尔也演出京剧。歌咏会常常举行，音乐会、大型的艺术水平较高的音乐会，竺校长必亲自参加欣赏。体育活动也很多，浙大每学期必参加遵义全市性的篮球冠军赛，校内也少不了篮球、排球锦标赛。1942年4月的校庆日子里，曾在湄潭举行了全校运动会，一直举行好几天，竺校长亲自主持，并担任了裁判员。
（三）
浙大的理学院生物系和农学院在1940年夏季迁至湄潭县，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在1941年才从遵义迁来。总部设在文庙里，大部分教室和化学系实验室设在万寿宫，数学系、物理系在湄江之滨，尤其是后者的实验室，大部分的房屋是新建的，江畔建有亭榭，修竹茂林，曲径通幽，水声潺潺，颇为优美。生物系实验室设在农场附近旧祠堂里，略经修葺，还设置了供植物生理实验用的暗室，又用木材搭起了一丈来高的所谓自来水塔，一只特制的大木桶可盛十多担从湄江挑来的水，以竹管通入实验室，算成自来水了。实验农场在西门外，农艺系、园艺系、病虫害系、蚕桑系都设在农场里，农化土壤系设在农场附近，农经系因为图书馆设在文庙，便于读书起见也设在城里。学生宿舍新建在东门外沿着城墙下面的湄江畔。而举行盛大运动会的体育场也建在学生宿舍附近。
湄潭的风景秀丽，永兴场在湄潭县城东边，离湄潭县城当有半天的步行路程，浙大一年级就设在那边。我在1941年毕业以后，曾留在生物系当了三年助教。从四年级学生时代开始，四年来每年总得去永兴两次，第一次是迎接新同学入学；第二次与一年级同学联谊谈心。助教、讲师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说的都是知心话。记得永兴场附近的森林特别多，有一次我们与同学们准备了长长的火把，绕过了几次森林，步行了半天才到达一座很大很长的溶洞。进去之后点起火把，潜行很久。比之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南宁的伊岑岩，浙江桐庐的瑶琳洞，江苏宜兴的善卷洞等并不逊色。我们在艰辛的年月里，对长期抗战仍怀着胜利的信心，因此苦中作乐，有点其乐无穷之感。
（四）
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浙大在竺可桢领导下继承浙江学派的优良传统和求是精神，并发扬光大不是偶然的。浙江本来就是文风极盛，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成为文人荟萃之邦，学风灿烂一时，一直绵延到辛亥革命以后，人才辈出，不断地产生许多有卓越贡献的学者。文化的发达与否，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安危与存亡。

周微林
1936年秋，我考进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是一所校风淳朴的学校，同学们大多在埋头读书。那时，竺可桢校长刚刚到任。
当时我所读的外国语文学系有一位教授陈逵老师，常拿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英文版《中国呼声》和史沫特莱等作家的作品给我们看。后来又介绍我熟悉同系高年级同学陈怀白。
在女同学眼里，陈怀白是个怪人，时常板起一副脸，走路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但同她熟悉以后，感到她其实是个很有正义感、很热情的人。同年十月，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沉痛消息后，同学们举行追悼会，灵堂上有她写的一副黑底白字大联：“先生不能死了拉倒，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年底，陈怀白介绍我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成立大会。
会场上大约有三四十人。发起人说明了宗旨以后，土木系的周存国提议这个团体取名黑白文艺社，并解释说，一是为了长念不忘我国被日帝侵占的领土黑水白山（即黑龙江和长白山），要为收复失地而奋斗；二是表明我们必须是非分明，就如黑白分明一般。当场一致通过，并推选教育系的张启权（现名张毕来）为社长。黑白文艺社就这样诞生了。
半年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暑假，我因事去了上海一趟，回来时学校里的气氛已经大变。黑白文艺社常组织我们去街头宣传：三四个人一组，带一条长板凳，在过往行人多的地方，轮流站在板凳上向民众宣传。演讲的内容很简单：日本强盗打来了，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大概因为这事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听的人还不少。我们也就感到非常兴奋。同时陈怀白和贵畹兰又介绍我给校内的《抗敌三日刊》写一些宣传抗日的诗歌，有时还去帮着刻蜡板。这时候，黑白文艺社的活动大多是与黎明歌咏队一同进行的，如教群众唱救亡歌曲和慰劳伤兵等。记得有一次我们由周存国带队，去一个伤兵医院慰劳，我们排着队在病床前刚满腔热情地唱了一句：“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有一个伤兵就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在这里等死，你们还唱……”，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伤兵医院的条件太差，伤兵们正憋着一肚子气。为了支援前方，学生自治会还发起献金运动，“黑白”的社员们大都踊跃捐献。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一抗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于捐献的金器到底进了谁的腰包，是想都没有去想的。
后来，国统区前方节节败退，我们开始失望了。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江浙交界沿海的漕泾、金丝娘桥登陆，离杭州已经不远了，学校不得不迁往建德。
建德旧称严州，是个古城，县城很小。我们虽然仍在教民众唱救亡歌曲，但情绪已很低落。黑白文艺社的骨干分子陆续离校，有的到浙南去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有的去延安，有的到其他地区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敌军逼近，浙大又向西迁移了。1938年一月中旬，在江西吉安白鹭洲上一所中学举行学期考试，考完就搬到泰和县的上田村上课。一年级新生则在几里路外的大原书院。黑白文艺社自从周存国、陈怀白、张启权等骨干分子离校后，群龙无首，似乎已停止了活动。上田村是一个很荒凉的村子。在反围剿中，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在这里大肆杀戮，以致人迹稀少。此时环境虽很幽静，同学们的心情却平静不下来，国难家仇，有的家乡已沦陷，亲人们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我那时苦闷极了，想找些哲学书来解决思想问题，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只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着作，这些书越读越糊涂，使人甚至对生存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
半年多以后，浙大又迁广西宜山。初到宜山，感到这里的气氛与上田村不同，但我的心里仍然是一片迷惘。人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时常苦恼着我。正在这时候，一些离校参加救亡工作的同学回校复学了。一天晚上，回校复学的周存国和钱克仁一同来找我了解浙大的情况。
他们谈了许多外面的见闻，说要把“黑白”和“黎明”（歌咏队）恢复起来，在浙大开展救亡工作。临走时，周存国给我两本书，要我仔细读读。他们走后，我就认真地读了起来。记得那两本书，一本是《新哲学体系讲话》，一本是《新哲学大纲》。上面所讲的哲学与我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的迷惘，仿佛被拨开了云雾，使我看到了人生的新的意义。
几天以后，周存国邀集了七八个同学，大多是以前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在龙江边的一个岩洞里开会，讨论恢复黑白文艺社的问题。我们都同意让农经系的滕维藻来当黑白文艺社的社长，因为在泰和时，一次作文比赛中，滕维藻荣获第一，我们称他为状元，由他来担任社长，是名正言顺的。他曾写大字报反对过国民党不让学生搞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为人正直、诚恳，一定不负众望。
接着就召开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大会，使这个进步团体，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与此同时，黎明歌咏队也恢复了，校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救亡歌声，重新有了生气。随着形势的发展，周存国对我们说，推动全校抗日救亡运动，需要一个核心。我们七八个人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如何开展救亡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取名“拓荒社”（1940年以后，改称马列主义小组），是个不公开的组织。当时我们的做法是，先在同学中物色爱国而有正义感的人，与之交朋友，并经常在一起谈心，谈人生观、世界观，谈对现实的看法，也谈生活中的种种感受，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和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然后介绍他们参加黑白文艺社，在“黑白”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吸收到“核心”中来。这样，黑白文艺社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
这时候，黑白文艺社分成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三个小组进行活动。社员自由参加，我几乎每个组的活动都参加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组经常举办专题讨论会。记得社会科学组第一次聚会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当时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有人说是次殖民地，有人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的态度很认真，情绪是热烈的。哲学组讨论世界观问题，当时叫做宇宙观，讨论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很明白了，当时却也是争论不休的。后来又讨论人生观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敞开思想谈，会上谈不清，会后又继续个别谈，这对于提高思想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参加文艺组的同学都是文艺爱好者。有爱写诗和散文的，也有的爱写剧本。组里经常组织阅读和讨论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瞿秋白、高尔基等，还有美国那个写了《石炭王》的辛克莱。记得还曾经讨论过夏衍的《包身工》，大家由此而学着写起报告文学来。
在泰和时，一年级新生有个“呐喊团”，是一群热情的青年所组成。他们教民众唱救亡歌曲，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战的戏。到宜山后，他们其中有一些便转到黑白文艺社来。这样，“黑白”的队伍就更壮大了。
“黑白”，说是文艺社，其实早就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哪有文艺团体老是在讨论什么社会性质呀，宇宙观、人生观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呀等问题的？大多数同学认为它是一个“左”倾的团体，但有的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干脆说就是共产党。我们那时虽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但我们有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引路，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召唤，我们感到自豪。
1938和1939年，还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广西又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下，他们与国民党有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在浙大的势力还较弱，所以我们能够放手地干。在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们“核心”中，也是“黑白”社员的钱克仁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学生自治会办民众夜校，“黑白”社员成了骨干力量；举行支援前方的义卖，“黑白”社员积极参加，为布置会场和制作义卖物品，通宵达旦地忙着。凡是由“核心”建议，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的抗日宣传工作，“黑白”社员都踊跃参加。比如暑假下乡宣传和慰劳伤兵。要演戏，“黑白”有自己的剧作家潘传烈，他常常一夜就能赶出一个短剧，排起来还很有戏剧性。
在宜山的一次民众集会上，演出了他写的《破坏大队》，教育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黑白”有的社员参加演出，有的就在台下了解群众的反映。当南宁失守，敌军逼近宜山时，学生自治会先后组织了步行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黑白”绝大部分社员都参加了，而且成为这两次较大的救亡运动中坚力量。后来，浙大迁到遵义，“黑白”又发动社员深入底层做社会调查。当时遵义的贫民受鸦片的毒害很深，有的社员就去大烟店了解情况，还调查了该市的贫民习艺所等，使我们这些“书生”进一步接触社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疾苦和盘剥者狠毒的心肠，为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黑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藏书大都是社员捐赠，也有校外地下党员和进步友人支援的；其中有进步的文艺作品，但更多的是马列主义着作和延安来的小册子。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起的作用还很不小。知识分子嘛，往往是先从书本知识打开眼界，得到启发而逐渐提高觉悟的。为了保管好这批图书，土木系的周邦立（已故）和其他一些社员冒了很大的风险。当白色恐怖笼罩遵义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搜查、逮捕进步学生时，他们曾将这批书收藏在古庙神龛下面。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时，保管这批图书的同学，用伪装的办法运回杭州。虽然这时候，“黑白”早已被迫停止活动，当年“黑白”的社员也大多毕业离校，这批图书仍在暗中发挥着作用。
虽然，由于特定的时代，以及特定时代赋予我们的特定使命，黑白文艺社的工作偏重于思想启蒙，偏重于抗日救亡运动，讨论的也大多是文艺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我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我们举行的文艺晚会，往往吸引了不少社外的同学来参加。那时的文艺晚会，主要是诗歌朗诵，朗诵的又都是能激发爱国和革命热情的诗文，如艾青的《吹号者》等。有时也朗诵社员们自己的作品，如潘传烈的得奖作品《自由兄弟》（以中朝携手抗日为题材）中的一段对话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琏玉朗诵高尔基小说《母亲》中的一段。她的嗓音并不高，而且还带点浙江义乌口音，但却充满了感情，把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我们心中。值得一提的是，黑白文艺社的社员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如已故的周存国，吴恕三、庄自强（现名庄柄群）等，他们虽然都是学理工科的，但文艺才能出众，能唱、能画、能写，还能作曲，可说是文艺方面的多面手。他们不仅善于领导学生运动，而且常常写出第一流的好诗，是真正的诗人。周存国在1937年离开浙大时写过一首诗：
我们从前
被山山水水
隔得多开
我们却望着同一颗星
做着同一个梦
走到一个地方来
我们现在踏上了一只船
去漂海
我们将分享同一股风
分受同一份灾
有谁还能遮掩着
半面胸怀
这首诗后来由去浙南工作的“黑白”老社员贵畹兰谱了曲子，一直从浙南传唱到在宜山的浙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们只是有满腔的热情要写出来，唱出来。我们的作品只是互相传阅，或发表在墙报上。“黑白”的墙报叫《卫星》，后来改为油印的不定期刊物分发给社员们，再由社员们在同学中间广为传阅。我们有时候互相赠诗，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以互相勉励。如有一首赠给周存国的诗，题名《画桥》。因周存国是学土木工程的，常作桥梁设计，故以此为题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里那里
你应该多打下一根桩
让过河者
稳一稳脚步走过去
……
