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立(1918-1982)
周邦立，字瑞之，曾用名康尼、朱如，笔名毕黎、孟晋、周小民、常学斯、周丰等。江苏吴县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41—1945年在西南公路局桥梁科任技术员。1945年在重庆参加科学时代社，为编写组成员，专事译写科技作品在该刊发表。1950年入中华书局任编审，主编《中华少年》杂志，1952—1954年在华东建筑工程部教育处主编俄文资料(工程师职)，后调北京建筑工程部千部教育司任编译组担长，1954年后辞职，专致译著专著工作。
1949年起参加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上海科学普及协会、上海科学工作者协会(任出版委员)。50年代被聘为《科学画报》、《工程建设》等杂志编审委员。是国内擅长研究、翻译达尔文学说、著作的专家学者。自1936年参加浙大学生进步团体“黑白文艺社”和自学俄文以后，常以“毕黎”为笔名发表文章，1945年参加《科学时代》社后大量撰写和编译科普文章，已知发表的各类科普著译在250篇以上，翻译和编著的科学学术专著达1400万字。1948年起为中华书局译写俄文科技书籍多册，如《原子能》、《物质的变化》、《光和光源》、《普通天文学》、《自然地理》、《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等，为《开明少年》杂志泽《谜先生的难题》(连载)。解放后，又为《中苏文化》、《新中华》、《中华少年》、《中华俄语月刊》、《工程建设》、《科学画报》等刊译写科普文章。解放初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并编译出版了一系列科普书籍。
从火热的民主革命者到卓越的“学术个体户”
钱永红
周邦立先生，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与同年入学的张启权同宿舍。张启权曾对周邦立说：“现在日帝蚕食中旧，形势危急，国难当头，而一些学生却埋头读书，不问国事。我想发起一个文艺团体，团结进步同学，宣传抗日救国，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不久在文理学院底层的教室内，“黑白文艺社”成立了，张启权当选为社长，周邦立成为社员。从此走上了进步、革命的道路。在浙大西迁期间，同学周存国、张哲民和钱克仁成为黑白文艺社的核心社员。周邦立担任了图书股股长，经常以“孟晋”笔名为《黑白通讯》写文章，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悲观，不消沉，不颓丧。他为保护马列著作和“黑白社”进步图书刊物煞费苦心，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孜孜不倦。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邦立先后在中华书局、华东建筑工业部、中科院编译局等部门工作，他的学识和水平很受领导的重视和同事的钦佩。但他最终放弃工程师优厚待遇，主动辞去公职，甘当一个专业翻译家与自由撰稿人，以微薄的稿酬养家活口。辞职后的周邦立潜心达尔文研究。为了编写《达尔文年谱》，他啃完九卷本俄文版《达尔文全集》，参阅了《资本论》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等有关著作，还用英文写信给《达尔文参考手册》的英国学者弗里曼先生，指出他书中与事实不符的七八十处错漏。弗里曼先生在回信中惊喜地写道：“我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古国，竟还有人对达尔文有如此精密深入的研究。”
1982年3月，周邦立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结晶《达尔义年谱》终于出版了。
这部近四十万字的著作，逐年逐月记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一生。书中许多资料都是国内从未有人涉及过的。该书很快销售一空，获得国际达尔文学者的高度评价。周邦立还给弗里曼先生和达尔文孙女寄上几本。弗里曼非常高兴，特将书转赠给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1982年4月，周邦立作为特邀嘉宾，去北京参加了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他辞职后第一次去北京，是他这个“学术个体户”应得的学术荣誉，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他特地去登八达岭长城，并将留影分送浙大黑白文艺社的老战友。家父钱克仁也收到了照片，认为他是我国科学史界的一位“好汉”！
回上海后，周邦立继续干劲十足地翻译起《达尔文自传》和《达尔文论文汇编》，然而，1982年8月他被上海瑞金医院确诊为肝癌，直到肝昏迷才被送往医院急诊室，不到七天，猝然去世。因为他把自己比作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而把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他在遗嘱中说：“死后尸体送医学院作病理研究……绝对不要送礼、送花圈，节约他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
但是黑白文艺社的战友们还是在北京科学出版社举行了小型的周邦立追思会，老战友庞曾漱的挽联寄托着所有战友的哀思：
不怠不罔，译著等身启后学
惟勤惟俭，赢躯尽瘁痛先零
周邦立先生在如此艰苦条件下，40年笔耕不辍，留下遗作、译著1500万字，出版60本书籍，发表260篇文章，是多么难能可贵！其夫人顾源先生（也是黑白文艺社社员）说：“他的作品文字通俗流畅，易为读者接受，也是有原因的，也有黑白文艺社的影响。……他自己好学不倦，寻求真理，不断更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