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光勋(1908.3-1995.8)
唐光勋，1909年出生，四川省资中人，电机专家，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历任乐山国立技术专科学校、重庆大学教授，1954年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创建了三系的舰艇消磁专业（八科），并由国防部任命为八科主任，曾任黑龙江省电机工程学会小电机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全国电机工程教材编委会委员。
服从祖国需要 毅然北上哈军工
1954年，父亲唐光勋在重庆大学任教授，为电机系电工教研室主任。一天，校长找到父亲，说上面要调他去部队院校工作，并且递给父亲一个文件。父亲打开一看，调他去哈军工的文件最后的签名竟然是“周恩来”！父亲说：“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点我唐某人的名。”父亲深感责任重大，欣然北上。就这样父亲带着全家从南方的重庆去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父亲是1953年后第二批调入哈军工的18位老教师之一。当时的交通工具远没有现在发达，从重庆到哈尔滨要坐江轮到武汉，再转京广铁路坐火车到北京，再转京哈线铁路坐火车到哈尔滨。1954年发大水，船行途中不时有顺流漂下来的衣物、树枝、家具等。突然有人喊道：“有人！”原来有些溺水的群众也顺着江水漂过来，船员开始尽可能地营救。在一群救援的人中有个戴眼镜的文弱身影，而那正是作为乘客的父亲。
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新中国充满了激情。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哈军工给父亲发了一笔搬家费，父亲觉得应该尽量节省着用，以至于最后我们搬家携带的行李中竟然还有草席。到了武汉要住下来等火车去北京时，父亲找了一家低档的旅馆住，还是觉得太贵。一路上父亲带着全家省吃俭用，到了哈尔滨搬家费还剩很多，父亲把剩余的费用全部交回了哈军工财务。
我们全家调往哈军工时，大哥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因为大哥上学学的是英文，而哈尔滨中学学的是俄文，所以大哥没能跟家里同行，一个人留在重庆上高中。临近高考前的一学期，父亲给大哥写信，要大哥一定报考哈军工，要求大哥好好复习。当时哈军工录取分数跟清华一样，大哥的压力很大，以至于考试没有发挥出他最好的水平。直到收到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大哥才松了口气。
大哥进入哈军工三系学习。哈军工从第二期学员开始，在预科教育中实施了入伍教育，通过实际作业，巩固学员所学的专业技术和战术知识，为今后严格的军旅生活做好准备。大哥他们那批还都是不满20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带着考上大学的兴奋，穿着新军装，憧憬着未来的学习生活。几日之后，军训开始，学员在院内大操场里每天接受8小时的“立正”“稍息”“齐步走”等士兵基本训练，在风吹日晒雨淋下卧倒匍匐前进。不久，这些中学时期的骄子们就感受到了腰酸背痛、大腿红肿、手脚起泡的滋味，感受到了这所大学跟他们心中象牙塔似的大学的区别。一天父亲把大哥带到他的房间，指着书桌上厚厚的文档说：“我编教材备课每天要忙到凌晨两点甚至更晚，当然体力上不如你训练辛苦，但我是学英文的，现在要用俄文，这么大年纪重新学一门外语谈何容易。你中学也是学英文的，军训完上课也要学俄文了，很辛苦的。上次你说过你们那里有个学员是华侨，牙齿牙套是真金的，他训练得怎么样呀？他……”大哥刚想往下说什么，回头一看，父亲已经走出了房间。父亲的威严和教导是无形的。从头到尾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大哥的心里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之后，大哥在哈军工五年，经过千锤百炼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1962年，大哥毕业后进入海军装备部，参加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父兄二人，一个在北国哈军工大院，一个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大院，同时为国防建设做贡献。
为国防建设尽心尽力
哈军工创院之初，没有现成的教材，而苏联专家并不直接参与教学，父亲等老教授只有自己编写教材。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环境下，只能参考苏联的资料。父亲是学英文的，在重庆大学时甚至以前都是全英文授课，而俄文要从头学。教材编好了还要讲，除了讲课还有科研。父亲书桌的台灯经常一亮到天明。
后来父亲从一系调到三系任教授会主任、船舰电机专业科主任。当时他与苏联专家关系不错，在研究潜艇推进电机时，说起了磁性水雷对舰艇的威胁。军舰作为钢铁战舰本身在航行和日常作业时会产生磁化现象，而磁化的舰船本身具有与地磁磁场不同的特征。因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最先研发了磁引信原理的非触发型水雷，同盟国被德国磁性水雷炸伤炸沉的舰船达1117艘。即便在现代，磁信水雷依然是舰船的隐性杀手，实施海上封锁的重要水中兵器。海湾战争中，美国宙斯盾巡洋舰“普林斯顿”号就曾被伊拉克布设的两枚磁引信水雷炸得不得不退出战场。苏联专家讲到苏联有相关的消磁技术，父亲很有兴趣，经过一段时间从苏联引进相关资料和学科内容就创立了我军的一个新专业——舰艇消磁专业，培养出我国海军第一批消磁技术人才。
我曾见过母亲拿出父亲的任命书，对开的，合起来相当于竖着的普通信封，大红封面印有竖写的“国防部”三字，里面竖写着（大意）任命唐光勋同志为军事工程学院三系某科主任，落款为时任国防部长和手写体的印鉴。三系的消磁专业于1962年整体移交给海军工程学院。
老教授们在哈军工的工作生活是愉快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哈军工大院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有一次过年，父亲带全家参加三系大楼的联欢会。海军学员军容齐整地分列两旁，对教授们高呼“教授新年好！”，二哥回忆说当时情景十分震撼，至今犹在心中回荡。
哈军工教授每年可以休假一个月，而父亲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从未休假。直到有一次系领导见父亲长期劳累身体受影响，坚持要他休假，这才有了父亲唯一的一次休假。当时父亲在大连海边，系主任黄景文等领导还写了封信表示关怀。
教授“站岗”一心为校
我家最初住在哈军工65号楼。一天中午上小学的二哥放学回家，走到靠近家门洞时远远望见几个人在忙碌着什么，边上有个熟悉的身影站立着似乎站岗一样。走近一看，“站岗”那个人原来是我的父亲。地上在施工，摆着一台笨重的电焊机之类的轰轰响的机器，四五个工人在工作。现场没有围栏、警示牌等，更要命的是四五根电线伸展在地面上。边上站立着的父亲对二哥说，这些电线都是高电压的，小朋友放学回来容易绊倒，摔跤不说还有可能触电，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从下班就在那里“站岗”，担心出现安全事故。我的母亲也巾帼不让须眉，积极参加工作，担任绘图员。那时没有电脑，图纸都是人工绘的。母亲时常将三四岁的我一人留在家中，出去上班。
1963年，父亲调离哈军工，前往合肥工业大学任职，他万般不舍地离开为国防教育和科研辛勤工作了10年的地方。离开哈尔滨那天，刘居英院长亲自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刘院长和父亲两人在站台上握手言别。二哥记得当时刘院长说：“唐教授，共产党不会忘记你对哈军工的贡献，到了地方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我离开哈军工时才5岁，只是朦胧记事，但哈军工情节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与我差不多大的哈军工子女亦是如此，更不用说比我年长的包括我哥哥姐姐在内的哈军工子女了。对哈军工培养的学员，绝大部分用人单位都是交口称赞。哈军工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