或许人们将挖空一生的心思
去描绘那座引渡全人类的巨桥
甚至亲自拿起沉重的锤子
打下一两根大铁钉
桥面的钢板要铺得更稳固
更平坦些
让奴隶们拖着拖不动的锁链
当啷当啷地走过去
又在对岸解下了一切束缚
进入一个合理的世界
从1940年夏秋开始，“黑白”的社员们陆续毕业离校。1942年“倒孔运动”后，黑白文艺社被迫停止活动。社员们离校后，有的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大多数在解放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了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社员虎罴，后来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在苏北牺牲。我们的第二任社长何友谅在1942年被捕后，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
1940年8月，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思想的摇篮——黑白文艺社；怀着对广阔世界的无限向往，走进社会这个复杂的大课堂。但无论到哪里，都有“黑白”战友的关怀和鼓励，这使我永生难忘。
在这里，我写下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也是为了纪念黑白文艺社几位已故的战友周存国、陈怀白、贵畹兰、何友谅、吴恕三，周邦立、虎罴、潘家苏（“黑白”第三任社长）、庄柄群、胡玉堂。愿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

谈家桢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弹指一挥，已五十春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4年，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疏的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年。到1937年7月时年二十八，血气方刚，我一腔热血要实践“科学救国”的信条，毅然告别了几经挽留我的导师和朋友，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国后，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聘请，任浙大生物系教授。此前，经留美学友朱正元介绍，由他的老师、时在浙大的胡刚复先生的推荐，竺校长代表浙大亲寄聘书给我，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月薪三百元。我时年二十八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把我这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当年浙大有一项规定：凡是在本校毕业且在欧美着名大学中获博士学位的回国学生，一律先以一级讲师聘用。后来又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是由他聘来浙大，一并委以重任。
到校不到一月就发生日寇大举侵华的“八一三”事变，浙大决定西迁。我随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历经数月，艰辛困苦，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头上有日机轰鸣，地上有日军追兵，我和全校师生一起，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坚持教学实验研究工作。
1938年夏天，我由江西回浙江接家属去宜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在宜山脚下山沟边的茅房里，居室周围，稀疏几家山民。沟外一大树上挂着一颗炸弹壳，用来报警，当有日机来袭时，有人专敲弹壳，并挂上小红旗，以示警报。
1939年11月25日，南宁沦陷，竺校长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决定北迁贵州，并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上设立一年级分校。12月全体师员工进入遵义城，我和家属住柿棉花园街1号。1940年春，学校决定农学院和理学院由遵义再度搬到湄潭。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走过湄江桥，就到生物系的实验室“唐家祠堂”了。自此，我较稳定地度过了六年难忘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时，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难。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摇摇欲坠。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略为装修后改作生物系师生实验和研究场所，倒也非常安全，可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烟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没有自来水，以桶代塔，接上河水，土法过滤，用作清洗试管等实验所需。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
物质条件差，人的精神向上，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等方面的着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如此，我本人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专题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毕生从事的遗传学业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一代研究生是在湄潭培养的，他们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等。盛祖嘉原由沪江大学转学到浙大生物系，迁校江西广西期间，随我采集果蝇，毕业后留任我的研究助理。1946年他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他的夫人沈仁权教授原在浙大化学系任助教，他们相识在湄潭并在当地结婚，后来一起去美国，从事生化遗传的研究。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园艺学毕业生，在湄潭成为我的研究生，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成果。1946年去美国深造，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施履吉学习勤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他曾是浙大“马列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黑白文艺社”的成员之一。
刘祖洞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到湄潭做我的研究生，同时在浙大附中教生物学，后在浙大任教。解放前夕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他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研究成绩显着，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徐道觉在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考上我的研究生，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实验技术上无论设计和操作，总是得心应手，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回杭后，我送他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来他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率先修正了人类染色体数量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是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是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湄潭，我的第二代研究生有复旦的项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张本华、中科院植生所雷宏淑和留美的陈瑞棠等。我痛心的是这几位学生都早我离开人世。那时，根据当时中印研究生交换协定，我在湄潭还收了一个印度的研究生，他名叫甘尚澍。印巴分治后，他曾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在湄潭，我还为农学院各有关系科开课，教授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对高年级开过高级细胞遗传学和实验进化等课程。我在农学院中的学生就很多了，如现任教浙江农业大学的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教授等等。这些学生现都成为我国农业部门、院校、研究单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忍不拔，勤奋学习，为他们终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都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精华，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的事情。
当年我在浙大所招收的生物所研究生中，不少是农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知道农业科学如果没有扎实的理科基础，农业知识水平只能永远停留在现有水平上，是很难提高的。他们那时能够考取理学院生物科学研究所，也是在读农科的同时，选修了不少生物系的学分。
我一生涉足于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的经典性遗传学和进化论，以及辐射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早在研究生时期，我已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虽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但我对瓢虫色斑变异遗传学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直到70年代，我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浙江、江西、广西和贵州特别是湄潭地区，采集了大量瓢虫标本并进行地理性季节性变异规律的分析，1944年在遗传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记得浙大决定西迁时，我把以前关于瓢虫遗传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验数据报告以及有关的标本仪器都装在一个木箱里。浙大前后搬家五六次，但凡搬迁到一地，即打开木箱，把显微镜等简陋的实验装备起来，即使日寇飞机骚扰，空袭警报不断，我和我的学生处之泰然，仍坚持科学研究。当迁到遵义的柿花街一号寓所时，环境安静多了，我和盛祖嘉在阳台上借着自然光看显微镜。在湄潭的唐家祠堂，我们点上煤油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做着我们的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和染色体。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在唐家祠堂里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把此情况告诉了当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先生，贝先生建议称此现象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试验并探讨这样现象的机理，终于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指出鞘翅色斑遗传至少由许许多多等位基因所控制的，有一些变异类型实际上是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传下去，无例外地显示嵌镶显性的作用，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我提出嵌镶显性现象可分为“包括式”和“重叠式”两种情况。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例外情况，在橙红色斑点中有一个黑斑点，这种现象我认为可用三体性遗传原理来解释。
1945-1946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客席教授。在美期间，除讲学外，我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深受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认为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短期工作时，见到了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表彰她对玉米“转座因子”的光辉发现。当时她十分高兴地见到我，高度赞赏我的嵌镶显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是受到我的论文启发。1988年加州理工学院发育遗传学家特维森教授见到我，又重提我四十多年前这一研究工作，他极有兴趣地希望这项研究再深入下去，预见很可能会发现如今隐藏的重要发育遗传的机理。
我和我的助手对在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测定。同时发现在野生群体中只生雌个体的单生雌体的母系遗传现象，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我们在湄潭还进行瓢虫色斑类型分类及计算在当时出现的频率，又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测验等课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我们继续充实材料，完善实验，发表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的基础无疑是在湄潭形成的。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谊，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
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在当地县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部门热情接待下，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时浙大办公楼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湄潭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城中也算得上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但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我踏在原唐家祠堂的遗址时，我激动不已。祠堂已拆除，我仍能确定我和我的学生原先是在哪个方位上的房间里工作和学习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了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张浚生
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与浙江大学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五十多年前，和那个时代的每个青年人一样，我满怀理想和抱负走进求是园，到浙江大学来求学。这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学习、工作，一直到四十六岁的时候，才离开了浙大。那段不在学校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回到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1998年，因组织安排，已经六十二岁的我再次回到浙大，回到熟悉的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的工作，担任浙大党委书记。2004年，我不再担任浙大的党委书记。 五十多年，半个世纪，我在浙大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第二志愿进了浙大
