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兆恒(1908—1977)
汤兆恒，浙江诸暨全堂汤村人。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大女婿。
1908年1月2日，汤兆恒出生在诸暨一个开明绅士家庭，父亲为中学教员。他自幼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1928年21岁就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经系主任顾毓琇(后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推荐，被公派赴英国留学4年，任英国B.T.H.电机制造厂练习工程师。回国后，汤兆恒任上海英商万泰洋行工程师。
1935年7月7日，他与恋爱多年的许寿裳长女许世琯结婚，证婚人是蔡元培。
汤兆恒一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念，新婚后不久，他毅然放弃在上海英国洋行任职的优厚待遇，接受胡子昂、胡光麃之邀请，带着许世琯前往四川重庆打拼，任华西兴业公司工程师。须知，那时的西南地区，不论工作环境、待遇，还是居住、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生活条件，均远远落后于上海，汤兆恒心甘情愿地去大西南，足以说明他是舍小家为大家、舍己为公的。他到四川后，其中一个大项目是用现代化手段开发自贡的井盐，这是他入川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努力和贡献。
山阴许氏是一个大家族，而汤兆恒、许世琯这个小家庭是许氏大家族中最早徙居重庆的人家。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四川成了大后方。许寿裳的侄子许世璿在国民政府供职，就把他的长女许勉文托付给汤兆恒、许世琯，由他俩作为她的监护人，食宿也在姑母家。许世琯晚年回忆道：“有一天，勉文对我说：‘琯姑，天快凉了，您能给我织一件绒线背心吗？要红色的。”我说‘当然可以。””红背心织好后不久，勉文突然不辞而别，原来她穿上这红背心，与其他几个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许勉文这一别，直到全国解放，大家才知道她早已改名范瑾，是位老革命了。
1949年后，汤之永、汤之庆姐弟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求学时，常在节假日去看望二舅妈。范瑾只要在家，得知琯姑的孩子来看望她，很高兴，也很关心，询问其父母的工作和身体健康状况，又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況，还留他们一起用餐。黄敬回家后，她就将他们介绍给黄敬，说“这是上海琯姑的两个孩子，现在清华大学读书”。范瑾虽当了干部，但对晚辈很亲切，一点也没有官架子。
抗战期间，汤兆恒全家也吃尽苦头，特别是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后，他不愿做亡国奴，带领全家撤出香港，经桂林、独山、都匀、遵义，流离颠沛，辗转历时三年之久，1945年1月才抵重庆。对此，《许寿裳日记》亦有记载。抗战胜利后，汤兆恒全家安返上海，不久经人介绍，汤兆恒应聘在国民党军队总后勤部下属的“粮服实验厂”（1949年后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当总工程师。原来，该厂刚进口全套美国食品加工设备，而专业技术人员奇缺，人们很快想到汤工，请他出山。可是好景不长，投产1年多后，国民党当局前线吃紧，开始部署连人带厂迁台湾。此时，厂主要负责人委任汤兆恒为“第一副厂长”后逃台湾，汤氏别无他法，以设备不易拆迁为由，同国民党政府“打太极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兆恒被任命为“代厂长”，可“全权处理一切厂内事务”，并有人献计：在共军进城前，在厂门口悬挂美国星条旗，安图以美国资产逃避被人民政权接收。这一自以为聪明的蠢举理所当然地遭到汤兆恒拒绝。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加紧活动，迎接上海解放，国民党当局也加强镇压，对于地下党员的活动，汤兆恒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没有让国民党反动派进厂抓走一人。他得到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大意是不得无故开除、解雇职工，保障全厂员工人身安全，按时发放工资；不得变卖工厂财产、设备、物资、原材料，确保全厂厂房、设备、物资等完整无损地移交人民；建议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护厂、防止敌人破坏等，汤兆恒一一照办，所以上海一解放，薛葆鼎为首的军代表就顺利地接收，汤兆恒的表现得到军管会的肯定和赞扬。国民党有关当局曾命令汤兆恒撤沪赴台，并送来4张飞台机票，就在登机前几小时，他果断决定留沪，令当局措手不及。
新疆和平解放后，亟须技术专家，汤兆恒遂只身前往乌鲁木齐(旧称迪化），应聘任新疆军区八一钢铁厂发电厂总工程师，经与全厂职工一番苦干，按军区要求建厂、安装、调试、投产，其中生产的钢轨用于铺设兰新铁路，汤兆恒圆满完成这一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获得军区领导的表扬。
1953年他返回上海后，也带回一身重病，被迫住院动手术，后在家休养。当时，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亦亟须技术专家，一机部华东安装公司总经理王乃宽根据“上级指示”曾登门拜访，拟请汤兆恒赴东北担当重任，无奈病魔缠身，无以应命。王总走后，许世琯对家人说：“这会不会是范瑾侄女推荐，否则，黄敬部长怎么会知道上海有汤兆恒此人呢？"
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大风暴中，汤兆恒在大小神仙会等各种场合，向党交心多达一二百条，有人认为他必定划为“右派”分子无疑，结果大出人们意料，副市长张承宗等领导肯定他对党赤诚，还让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6000人总结大会上代表工程技术界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