我是福建长汀人，那是个革命老区。高中毕业选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不是浙江大学，报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解放初全国工科最好的两所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当时的苏联专家特别多，加上我的前两届同学考取哈工大的比较多，他们经常向我介绍哈工大的情况，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哈工大，第二志愿才是浙大。后来快要正式考试之前来了一个通知，说哈工大当年不在福建省招生，那我的第一志愿就等于作废了，这样我的第二志愿就变成第一志愿了。
我读的是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1954年浙大只有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四个系，当时浙大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也是浙大唯一的一个保密专业。我报的时候并不知道有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只填系的志愿，不看专业，进来的时候就被分配到这个专业。
当时浙江大学的主校区是在大学路，玉泉校区是个新校区。当时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一进来就全部被拉到玉泉校区。玉泉校区是1952年定下来开始建的。但是那时候的建设速度没有我们后来建紫金港校区那么快，尽管1952年开始定下来建，1954年到我进去的时候玉泉校区还只有五座宿舍，一、三、四舍是男生宿舍，五舍、六舍是女生宿舍。第一教学楼刚刚打好地基，还在挖土。现在的玉泉校区这个门，当时门口有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杭州市第二公墓”。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上课在哪上呢？有些比较大的课比如化学课，就在草棚里上，课桌椅摆在那边，地板都没平过，地上草都还有。吃饭的食堂也是这样的。上小课就在第一宿舍的地方，把宿舍的墙打掉，两三个宿舍连起来就做小教室了。当时力学实验室等都在第一宿舍。
我记得当时学校的会还在大学路开。有一次开会我没有赶上车，结果是一路从玉泉跑到大学路去的。
虽然当时校园环境这么差，但浙大的校风、学风很好。我们念书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感觉到浙江大学的校风、学风好，但是到了工作以后，就逐渐地体会到浙江大学的校风一直是非常好的。学生在这里很淳朴，而且很用功。当时我们进到大学以后有个认识，进了大学就要认认真真学习，不太会想到社会上去干点什么花里花哨的东西。那也可能跟我们当时的玉泉校区基本是个农村有关系，旁边都是稻田，现在玉泉校区门口的大学路那个地方那时还是个小山坡。那时候没有浙大路，好几年都是走边门那条路。
当学生干部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刚到浙大时，我不愿意当学生干部，因为在中学的四年半（我是高中提前半年毕业的）一直当学生干部感到很累很累。所以到浙大的时候我就想，千万别再当学生干部，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当过学生干部，所以每次开会都不发言，免得被人发现自己还有点工作能力。但是来校半个月之后，团委有位老师把我找去。他说：“我们新同学进来了要建立一个团支部，现在刚刚进来大家也不能进行选举，你去当团支部书记吧。”我说：“不行，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你在中学不就是学生干部么？”我说，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而且我是山区学校出来的，班里那么多同学，北京来的上海来的，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他说反正我们已经在档案里面挑中了你，管得了管不了都是你的问题了。我想想这个老师倒是干脆得很，所以这个学生干部就这样又开始干起来了。当了两年的团支部书记，二年级我就入了党，学生干部也就一直当下去。
三年级开始，我们整个系八个班成立一个团总支，我当了团总支书记。大学四年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学习是会有点影响的，因为占用了很多时间，当然也锻炼了自己。其一，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二担任学生干部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所以这对我毕业以来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半。
我太太跟我是同一个系的，但不是同一个专业，她当时读的是机械系的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专业。当年读书时每个专业之间有一些来往，但是不多，因为主要是上大课，那么多同学谁认识谁啊。三年级成立团总支，我被选为团总支书记，她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样接触就比较多了。她跟我不太一样，她的功课比我好，她是浙江大学1956年的第一届优等生，就像现在的竺可桢奖学金一样，体育等等也比我好。
不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也就是出去到外面坐一坐，白堤啊什么的。我看现在同学在校园里面手拉手的都很多。1992年我陪一个香港的代表团回来，那天住在香格里拉饭店，下午的活动结束了，晚上的活动还没开始，我和我太太就在香格里拉对面的西湖旁边坐，我写下一首诗：“晓雾迷蒙去，暮色入秋凉。相对静无语，遐思忆昔年。”这首诗就是回忆了我们当年坐在西湖边的情景。
毕业留校当了车间主任，与刘少奇合影
1958年大学毕业后，作为我们专业当时仅有的三名留校的学生之一，我留在了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开始大跃进了，但当时我没有去大炼钢铁，没有到外面工厂去劳动。因为当时学校也办了工厂，就是把我们原来机械系的试验工厂办成了机械工厂，我们原来光学仪器专业的光学玻璃工艺学的实验室就改造成浙大机械厂的生产车间了，劳动就是在那个地方，磨镜片、望远镜镜片、显微镜镜片等。
因为当时教研室决定要我接替缪家瘅老师开设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因此在车间里我成了车间主任，同时还担任教研室秘书。在我毕业三个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到浙大来参观，到了我们光学车间，还和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刘少奇同志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浙江日报》登了一组照片，我发现其中一张照片有我，就专门去向报社要了一张来留作纪念。
刘少奇同志到我们学校来参观，是因为浙江大学搞科研历史上就有好传统的。刘少奇同志参观的几个地方，都是浙大当时科研搞得最好的地方。像到我们光仪系来，我们这个系这个专业一直在搞科研。包括到了“两弹一星” 的时候，能拍到原子弹爆炸瞬间的250万分之一秒的高速摄影机，就是浙大光仪系研制的。刘少奇同志看了我们这里，还到电机系看了双水内冷的实验室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个发明奖就是颁给浙江大学的双水内冷电机。
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实验室就是现在机械能源学院的旋风炉。
当时我们学校很注重工科学生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都要到工厂里去拿实际的题目来做的。我做的题目是在南京的测绘仪器厂，做一个农村用的水准仪。我设计完了画好图纸以后，还要送到车间去生产。
我跟到车间去看他们怎么生产，回校的时候它已经做出来了。以后每一届的学生都是这么做的。1965年，我跟另外两位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同学到南京大学，替他们天文系设计太阳望远镜。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我们几个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学生，把一个大型的太阳塔的机械设计全部做下来了。这个设计1965年做完，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就没有生产。到了70年代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开始生产，生产以后到1982年正式鉴定。这个项目先是拿到了江苏省的科技成果二等奖，然后又申报了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所以说，浙江大学科学研究的传统应该是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
“文革”期间参与筹建激光专业
“文革”的时候，我在系里兼任专业党支部书记，不算是当权派，按道理应该斗不到我头上。但是当时有个很糟糕的情况是我一直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没像现在懂得那么多，只是总感到与毛主席一贯的教导不一样。所以人家去造反我就不去参加，不仅不去参加还保护这些学校的领导，所以就变成“保守派”、“保皇派”了。因为这个缘故我老要挨斗，再加上当时也有对林彪不满的思想，讲了一些话，老是被人家审查。“炮打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啊，所以我“五七干校”也去过，诸暨的农村劳动也去过，到浙江光学仪器厂劳动也去过。1966年到1973年之间，日子一直都不太好过。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太太也是老师，就同我一道去了。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在念小学。所以我一想，就说，全家都去吧。去了以后我女儿睡在我太太的宿舍里，儿子睡在我的宿舍里。当时确实比较迷茫，那时写了一首诗：“奉命干校去，挈妇又将雏。昼见蛇蝎舞，夜闻鹰隼哭。闲觅青山路，累抱黄酒壶。螺蛳当佳肴，一醉万事无。”这首诗写完后一直没敢拿出来，到前几年才拿出来。
我这人天生乐天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事说我的话。在“文革”期间搞工科的人没有实验室，没有设计项目给你，你就很难做。当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了不少文学的书，陆游、辛弃疾的诗词等等，因为我中学有点基础。
大概1973年左右，我就恢复工作了，恢复工作以后党籍也恢复了。1973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们光仪系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就是1973年进来的。
恢复办学后不仅是原来的专业恢复了，还办了新的专业，我当时就组织筹建了激光专业。1958年我毕业的时候，激光这门技术还没出现。激光最早出现是1960年，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激光发展非常快，所以在“文革”期间尽管我没有太多机会看书，但还是看了有关红外技术和激光技术的一些书，知道跟上新兴学科的发展。
实际上我在毕业以后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给学生上课了，按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当时是因为教师太少，我毕业的时候原来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的老师到苏联去留学了。这门课没人上了，我又在光学车间，所以让我第二个学期就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除这门课以外，我还开过物理光学仪器、光谱仪器学的课，后来还开了激光技术与仪器的课，一直教到1982年。1983年我离开学校。
暂别浙大，难舍求是情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学校要我担任光仪系的总支书记，另外也是当时浙江大学的党委常委。1980年学校开党代会，我担任了浙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1981年中央要选拔一批干部，当时叫做第三梯队，按照小平同志“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技术化”的要求，学校就把我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
当时要我到杭州市委去的时候，党校回来不久组织找我谈了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最后答应，是硬调出去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愿意不愿意都是要去的。 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棵雪松。说起来，那棵雪松可以算作是我保护下来的。
玉泉校区的门口原来是一大排树，中间没有门，门在两边，一进一出。后来因为有同志反对这样做，就要把这一大排树移了，在中间做了个校门。学校准备把一排的雪松都移开。杭州有个规定，移树一定要保活，但是有一棵树特别大，很难移。当时机械系有一个同志说给他三百块钱，他去铺上路轨就可以把它移活。学校也同意了，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当党委副书记，就每天跑到门口去看，发现那棵树留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大影响，它离开校门有一段距离，而且比较中间，也不是很偏。我想，万一移死了怎么办？再说，我认为一个校门，从中国人的建筑美学的观点看，有个屏风比较好，这棵树可以看作是屏风。所以看了一礼拜以后，我就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刘丹同志提出，那棵树是不是可以不移。他是非常爱护树木的，我说万一移死了也不好，现在这里留一棵树还是挺不错的。后来我每天陪他下班，下班就陪他去看，看了一个礼拜，就定下了不移，所以就保护下来了。对那棵树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离开浙大以后我每一次回到学校里，都要去那棵树旁边看看。
1983年我到杭州市委工作，实际上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到1984年的10月份，中央组织部来通知要调我到香港去工作。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草签了，香港要进入过渡期，因此那时候要增派一批干部到那里去。我去的时候已经到了1985年的7月，因为中间办手续等。那时浙江省委也不同意我调，说是借调给他们，借两年，这样才去的。谁知道一借就去了十三年。
重回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
在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后，1998年4月，我回到了暂别十五年的浙江大学，担任新浙江大学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筹建小组长，负责主持四校合并工作。
浙江大学的合并有历史原因。解放前的浙江大学本来就是个文、理、工、农、医、法、师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把浙江大学的一部分教师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着名大学去了。留在这边的一分为四，成为四个学校。工科的主要保存下来，师范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一部分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就在现在我们之江校区那个地方，后来1958年改成杭州大学。农学院当时成立了浙江农学院，就在现在的华家池校区，后来成为浙江农业大学。医学院那时叫浙江医学院，后来成为浙江医科大学。
原来这么好的一所大学分开了，而且很多着名教授都被分到其他学校去了，老师们更是感觉到原来那么好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分开很可惜，作为学生我们当然受教师影响很厉害。特别是留了工科没有理科，理工是很难分的，所以到1957年浙江大学在所有的工科学校中率先恢复了理科。后来路甬祥当校长的时候提出以理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综合发展的办学思想。
浙大一直有要求恢复综合性大学的想法。1979年我们老校长刘丹同志带了七个教授到美国去访问，他考察了美国的大学以后回来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浙大要恢复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我当时已经是党委常委，第二年就是党委副书记，我一直非常支持这项工作。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没搞成。到了90年代，母校有了这个机会，我是赞成的。
当时也是路甬祥同志最早来找我谈的，我说这是好事，但是我也知道真的做起来很困难。要不要接下这个任务？我当时反复考虑了四个多月。身为浙大人，我深知这项任务的意义，也了解这项工作的困难和艰巨，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因为历史原因，毕竟分开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四校合并千头万绪，足以让你寝食难安。自己能不能挑起浙大的千斤重担，实在心中没数。
最终我还是答应下来了，所以答应，原因三条：一是当时恰逢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曾经有多年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经验，对此重大意义体会深刻；二是合并可促使浙大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帮助浙大再上一个台阶，实现多门类、多学科综合性发展；三是合并是老校长刘丹同志和许多浙大师生多年的愿望。
1998年4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杭州，和潘云鹤同志及其他十一位原四校老领导一起开始筹建四校合并。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校区分散，建制不同，队伍庞大，设置重复，原先四所学校、六所附属医院教职员工共一万五千人，管理困难，有人用个形象的比喻是“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当时有人担心合并容易融合难，真正融合，也许要一代人的时间。我说，不可能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用一流的办学目标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筹建过程中，我逐一拜访了原四校的老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听取意见，吸纳好的建议。在院系组建过程中全校先后召开了八十多次座谈会，收集各种方案和建议两百多条，反复研究和论证。
1998年9月15日上午9点，对浙江大学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宣告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他对新浙大的寄语是：“这不但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影响深远。”浙大给我最深的影响是它的“求是”校风，那种朴实、勤奋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落实在我们一生的工作当中，做任何事都会实实在在，不求虚名，一定不会弄虚作假。所以我回到学校的这几年，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提出的工作计划，或是哪一项工作目标，都会提出要坚持踏实的作风。“求是”精神的内涵是很多的，比如说“求是”就是要“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勇于创新，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校歌里也提到过。所谓求是，讲的是作风和精神。
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去做，搞科学研究一定要把最终结果探索出来，做一件事一定要使它有效果。这是我在浙大几十年最深的感受。
在四校合并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在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向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发展，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几年，我们花了大力气，不仅聘请了着名学者出任新组建的二十个学院的院长，还请来一批批重量级的海内外名人执教。我还利用我在香港的人脉，请来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说服一批香港的实业家为浙大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慷慨解囊。
2004年7月，由于年龄原因，我从浙大党委书记一职上卸任，但我的心还是留在浙大，留在求是园。这几年，作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我还是利用各种机会为浙大做事情，希望母校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能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缪进鸿
我所知道的陈立先生的教育思想片断
1.“高教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陈立先生和我讨论有关浙江的教育究竟应该怎样抓才好。这次谈话，事隔二十多年，其他的话我已忘得干干净净，唯独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我看，高教更重要！”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充满了自信。
“高教更重要”这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内涵却很丰富。从推翻满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就一直有争论。
蔡元培先生自己撰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蔡元培先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教育究竟应该从何处抓起呢？对此，蔡元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 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要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你们看，当时的蔡元培和范源廉之争是不是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之争？相比之下，应该说，蔡元培先生站得比范源廉先生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陈立先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浙江的高教，历经解放以来全国院系调整、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遭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如不大力整顿、扶植和建设，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先生提出“高教更重要”，要求下更大的工夫去整顿、扶植和建设高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精神的。只有高教抓好了，普教才可能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和提高。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2.“要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
大约是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我抛砖引玉，寄了一份关于浙江高教发展规划设想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几个单位集体撰写的，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的奖）给陈立先生，请他指正。这块“砖”一抛，果然把先生的“玉”引出来了。
先生于1987年2月5日写了一封长信复我，谈了他对浙江高教的一些看法，其中一条就是“要大刀阔斧去培养”人才。先生在这封信中指出： 杭大的处境很困难，主要还是人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也有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领导图省事，不能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孟尝君对冯眗的故事，值得反思。
我党素来主张没有重点便没有政策。要有眼力，要舍得下本钱，要重点扶植。我过去是考取湖北公费留学的。就我们这所中学（博文中学，现名武昌十五中）前后三年考取的几个人，一个是陈友松，现在北京师大（双目失明，仍担任一些重要任务）；一是涂长望，和我同届，解放后是中央气象局局长；最后一个是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和天津市副市长。博文考生全部就是我们这四个人，除我以外，都对国家文教科技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从浙江需要出发，重点选拔一些人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进修呢？（现在由各校选派，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遂我所要）一年五名、十名都可以。这样的工作，不能推诿为经济限制，真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惰性！
上述先生对重点选拔、培养人才（首先着眼于大学师资人才）的批评是中肯的，事隔十八年，仍不失其意义。现在迫切需要吸取我国以往的和西方近代的有益经验，建立一种能真正体现“公正、民主、平等、择优”原则的严密甄别人才的现代化制度来遴选各类人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人才遴选上的随意性和失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有效的人才选择的途径，把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逐步重新整顿起来，把不好的品性逐步加以改造、淘汰。
3.改革现行的高教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效益陈立先生在这封信中还提出：
我仍怀着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省教委底下可设一高教局或类似的机构，以统一至少是杭州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伦敦大学只是一个这样的机构，下面三四十所学院（College）都是独立的，但在伦敦大学注册以后就可以到各个学院随便去听课，虽然每人必属某个学院管理。伦敦大学事实上只有一个注册处（Registry）和一个图书馆。学位证书都由伦敦大学颁发，注明是哪个学院哪个系（Faculty）的学生。现在不能恢复原浙大的规模，是否可以在行政上统一领导，以加强各校的合作？例如，我认为每个系有资料室就可以了，但杭州要有一个规模齐全的大图书馆。Thomas Carlyle曾说：“A universityis a collection of books。”这自然是陈腐之言。但以现在的财力，如果要各校都建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图书馆和现代的数据库（至少要和有关的国际中心建立终端连接）是发展高教所必需的。我在联邦德国的曼海姆（Mannheim）看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至今仍印象深刻。主要是，它可以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如计算机）和资料，还可以给予选题（以免重复）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正是我国现在所必需的机构。因此，要有魄力建立一些研究中心，包括拥有各种大型设备和实验中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各搞一套是不可能做出大事业来的，即使做出来也一定很不经济。
陈立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高教界和科技界的一种通病，也是一种顽疾：“各搞一套”，不善于“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结果造成很大浪费。
4.关于系科设置和心理学科的重要性陈立先生在这封长信中还提出：
我最不主张机构庞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例如，设置文、理学院我就断然反对。现在正在提倡文理渗透，又要来个文理分家，何苦来哉？我认为基础学科就是要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去发挥它对各个专业（profession）的作用。有些专业可以成立院，如政法、经济和教育，体育也可以。但这些学院都要紧靠各自必需的基础学科。计算机科学也应列为基础学科，到2000年，不懂计算机将成为新时代的残疾人。
自然，对你没有把心理学列为基础学科，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工农商学兵”都不可没有心理学的素养。有些人甚至认为，凡是人都得懂些心理学。许多国家都在高中设置心理学选修课（苏美都如此。解放后我国首先翻译的苏联心理学教科书就是Teplov的中学教科书）。谈家桢80年代来杭州讲演，即声称“21世纪为心理学的时代”。钱学森也作过同样的宣传（他将它译为思维科学）。心理学是为两个文明服务的，一方面一个文明人要有这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没有工作不涉及人，也就没有不涉及心理学的。这点认识，我认为是应该强调一下的。不是卖瓜的说瓜甜，李德葆就向我提过，他在美国看到中学有心理学课，而且，所有学校都有聘请心理学家。
陈立先生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心理学的宣传者和教育家。
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心理学盲”，却偏偏又在浙江省教委从事高教方面工作。
先生不得不花时间开导我，跟我讲一点心理学的重要性。但我真正体会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还是在从事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研究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先生对我的教诲才开始发挥作用。恐怕这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道理所在吧！
5.关于高校招生办法的改革设想
2001年7月27日，《杭州日报》第3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由“南北榜”事件看高考分数线》的文章，谈到山东等省的大学招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北京高出许多的不合理现象。陈立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第二天凌晨即就此事写信给我（可见先生对此事很重视），建议我看看这篇文章，并告诉我：早在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遵义老浙大，就通过研究，主张用序数（ordinal number）来代替基数（cardinal number）对高校招生办法进行改革。竺可桢校长当时曾主张采用他的建议来代替统考入学制。后来由先生指导一名毕业生，以这个题目做毕业论文，用先生的方法得出效度为0.8。当时我因事忙，竟没有遵照先生的嘱咐去读《杭州日报》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去拜读先生过去的有关研究文章。七个多月以后，即2002年3月9日，先生又写信给我说：“山东大学录取的分数要比北京高过一个多层次，我也说不出明显的道理来。就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赶不上山东等地的乡村，我自己也觉得理亏，不论从天赋和环境都说不出道理来。最近因人力资源问题（重要），对人才问题加强了研究。我建议你现在有机会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如何？”我没有时间去查阅先生的大作《细说从明朝初年科举中的“南北榜”到今天高考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一文，但最近拜读了他的文集续编中的《大学入学考试废止后的招生办法》一文。我对先生的改革方案缺乏研究，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对先生年届百岁，尚如此关心人才、关心莘莘学子的前途、追求社会公平、勇于改革，内心十分敬佩。
我希望教育部的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研究一下先生的方案，相信这至少对他们开阔思路有一定的帮助。
6.关于老浙大四校联合
在我的印象当中，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一样，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往竺可桢时期的老浙大，积极主张四校联合。朱祖祥先生不幸去世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四校联合”等问题上他失去了一位可以商量的志同道合的“知己”。陈立先生找我商量过可供推荐的“四校联合”的校长人选。我向他推荐了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家玮（杭州人，曾先后担任过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他可能是美国最早的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先生和我都认为，百年树人，校长最好是一位理科出身的、能看得远一些、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少一些的教育家。当然，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文科出身的通才教育家也很好。但办浙大毕竟要比办旧金山大学或香港科技大学难得多，何况吴家玮先生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一种独特的体制也未见得能适应。所以我的推荐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记得当时先生对这一推荐是欣赏的。
一开始，陈立先生对四校终于实现了联合而感到欣慰。他把1947年竺校长从美国买回来送给他的两本心理学专着（扉页上有竺校长送给先生的题词和签名）找出来，执意要送到玉泉校区作为庆祝四校联合的珍贵纪念。陈师母对此有点犹豫。我劝先生不要送，因为最后可能会把这两本书丢失，还是放在心理系的陈列柜里公开展览，永作纪念，更有价值。后来听说，这两本书送到心理系之后，一时竟找不到了，先生知道以后很生气，经过一番追索，最后才算找到，这两本书兜了一个圈子，又重新物归原主。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四校联合”本来是件好事，但它选择的时机却不是很好。80年代初期，刘丹同志、四校的一些老教授（包括陈立先生在内）和我，也曾策划过四校联合。这件事虽因遭浙大少数人的反对而失败，但我个人却从不后悔。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四校联合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1）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经过“十年浩劫”，人心无不积极思上，都想争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2）当时四校的规模都比较小；（3）当时社会和学校的风气都比较好；（4）当时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还健在，这是最最宝贵的，因为人才是关键，人才难得啊！当时唯一不足的是国家的财力还不足，但总比浙大在遵义时期的情况好得多。后来迟迟到1997年才搞“四校联合”。
这时四个兄弟的羽毛都已丰满，不但羽毛已经丰满，而且各校的机构都已相当臃肿，正像一户大户人家，兄弟分家已久，各自已建了不小的家业，人口众多，难以再合。而且，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也都已凋零，社会和学校风气则大不如前。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四校联合”的难度大大增加。
先生去世以后，先生的家人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他对“四校联合”的一些期望，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忧虑所在：
（1）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我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批评过他，科学家当上了官，就变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
（2）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张联合前不要大动，仍以院系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过渡中一定要设法多开些会，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蔡元培和竺可桢的历史时代过去了，但民主作风仍然值得强调。
（3）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贵在知人善用。不仅善用，更要尽力培养。
要派人到先进的研究与开发的硅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别顶用的人，看空补缺，务求实效，解决问题。
后来，种种事态的发展证明，先生当时提出的上述忠告是十分中肯的，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我们却做得很不够。
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还有刘丹同志，他们为浙大振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
陈立先生鼓励、帮助我做科研
1.以教书育人为乐的教育家
我一生读过六所小学、七所中学、四所大学。我在这十几所学校求学，先后接触过的老师不下数十人。“人无常师”，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先后接触过的，曾在一时一事（以至多事）上教导过我的其他老师（其中不少也是同事）恐怕也有数十人。在所有这些曾给予我教诲和帮助的老师当中，陈立先生无疑是给我教诲和关心帮助最多、延续时间也最长的一位老师。这一事实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经最近一再认真回忆和归纳，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1年秋，我被调到浙江省高教局（一年以后与省教育厅合并，稍后又改称省教委）工作。陈立先生在这以前约两年已出任杭州大学校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很快就相识了，并不时有所接触，这时他已年过八十。陈立先生早在1935年就进入了高教界，先后在清华和浙大任教；解放初又担任过浙师院和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工作，毕生从事教育，是一位有事业心、有真才实学和实际经验的老教育家。我虽在浙大任教了三十年（其中“十年动乱”时期也谈不上教什么书），但毕竟是工科出身，对教育知之不多。但是在平时与陈立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他的言行无不给我以影响。年过“花甲”，退居“二线”以后，从1989年起，我开始从事比较人才学研究，并从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比较研究着手。比较人才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它既涉及历史科学（首先是科技史和文化史）和教育学，也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对我来说，都比较陌生。
研究中碰到问题就不时去请教先生（我也不时请教其他老师，如陈省身、谭其骧、何炳棣、王承绪、陈学恂、徐规、陈桥驿、游修龄等老师，也请教一些与我年龄相近的，如姚德昌、邵靖宇、于宗先、干丹岩、仓修良、黄时鉴等老师，也包括过去的老同学），有时是登门拜访请教，有时是电话请教，更多的是不断寄自己写的材料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先生看我还勤奋肯学，并非“朽木不可雕也”，就不时给予指点，月积年累，也就受益匪浅。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也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讨论和交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要为一位“古稀”上下的“年轻老人”解惑，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
先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生平也做过一些后悔的事，但对教书育人我从不后悔。”这句话讲得好。我想，这也是他年过九十以至一百，依然坚持每周为他的研究生上课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乐意个别指导我、热情帮助我的原因所在。先生以教书育人为乐，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2.临别赠言——最后一次重要的教导
我和陈立先生最后一次会面的时间是在他逝世前三个月，即2003年12月29日下午，在浙江医院他住的病房里。这时，他因股骨不慎折裂，已坐上轮椅，人也明显比过去消瘦了。这天下午陈立先生和师母、他们的大女儿亦平和我、我的老伴相聚，谈得非常愉快。就在这天下午，先生对我作了最后一次教导，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教导。
先生首先郑重地向我指出，在我现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里，“迄今还没有一门学科能起主导作用”。
我立即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分量。我理解到，他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讲讲的，而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我就问他：“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项研究还值得做？”
先生点点头，明确回答我说：“是的。”
接着先生又说：“你有毅力。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毅力。”他讲这话时，微微摇摇头，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和懊悔的样子。这显然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勉励。同时，也显示了先生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而这种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身，对我们莘莘学子来说，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
接着他又问我：“你这门学科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呢？”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微弱，我听不清楚。后来我听懂了。于是我告诉他：1992年我请当时的杭大外语系老教授鲍屡平先生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comparative talentology，后来又拜托浙医大张贻瑾教授去请教她的老师、北大的李赋宁先生，得到了他的首肯。
先生听了很高兴。他说：“我想取的也是这个名字。”
先生取的名字竟和鲍屡平先生取的不谋而合，真让我高兴。先生为我的事考虑得这么细致周到，更使我十分感动。
谈到这里，先生忽然又问了一个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唯楚有材，唯晋用之’呢？”
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在亦平的帮助下我总算弄懂了这个问题。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在武汉博文中学读过书，后来又考取湖北省公费出国留学。他当然属于当时的楚国地区人。因此，他对“楚材晋用”这个问题比我们非楚国地区人有更深一些的认识和体会。对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不出。说来也很可笑，搞了十多年比较人才学研究，对“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我竟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先生见我回答不出，就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晋国的商贾力量比较强大，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所以能吸引楚国人才，能用楚国人才（大意）。先生这一临别赠言道破了美国为什么能广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先生提这个问题启发我，可见先生为了帮助我用心良苦。
与先生谈话后不久，我从成语大辞典里查到“楚材晋用”这一古老成语的出处。受先生启发，在他逝世后半年，我撰写了“从‘楚材晋用’说到‘全世界优秀人才为美国所用’”、“为什么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能为美国所用？”和“为什么美国能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超级科技大国？”三篇论文，并以预印本形式寄给许多海内外学者专家，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先生启发指点之功不可没也。
这最后一次与先生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与先生一起不过谈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很简短，但可以看得出，每个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相互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在漫长的102岁生涯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病中为我的研究考虑问题，真诚帮助我继续前进。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让我觉得弥足珍贵。
3.解惑的良师
大家都知道韩愈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在通常情况下，“解惑”可能比“传道授业”更难一些，因为“传道授业”主动权在老师这一边，“解惑”主动权在学生这一边。学生将自己在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老师；老师要接受学生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妥善加以回答，以解其惑。这时，老师显然处于被动地位。我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时去请教有关老师，包括请教陈立先生。像我这样的学生（出身工科，年过“花甲”始攻文科，基础较差），老师是不大容易对付的。但先生却表现出一位长者所特有的负责精神和耐心，尽可能给予解答。请允许我举例来加以说明：
（1）1989-1990年，我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太湖流域人才之盛冠全国。但不久我就意识到，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度里，拿一个地区的人才和另一个地区的人才作比较，比来比去，虽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其意义和价值不大；于是就想跨出去，试拿太湖流域的人才去和西方世界人才出得最多的地区之一——苏格兰的人才作一比较。这一步跨出去很难。我登门去拜访着名的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老师，请教他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比较一定要“like to like”，太湖流域和苏格兰的条件不一样，是不能比的。我又写信请教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他回信也说，这两个地区不可以比，因为“近千年太湖区与苏邦文化传统及条件有根本差异，有如柑橘、香蕉之难对比。且太湖流域太狭，浙东、江右亦不在内，面积单一，取材标准似不无商榷余地”（1995年12月23日）。对王承绪、何炳棣两位老师，我当然很尊敬，现在依然很尊敬。但这是一个纯学术性问题，应该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求得解决。我就写信给何先生说：
如果我们在宇宙的某一颗星球上发现有“外星人”，尽管这颗星球和我们所处的地球的环境有很大差别，我们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地球上的人和这颗星球上的“外星人”加以比较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比，而在于怎样去比。这以后，不到一年，我先后在上海、北京、宁波等地发表了《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太湖流域与苏格兰的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的全文和摘要。但我对上述两位老先生的意见一直感到纳闷。我反问自己：他们两位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声望的学者，为什么他们不赞成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呢？又过了三年，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立先生。不料先生却很明确地告诉我：这两者“可以比较”。
他说，事物都可以相互比较，颜色分红、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他又说：他们两位之所以不同意，恐怕是出于误解。随后，他又于1999年9月2日写信再次就这一问题回答我：“几天前你向我电话中谈的（注：其实是当面谈的）问题，恐怕是对‘问题’的字义（比较）有不同的解释，不然，我看不出争论的由来。”经先生这么一解答，在我心中悬了几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先生在这封信中又告诉我他所推崇的一位叫卡尔·波普尔（Sir Karl Popper，1902-1994）的英国科学哲学家的一段话：“我先是在动物和儿童身上，后来又在成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对规律性的强烈要求，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去寻找规律。”
先生接着又引用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位叫冈布里奇（Gombrich）的院士对波普尔这句话的评论：“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是从他那儿学到这一点的。”先生然后对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再一次为我鼓劲！
（2）我在研究中发现，数学家（当然都是世界一流的能名留青史的数学家）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相当多。后来我又进一步发现，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以至思想家和哲学家等群体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比数学家群体还要多。我就再一次请教先生，问其中的原因。先生1999年6月26日写信回答我的提问。他建议我看一下他在1943年发表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其中引用了英国心理学家J·沃德（Ward）的分析。先生认为，精神病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病，它的起因就由于“不全”（笔者注：即有意的专一，使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发达，同时就不能不牺牲其他方面，结果便酿成一种不平衡。从心理卫生言，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往往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先生的这一指点当然对我今后对杰出人物群体的疾病磨难研究大有帮助。
（3）我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有些杰出人物群体，如思想家与哲学家、数学家群体在处理两性问题上与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等群体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前两者抱独身的比例相当高；不抱独身的一般也只结婚一次，结婚两到三次的往往是因为丧偶后又续娶。但文学家对婚姻、和异性同居比较随便，有的还非常滥，雨果和莫泊桑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我就先打电话请教先生，问这是不是因为两者在性心理或其他什么方面有差异。然后再登门请教。登门坐下以后，先生告诉我，他接到我的电话，想了一下。他告诉我：两者是一样的。
只因为后者在社会上的名气大一些，影响大一些，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受到异性的崇拜和追求也多一些，才造成两者之间这种较大的差异；其实，在性心理、性生理等方面都是一样的（大意）。不言而喻，先生的这一指点，对我来讲，也是很宝贵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未必能很快得到如此简单明确的答案。
4.思路清晰，要求严格，“童心”未泯
我原先听说先生要求严格，有些兄弟学校的心理学教师的晋升职称的论文送到先生那里，有时就通不过。不过我当时并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严格要求的。我做“中外杰出人物的比较研究”，对取样要求尚称严格，一般要在大英百科全书或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列有人物条目的才能入选。有一次我恭恭敬敬地填了一份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创始人A·比奈（Binet）的信息卡（约有《新民晚报》4个版面那么大）作为样本，送给先生过目，希望先生能对信息卡的设计提提意见。不料先生立即提出，S·弗洛伊德（Freud）还够取样条件，因为他毕竟有些创造性的东西，但比奈是不够条件的（大意）。这使我有点吃惊。2001年8月中旬，我将一份列有100名生命科学家群体的样本一览表寄给几位从事生命科学的学者专家征求意见，也寄了一份给陈立先生和师母。
说实话，当时我只希望师母（马逢顺医师）能提些意见，因为她是医科出身；对陈立先生却不存奢望，因为他毕竟不是生命科学家，而且他年已百岁，也不好过于惊动他。不料8月21日先生收到该样本一览表后立即审阅，8月22日就打电话给我，明确提出应该增加英国剑桥的E·D·艾德里安（Adrian）和荷兰的H·德佛里斯（de Vries），并且很具体地阐述了他的理由，理由很有说服力。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陈立先生看了生命科学家群体取样名单，建议增加英国的艾德里安和荷兰的德佛里斯。百岁老人能头脑如此清楚，实在是难能可贵。他把为什么选这两个人的理由讲得很仔细、很清楚。”我查阅了这两位科学家的有关材料，当即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后来我查到，他在同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告诉过我：他1933年曾去剑桥短期师从过艾德里安）。当时，先生在电话里还提出，青霉素的发现者A·弗莱明（Fleming）不应该列入取样名单，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不够。他为此还提高了嗓门，在电话里和马医师争起来，非常认真（这是因为，当初倒是马医师建议将弗莱明列入取样名单的，我也完全同意）。
在对待A·比奈和A·弗莱明的问题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先生过于苛求。但我认为，对杰出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评价标准，先生的评价自有他的道理。弗莱明是1928年发现青霉素的；他证明它不干扰白细胞的功能，对实验动物无毒，为一种很有效的杀菌剂。“但他始终未能提供可以临床应用的粗制品。他将点青霉菌菌种一代代地培养，直到1939年为H·W·弗洛里（Florey）和E·B·钱恩（Chain）等人再度研究青霉素提供了菌种。”弗莱明1943年始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已是他发现青霉素之后十五年的事了。这也许说明，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他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缺陷。
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价也很严格。他曾于同年8月3日写信给我，简要介绍了他对中国心理学界一些学者的评价（一共提及九位，有的只是一提而过），要求就很严格，但还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态度。例如，对郭任远的评价就是这样：在指出他的品行有缺陷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其实人无完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媒体没有“一分为二”地对名人进行评论，确实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影响。
先生对杰出人物的严格要求可能有“求全责备”之不足，但这也反映了一种淳朴的科学精神，有点像涉世不久、天真无邪的孩子对世界和现实的要求一样，容不得有一点毛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描述这种性格特征，姑且称之为“童心未泯”。我感到，至少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很需要提倡这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实事求是精神。
最后，我想引用陈立先生二十年前（1987年2月5日）送给我的一副蒲松龄的对联的下联，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先生当时以这副下联来勉励我。请允许我在这里，谨以先生的名义再将它转送给所有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振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性复兴而全心全意、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们吧。
这副下联是：
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八千越军尽吞吴！

唐耀先
1937年夏，我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园艺系农业化学系，9月中旬到杭州入学。当时日寇已侵犯上海，我们一年级学生在杭州大学路浙江大学校舍内住不到一周，在参观了华家池新建成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建筑后，就迁到天目山禅原寺临时校舍内学习。随着日寇不断侵犯，为求安定的学习环境，学校接连向内地搬迁，先到江西泰和，继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湄潭。诚然，教学条件较杭州时差了，但师生们爱国情绪高涨，教学科研工作，愈益奋进，始终保持着浙江大学的优良校风。
我和祖祥的认识，始于在泰和学习时期，这时学习生活已稳定，星期日各系常有高年级同学主持的系会、同乡会等联欢活动，会上常请教师介绍专业的社会发展情况，高年级学长介绍学习心得和体会。那时全校农业化学组的学生，不到二十名，祖祥是四年级系会主持人，所以很快就相互认识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1938年暑期在泰和时系联欢会上在趣园摄得的一张合影相片，虽然时间长远，相片已褪了色，但看到它我仍禁不住怀念故人，重温旧梦。
在泰和暑期里，我在赣江浙江大学白鹭洲游泳场跳水不慎，呛水咯血，学校送我进吉安医院治疗。出院后还需继续疗养，无法按时迁广西宜山学习。
那时我家乡沦陷，无家可归，经济来源断绝，陷入了困境，正是过兴先和朱祖祥两位学长劝我到浙江大学为江西省农垦厅办的由过兴先学长毕业后主持的沙村垦殖场继续疗养，才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寒冬，我的病体才得以康复，于1939年春去宜山复学。两位学长对我的关护爱心，我永远难以忘怀。直到1996年1月13日，祖祥在杭州住院检查身体时给我来信中还谈到：“1995年10月应中国科学院组织沿京九线，从江西至广东进行红壤区开发考察，顺便还到泰和上田村肖家祠堂旁你养病处及沙村示范垦殖场（现千烟村综合开发生态试验区）凭吊旧踪，发现如今与以前大变样了，真是感慨良多！”当我看到此信，知道他还记得五十八年前我养病的事，颇受感动！
1940年暑期后，因遵义校舍紧张，理、农二学院迁湄潭。在选课时，不少老师包括祖祥，都曾劝我不必多选课程忙着在1941年毕业，不如宽松一些，推迟到1942年毕业，这样不仅对我身体健康有利，且可在校多学一些课程，多做一些科学研究，对我学业和成长都有好处，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湄潭时期，最初的科研
这时彭谦教授教我们土壤学，祖祥教土壤分析并带土壤学实验。彭老师和他正在试制土壤反应粉剂速测指示剂。一天，祖祥通知我，彭老师要我随他俩去附近的湄潭中央茶场桐子坡调查茶苗枯萎问题。去实地田间调查时，见不少长到三四尺高的茶苗成片枯萎，有的已死亡，而附近地区茶苗有绿色健康的。我就和他俩一起就地挖土坑采土，用土壤反应粉剂速测，发现死苗区上层土壤pH酸性，下层土壤近中性，而健康茶苗区土壤自上而下均为酸性，于是彭老师要我扩大调查范围，以揭示其根本原因。在他俩的指导下，我做了整个桐子坡深层土壤剖面pH调查，发现茶树喜酸性忌钙质，而桐子坡丘陵处于石灰岩和花岗岩接触带，凡栽培在母岩为石灰岩的黑色石灰土上茶苗，开始几年生长良好，当根系下伸至深层，遇中性、富钙土层时即枯萎，凡栽培在母质为花岗岩黄壤性土壤的，土壤自上而下均属酸性或强酸性，茶苗均生长良好。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对附近一座酸性砂页岩母质的大山“打鼓坡”进行土壤调查，发现该山土壤腐殖质含量较高，整层土壤酸性，宜于植茶。此研究不仅为湄潭中央茶场搞清了茶苗枯死的原因，开拓了茶园，并且还为在湄潭进一步扩展宜茶土壤指明了方向，茶场对彭谦老师深表感谢。
湄潭农民缺粪肥，影响农田产量，我在彭谦和祖祥的指导下做了玉米田利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绿肥与当地农民惯用的牛粪、猪粪做肥效比较试验，研究结果为：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玉米田绿肥不仅可以收获当季的青蚕豆、青豌豆，其绿色体肥效还胜过牛粪、猪粪。此试验为当地农民开辟了一类新肥源。同时，两位老师还指导我进行了湄潭地区黄壤型土壤pH剖面与其相应交换性钙、有效磷等性质的相关性研究，论文发表于《土壤季刊》。在他俩的培养下，我加深了对土壤肥料科学的认识，培养了兴趣，并决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回忆湄潭时期充实的学习生活，难忘老师们的培育之恩。
1950年暑假，杭州郊区土壤野外实习
1942年暑期毕业后，我到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做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与祖祥一直通信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江苏无锡故乡省亲，协助父亲在家乡办中学，祖祥赴美国深造，通信中断。1950年暑期后我到复旦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执教，他已由美国学成归来，在浙江大学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我们又恢复了通信。1951年春我负责复旦大学农业化学二年级同学“土壤野外实习”，因上海地区土壤类型单一，故寄信给祖祥征询他的意见。他见信后，热情建议我带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来杭州实习，认为杭州郊区地形、母质、土壤类型多种多样，适合土壤野外实习。如果复旦大学的同学来杭州，他将利用浙江大学春假期有利条件，帮助解决实习期同学的交通、食、宿等问题。这信息，自然是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大好事，同学们听说到名胜地杭州，更是高兴。我和复旦大学教务处立刻回信请求支援。3月31日午后我和复旦大学五十余名同学到达杭州，祖祥带领部分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已在车站接我们，同学都借宿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在学生食堂用餐。当晚祖祥帮我制定了实习计划，除土壤野外实习外，还结合清明时节，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师生一起到凤凰山祭扫于子三烈士墓，到拱宸桥过兴先学长领导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参观实验室及农田试验区，还安排半天时间参观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晚上与农业化学系师生开联欢会等。
从4月1日到5日，实习内容紧凑充实，从西湖湖泊，到平原、丘陵、山地、岩洞，在不同地貌、母质岩石和不同农业环境观察了土壤剖面，采取了土壤、母质和植物标本，野外实习收获丰硕。几天来两校同学间的友好交往，两校师生的热情叙谈，使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感到这次杭州实习，收获巨大，十分兴奋。对我来说，此次母校之行，与多年不见的许多老学长重叙，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得到了最大的帮助，节约了不少实习经费，内心感激不尽。许多参加此行的复旦大学同学如姚贤良、丁瑞兴、张万儒、吕殿寿等，他们以后都成了祖祥协作共事的土壤学界精兵，至今对此次杭州之行和祖祥关爱后学、热情待人的高尚风范，记忆犹深。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
1952年，全国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才结束，紧接着教育部宣布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蚕学专业外）全迁东北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从祖祥来信得知，着名中外的综合性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学院，不少着名学者被调走；在国内成立最早的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被撤销，合并到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而他和孙羲等一些老教师仍留在原校任教。他在信中说：“综合性大学不同学科间可以起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单科性学院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将不可避免地受严重影响，实践将证明这次调整是一次严重错误。”
我的大孩子1951年暑期参加抗美援朝正在杭州拱宸桥军干校学习，1952年暑期在我全家赴沈阳前，我又到杭州，一方面看望孩子，同时也是向祖祥、孙羲、兴先、禹谷等学长辞行。我们又一次议论了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高校院系调整中出现的问题，尤其痛心浙江大学和全国综合性大学所受的伤害，我们都认为有些属于政治运动的矫枉过正，有些是片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造成的。
祖祥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为国家教育科研事业，为培养好人才，他一直坚持着国家宜少办单科学院，增办综合性大学的信念。即使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只要出席会议他都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文革”运动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迎来了科教事业的春天，这时祖祥在科教系统、政协、人大的活动增多，更增加了向上级组织和交往人士公开发表这种理念的机会。我在多次学术会议和浙江大学校友会会议中，看到他和会议同仁共议我国高校教学体制需要改革的意见，而且都达成了共识。
1998年9月，经中央批准，由原浙江大学分出的单科性学院在杭州实行强强联合，重新组合，建成综合性的新浙江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批体制改革成立的综合性大学。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重新组合的综合性大学，祖祥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信念，终于成功实现了。得到庆祝母校改制庆典通知后，我们在沈阳农业大学工作的十余位老校友曾专电祝贺，可惜祖祥1996年在绍兴考察期间不幸早逝，未能亲临此盛事，愿他英灵有知，欣慰安息吧！
1963年，土壤学教材编写会议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大搞浮夸风，各地粮棉田接连放“高产卫星”之年。那年暑期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土壤学会代表大会，北京有一些土壤学者以中国历史悠久、农民土壤耕作经验丰富为由，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学术新思潮。他们认为“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是内部矛盾不同的两个独立自然体，并提出了“农业土壤特殊论”，同时批判欧美和苏联以“自然土壤学”为基础的认土、用土、改土理论，主张通过总结各地老农对农业土壤的经验，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发言内容激烈，北京个别单位的党委领导也紧接着发言支持。
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农业生产“大跃进”期间，参加大会的代表多数只是静静地听着，学术讨论呈冷静的趋势，最后学会通过决议，建议农业部领导立刻组织调查队在全国开展耕地土壤普查，总结各地农民认土、用土、改土经验，制定农业土壤分类，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中国农业土壤学》。
我和朱祖祥、孙羲、俞震豫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与很多年长学会成员一样，我们在会下议论时都不同意这种草率的、很不认真的学术观点；同时由于非专业的党政人士公开支持这一学术思潮，不禁使我们想起过去在苏联用党政力量提倡一个学派、打击一个学派的不正常做法。所以，我们都估计，中国土壤科学走进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关键时期。
在以后，全国农业院校土壤学教学内容都开展了大检查、大批制，批判重自然土壤、轻农业土壤，批判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许多教师跟着响应“农业土壤特殊论”思潮。科学院系统也开展了类似的学术批判会，推广新观念，第一次全国耕地土壤普查资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新观点，其影响甚广。
在检查我的土壤学教学工作和编写的土壤学教材时，我承认有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轻视中国农民经验的错误，但在讨论农业土壤形成过程实质的内容时我仍坚持“农业土壤”与“自然土壤”内部矛盾相同，外部形成因素不同，是同一个自然体的观点，当时也曾遭到部分青年教师的质疑。1960年农业部委托沈阳农学院办全国新建农业院校土壤学师资讲习班，由我主讲，我继续坚持这一学术观点，为加强学术交流，在学习班结束前，我要求学校邀请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华中农学院的陈华癸、浙江农学院的俞震豫、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所的宋达泉等教授来沈阳农学院，与全体学习班学员和沈阳农学院土壤学教师共同讨论这些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会开展顺利，他们发表了与我相同的见解，加强了学校教育领导和学习班全体学员的信心。
直到1961年，中央总结了前几年“大跃进”、浮夸冒进带来的全国大饥荒的惨痛教训，在学术上又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各地土壤学者又开始争鸣。
在第一次耕地土壤普查资料进入汇总过程时，许多实地调查同志从总结各地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土壤科学实践中也逐步体会到“农业土壤特殊论”认识的错误。
教育部领导了解这些情况后，于1963年发出通知，决定委托几个重点农业院校编写一本较高质量的土壤学教材，并指定浙江农学院朱祖祥教授为召集人。会议于1963年12月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沈阳农学院的陈恩凤、林振骥、唐耀先，华中农学院的庄正德，华南农学院的陆发熹，西北农学院的吴守仁，浙江农学院的朱祖祥、俞震豫、袁可能等。湖南农学院徐文征，正在浙江农学院办事，亦一同参加讨论。在朱祖祥的主持下，大家敞开思想回顾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土壤科学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土壤学，“大跃进”后，土壤科学界出现了跃进性新思潮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前进，也有干扰，而且其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大家认为，以后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是发展我国土壤科学的出路。大家讨论得兴奋而有信心，认为形势已转变，以后还会更好。会议推选黄瑞采为土壤学新教材主编，俞震豫、唐耀先为副主编。
1964年起，在黄瑞采教授的主持下，土壤学教材的编写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个别地区的文稿，未能按时交齐，而1966年6月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却开始了，因此导致新教材不幸夭折。
祖祥热爱科学，早先专攻土壤化学，颇多创新，1980年因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随后除土壤学教学、科研工作外，他逐渐把更多精力用在关心国家教育科研工作、土壤学会工作、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国家大事上。在谈心时，他曾对我说了心里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由于时代的特点，时代的需要，他只能联系实际，尽力而为了。正如他所言，他一直是在用他的一生践行他自己的“尽力而为”。

陈宜张
创办浙江大学医学院
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时的教育部准备在几所大学办医学院，其中包括浙江大学。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先请李宗恩先生为医学院筹备主任。后来李先生因为要去掌管协和医学院，因此，就转请时任贵阳医学院教务长和内科主任的王季午先生负责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
1946年浙大开始录取医学专业的新生。新生入学后，先学两年预科，预科课程由浙大理学院开设，医预科主任是生物系的谈家桢先生，选课由谈先生签字。考入浙大时，我原是机械系的学生，到了二年级，1947年暑假时，才转院入医学院二年级，加入医预科学习。因为我是机械系的学生，对医学院的事不太关心和了解，但当时看到，在浙大注册课大厅内，靠西边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是医学院院长的，有时还会看到有一辆人力车停在门前，后来知道，那是因为1947年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王季午先生兼附属医院院长，他的工作需要在附属医院所在地田家园与大学之间走动。当时的田家园只能靠三轮车、自行车才能出入。
2000年我在杭州时去季午师家，他女儿告诉我，在政治运动中有人揭发、批判他，说他出入坐洋车，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云云。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客观情况。
在医预科学习阶段，与季午师的接触不多。我们只是在关心医学院建设进展时，有时会去院长办公室找他。医预科二年结束，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医学基础科即临床前学习，所以老师是谁也是我们学生所关心的，谈话的内容，多半是请到了哪些有学问的教师。季午师曾给我们介绍王仲侨、李茂之老师将要来校的消息，后来还请来了张汇泉、龚建章老师，他们分别教我们胚胎学和寄生虫病。另一件事是随着浙大基建的进展，为医学院基础课专用的实验楼——叔和馆也建起来了，我们的基础课学习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季午师挟着皮包往叔和馆方向跑，想必也是去看看那里的工程进展。
解放那一年，我们正读三年级。解放后，我们学生思想很活跃，要求把原定的七年制（预科两年，前期两年，临床两年，临床实习一年）改为一般的六年。
我也曾充当过学生代表，为此也多次找季午师交涉，后来浙大也同意改为六年。有时遇到一些教师教书不甚成功，我也去反映过同学们的意见。在交谈接触中，我感到季午师总是倾听我们的意见，有时作些解释，有时点头称是，从无疾言厉色。
后来我得知，1945-1946年，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来杭州时，开始尚无住房，他就住在刀茅巷谈家桢先生家中。谈先生和他是东吴大学同学，以后又分别是医预科主任和医学院院长，公谊私交，甚为笃厚。
浙大1945年复员回杭州，校园百孔千疮，许多我们听课的教室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送的低矮活动板房。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浙大医学院，真可以用得上“筚路篮缕”这个词。而季午师所关心的就是要把优秀的教师请来，把医学基础课的实验楼盖起来，把附属医院建设起来。
田家园的浙大医院
1947年11月1日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浙大医院）在田家园挂牌，向公众开放。因为浙大医院有一大批十分年富力强的高水平医师，他们大多是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引入的，有外科学的刘振华副教授，内科学的赵易、张鸿典、李之彬讲师，耳鼻喉科的梁树今讲师。另有内科学的楼福庆副教授和眼科学的姜幸曼教授则分别从着名的中央医院和江苏医学院引进。医院声名鹊起，很快令杭州医界瞩目以看。浙大医院刚成立时，仅一百张病床，地方并不大，但不少从贵阳医院来的医生，英文都很好，他们用英文写病历，因为在大后方的贵阳医院许多医生，都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对于建设一个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季午师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1949-1950年我们进入临床课学习以后，他还想方设法请许多高水平的教师来杭州为我们讲课，这当中有神经科的张沅昌先生，精神科的夏镇夷先生和伍正谊先生，妇产科的李瑞林教授。从中再一次看出季午师的建院思想，他要请最好的师资来教育我们。那一段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从浙大走到田家园，中午下课回校，下午再去田家园。虽然这是一个新办的医学院，但同学们都很自信。
季午师在浙大医院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前半间是秘书办公。有时我们去找他，先要在秘书那边等。记得有一次我去，听得里面有两人在用英文交谈，秘书告诉我刘瑞恒在里面和王院长谈话。后来我知道刘瑞恒是中国救济总署（CNRRA）的负责人。浙大医院初建时，许多设备有赖CNRRA的支持，想必他们是在谈这方面的事吧！延请高明的专家，筹措办院的物质条件，季午师所付的辛苦可想而知！
2003年10月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楼揭幕仪式，我去了，季午师也去了。他发表了热情的即席讲话，未带讲稿，内容很清楚，令人动容。巍峨的大厦已非昔日三层楼房可比；医院范围已北扩到庆春路，不需要再从田家园小巷进出。默默地历数这五十六年的风云变迁，季午师此时心中，想必有无限感慨，在他边上的我，也已是七十六年岁的老人，我的想法是：季午师为我国医学事业，特别是浙江医学事业的发展，真是贡献不小呀！
王季午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临床课开始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有很多机会与病人接触。当时的制度，一个新病人住院，实习医生要做全部物理检查及血、尿等化学检查，并写出完整病历。一个下午如有两个病人入院，实习医生就得忙到午夜，因为病历（中、英文均可）须在第二天早上查房时向主治医师报告。我们的教学密切结合病床实例，有时常中断讲课，走到病房检查一位病人，回来接着上课。我们班上同学只有十五人，教室就在院长办公室的二楼，人少，教学也就灵活。
给我们上临床课的老师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名字之外，还有眼科的蔡戌候、骨科的朱焱、泌尿科的王历耕、X光科的裘敏芗等，以后还有公共卫生学的李邕教授。
老师们讲课各有特色，但季午师的讲课给我们印象最深。在课堂上他讲课很有系统，讲历史发展，引人入胜，令学生了解这个病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当他还是协和医学院医生的时候，就对于黑热病有过研究，所以他讲热带病、传染病就格外引起同学的兴趣与重视。季午师的教学临床（teachingclinic），最令人折服，他从病人的体征、症状，及各种检验结果出发，作出各种鉴别诊断的分析，有时还夹一些他自己所经历的实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最后得出可能的诊断及合理的治疗方案。我们同学们都感到：听季午师的一次临床课和一次查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半个世纪多已经过去了，季午师给我讲课时情态，仍宛然在目，可惜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黄泉碧落，不能再见，思之泫然欲绝！
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1年8月，我们被中央卫生部调去作高级师资进修员，离开杭州前，我去向他告别，我告诉他分配到上海军医大学（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生理科学习生理，我向他表达了我有志于做基础医学的志向，他点首称是。他告诉我上海军医大学生理科主任是朱鹤年教授，介绍了朱教授的学术水平和风格，要我好好向朱鹤年教授学习。当时的我年少气盛，不免讲出一些宏愿大志，他一方面表示赞许，一方面告诉我，科研方向的选择，要通过自己的琢磨与体验。回首我五十多年来的经历，深感季午师的话很有道理。80年代以前我研究过条件反射、大脑皮层、下丘脑及中脑电生理，研究过烧伤输液、军事劳动生理，研究过针刺镇痛机制；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糖皮质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这是我自感比较做得深入的一个课题，到今天已延续近二十年。这一课题，正是沿着自己在工作中的琢磨与体验提出来的。
1995年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杭州的一些老同学，都给我传来信息，说季午师为我能当上院士，十分高兴。1997年浙江医科大学召开重点学科建设评审会，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多次与季午师见面，我向他问好，他神采奕奕，非常高兴。我们两人还在某个展室前合了影。有时碰到一位陌生的来宾，他会向人介绍“这是陈宜张，他是我们浙大医学院第一班的学生”，寥寥数语，可以体会出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1998年杭州四所大学合并为新浙大，1999年浙大领导和郑树、朱荫楣教授等到上海来看望我，希望我兼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并提出王季午先生也有此推荐意见。我自认对于行政工作既无经验，也缺少兴趣，但既然杭州的师长、老同学们均有此意，所以在议定条件下同意了承担这一任务。在1999年到2003年的这五年时间里，我多次去杭州，每次总要去看看季午师，与他谈谈学院的情况，他很少发表什么意见，但显然他对于学院的事情是关心的。
2003年秋天，经我反复提出，浙大领导原则上同意我辞去浙大医学院院长之职，恰好此时我与他一起参加了浙医一院大楼揭幕式。散会回来时，我向他谈了我将要辞去公职一事，他听后说了一句话：“那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话虽不长，反映了他对自己长期浇灌起来的医学院的无限关心，也反映了他对我的信任，这句话我不会忘记，也经常在回味着。
记得小时候读袁枚“祭妹文”，其中有一句话“往事历历，逼取便逝”。记忆中的东西确是如此，有些事感到记忆非常清楚。例如季午师与我们谈话时的那种情态，临床教学时，他穿着白大衣，挂着听诊器的那种姿势等等，似乎都记得很清楚，但要真正深追的时候，反倒又模糊起来。现在季午师已离我们而去，种种印象，都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生活中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关于他的一些往事。现把它写出来，从一个方面反映我所知道的王季午先生，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贡献，同时也寄托我对季午师的无尽哀思！

魏益华
每当我看到浙大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日新月异的发展，不由得深深怀念起老校长对新浙大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浙大的历史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浙大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和一批批丰硕的科研成果，也都凝结着老校长的心血。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后继者们永远的珍惜，并在新形势下加以发扬光大。
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老浙大，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曾被英国的着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但是，这样一所名牌大学，其校舍却是非常破旧的，仪器设备十分简陋，学校没有自己的礼堂，甚至连图书馆的房子也是向浙江图书馆借用的。当时的第一教室就是一座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污泥的墙壁，二三个人在楼上行走，整座房子都会发生震动。
至于教职工的宿舍，如有名的“龙泉馆”，教师在忆苦思甜时还讲到邻居之间仅隔一块破旧的木板，所言所行，互相听得清，看学校得见。的情况在院系调整后，也是相当混乱，文、理、农、医等学校都已分了出去，留下的工学院也只剩下四个系（因航空系也被调整出去了）。此外还有少数的数、理、化、外语、体育等基础课教师；系、处一级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教研室尚未建立，行政的科室很少；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的后遗症甚多。正当浙江大学百废待兴、百事待理、百业待举的关键时期，1952年11月刘丹同志被组织上任命为浙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从此他从教育厅调到了浙江大学，直到1989年9月逝世，在长达三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浙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在浙大我也可算是最早熟悉刘丹同志的人之一，他兼任党委书记，我做党委秘书工作，接触的机会是不少的。有一年的春节他还特地邀我去吃年夜饭。
此后，我也是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对他在院系调整后如何把一个破旧的老浙大建设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新浙大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当时他对许多重大事情如何决策和处理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他领导下如何从一片坟地和空地上把新浙大建设起来的件件业绩，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在建设新浙大时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智慧胆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严肃认真和艰苦奋斗精神，至今仍然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永远学习。
择址建设，他是新浙大的奠基人。新浙大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事关百年大计。刘丹同志来校后不久，敏锐地察觉到，大学路老浙大旧址不仅育人环境欠佳，而且已无多大扩建的余地了，如果不及早另择新址建设校舍，以后浙大的发展就很困难了。就在他来校后的一个月，即抓紧时机，向省里请求并得到同意后，亲自带领土木系的几位教师和总务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在省里规划的文教区范围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踏勘选址，最后选定原浙江第一公墓作为现在新浙大的校址。他在选址过程中反复比较，审慎思考，在初步选定之后，还动员学校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到实地踏勘选定。当时他高兴地说：“这块地方，地处近郊，背靠老和山，离玉泉、黄龙洞、西湖都不太远，进城方便，环境安静优美，又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将来师生课余饭后爬爬山，散散步，都有去处，晚饭后到风景区散个步，回来夜自修也来得及。”当时有同志凑趣地说：“将来玉泉变成浙大的后花园了。”他却深沉地说：“不错，我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接着他组建了浙大基本建设委员会，亲自担任了主任，组织力量一面进行地质钻探，一面进行地形测量，绘制校园总平面图，落实总体规划。他还常到实地察看，和设计人员一起反复研讨，教学区、学生宿舍区、附属工厂、医院区、生活区、家属住宅区等总体布局。他认为总体布局事关学校建设和今后发展的大局，必须对每个建筑物的位置定得合理一些，今后工作、生活尽可能方便一些。我常常看到他面对挂在会议室墙壁上的总平面图，有时一个人凝神思索，有时和设计人员热烈议论，有时又向校系其他领导同志详细介绍评说，有时又向老教师们叙说蓝图展示的规划，征求意见。他还特别指定预留图书馆的建设基地，说将来造个高层房子作为浙大的主楼。他对设计的建筑物的造价、式样、朝向、采光都考虑得十分仔细，甚至种什么样的行道树都亲自确定。
现在教学区的两排已经长得枝叶繁茂的樟树，就是在他一再坚持后种下的。
对图书馆的建筑，他更是一往情深。“文革”后在他重新站出来主持工作之后，就不失时机提出建造图书馆。当时我任土木系党总支书记，他亲自嘱我，要做好设计人员的工作，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还曾动情地对我说，这是他在浙大基本建设上最大的一笔欠账，如今能在自己的任上建造好，这就完成了他的一个大心愿，将使他感到莫大的快慰。总之，刘丹同志对新浙大的基本建设所花的心血是无法计算的，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事迹足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尊重人才，是刘丹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又一个方面。
刘丹同志认为要办好大学，一定要依靠党，依靠全体教师，依靠全体职工。其中特别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而关键是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培养和提高。党委为此既抓政治理论学习，也抓业务学习。有一次他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
毛主席也教育大家要“苦干、苦学”。1953年上半年开始，党委决定每星期六的晚上，党委委员都要参加教师党支委和各系秘书的汇报学习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一面听取情况汇报，一面把自己的办学思路向学校骨干说明，征求大家意见，共同探讨社会主义浙江大学的办学路子。这种汇报学习效果很显着，不仅使党委一班人能较快地熟悉领导学校工作，而且也为学校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当时的这些中青年同志，以后绝大多数成了校系两级的领导人。
刘丹同志爱才、惜才、尊重教师也突出地反映在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刘丹同志来浙大之后，尊师重教，特别是对有才华和有造诣的业务骨干很是器重，常常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贡献较大有威望的老教授，他在春节期间还亲自上门拜访，学校还因此规定每年春节请全体教师参加茶话会。1956年在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后。他满腔热情地召开许多次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商如何贯彻好会议精神，同时又抓了各级干部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难，老教师搞科研缺乏经费，仪器设备、资料和助手问题，对合理解决教师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医疗、住房、伙食等条件的改善方面，在可能条件下办了大量的实事。我还记得他自己亲自做了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介绍人，自己也曾到教师食堂里吃过饭以体验生活。
刘丹同志的办学思想有很多特色。他十分重视抓学生的培养目标，反复提到培养学生一定要不断提高质量，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一定要对上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口径，一定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与政治课教师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和教学工作问题，并在教师和职工中建立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他对我们谈到，做政治理论教师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途。他说：“抗战前我和艾思奇同志等在《上海申报》上写了些文章，后来艾又写了《大众哲学》，许多青年人受他这本书的影响，有的还因此走上革命道路。”他还说，提高教职工的理论水平对教书育人意义很大，教师在讲业务课的时候注意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解放前有的进步教师在讲业务课时适当地插进些革命和爱国的思想教育，就很起作用。他对学生的文体活动的提倡、组织也很热心。他自己在体育方面也很有素养，虽然工作很忙但一到课外活动的时间，他常常出来打网球。1955年开运动会，此时他年近半百还自己参加足球比赛，当他和几位教师一起跑步进场时，引得在场的师生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时学校还规定全校的学生、教师和干部每天都要参加二十多分钟的广播操，许多年过花甲的老教职员也都参加锻炼，学校里一派朝气蓬勃。学生中每年评选一次“三好生”予以奖励，并成为一种制度。学生中体育比赛、文艺会演也丰富多彩。
他认为办学一定要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授课的时数、质量等都要严格保证，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和实验、实习课等实践性环节都必须严格要求。他不但常到实验室察看，而且还常跑到工厂里去检查实习的质量，和师生亲切交谈。那时政治运动很多，每次运动来他都担心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党委会上分工时他总欣然接受负责抓运动、教学两不误的硬任务。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到贯彻“八字方针”恢复教学秩序的时候他抓得很紧，尽量弥补学生在学业上造成的损失。
刘丹同志非常重视抓科学研究工作，热烈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记得他较早就重视科研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54年放暑假前，还在老浙大时他就专门到灵隐寺附近召开了一次商讨浙大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座谈会。他认为大学抓不抓科研关系到能不能提高教学质量，甚至会影响到学校发展的前途。因此，浙大较早地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时，他提议在浙大召开第一次浙大科学讨论会，除全面展示本校的科研成果外，还邀请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校友回母校作学术报告。在科学讨论会期间，刘丹同志还亲自出面开座谈会征求校友们的意见，共商浙大如何向科学进军的大计。在听了一些校友中着名的学者、专家的意见后，他深感浙大只有工科而无理科，非常不利于深入开展科研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进而影响为科学进军作出贡献，他深感理工结合的重要作用，竭力为恢复浙大的理科而努力。经过他扎扎实实的工作，教育部于1956年同意浙大建立理科系。浙大是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最早成为理工结合的一所大学。这是刘丹同志对浙大的一个重大贡献，为浙大今天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倡在学生中建立科学研究的兴趣小组，使一批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大大浓厚了学校的学术空气，加速了科研后备队伍的培养。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抓住一些重点项目，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攻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如“双水内冷”等先后被突破，当时赢得了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都来校察看。1964年教育部组织科技成果展览会，浙大的科研成果很显着，得到了好评，尤其可喜的是培养出了一支科研队伍，涌现出一些科研尖子和学术带头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大成立了一批科研所室，为参加“七五”攻关和博士、硕士生的培养等打下了基础，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作出重要的贡献。
到了晚年，他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摧残，党一旦让他出来工作，他仍不顾已过花甲之年，领导浙大干部、群众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领导浙大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忱和比较快的速度实现拨乱反正，大踏步地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子，使新浙大的建设走上更高的台阶。扩建校舍，增设和调整系科，新增添了大批现代化的实验仪器设备，建立新的一批科研所室，科研成果累累。教师队伍的提高和充实，研究生的扩大培养，外籍教师的聘用，留学生的大批出国，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住宿和其他生活设施的改善，他都一一作出了决策，并着手领导其实现。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仍非常关心浙大职工子女的求学和就业问题。1980年的一次校党委的常委会上他提议让我去兼任校工会主席，并亲自听我们工会工作汇报。会上向我们明确指出一定要工会出面解决部分教工子女的求学难问题，创建劳动服务公司解决部分教职工子女就业难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到一一落实之后，他才感到放心。直到1982年他退出浙大党政领导班子之后，他还受省委委托，为选拔浙大新的领导班子而操劳。我们怀念刘丹同志，感到他对浙大的建设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精神尤为宝贵，应该加以深入的开发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