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初高(1924- )
金初高，笔名洪沫、楚石。浙江兰溪人。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革命。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毕业。1952年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曾任局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副主任等职，1985年被评聘为高级编辑。1988年离休。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为中国国际广播学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志研究会理事。
长期从事国外广播电视调查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广播和电视》、《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国际广播调研》等刊物30余年。曾获广播电视部、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颁发的多种荣誉证书。出版的主要著译有：《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宣传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等；合著有：《美国之音透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国外广播电视发展概况》等。
勤奋耕耘 春华秋实
在1991年10月和1993年8月的两次有广播影视部内外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上，金初高同志先后作了《高度警惕，认真对待——兼论反和平演变的广播战略》和《情况·分析·对策》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用大量翔实的材料，深刻地分析了西方国家通过广播电视对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的战略策略和当前这种渗透进入新阶段的态势，并根据国外经验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一系列反渗透对策的建议。他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参加会议的中宣部一位同志当即要求把发言稿复印一份给他，以便向中宣部领导汇报。
在1992年11月第二届国际广播研讨会上，金初高作了《从当前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看我台战略发展的几个方面》的长篇发言，也受到与会同志的广泛好评。
年逾花甲的金初高同志，是我国研究外国广播电视的为数不多，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从事这项工作已有40余年。了解他的入都知道，他的成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结果。而他的这种敬业精神的养成又是他的生活阅历和他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长期磨练出来的。
走出旧书斋
金初高出生在浙江省兰溪县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前，由于家境困难，1945年高中毕业后到浙江图书馆工作。他在父亲(国内知名的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指导下。曾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并从事中外古今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后应聘到浙江艺术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浙江美术学院)任图书馆副主任。在这样的旧书斋里，他过了三年半像蠹虫那样啃书的生活。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他辞去艺专图书馆的职务，考人中共浙江省委办的浙江干部学校。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到农村搞过减租、反霸、组织农会、建立村政权等工作。
金初高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旧社会就业使我切身体会到了蒋管区黑暗腐败的现实和文教人员地位的卑微、生活的清苦。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对于一个老实正直的人来说，出路之一是刻苦学习，个人奋斗，掌握点真才实学，以免失业，又可望名利双收。我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使我养成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敬业精神。参加革命后，成了国家和工作的主人，随着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的提高，这种敬业精神也就起了质的变化，从个人主义的逐渐变为集体主义的，变为促使我做好工作的革命敬业精神。”
开创和坚持
1952年8月，金初高从浙江师范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时局里尚无外国广播电视调研这项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国际联络部，逐渐以他为主形成一个编译班子，主要译介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广播工作经验书刊。195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广播系统成立最早的研究室，也是全国唯一从事外国广播电视情况调查研究的机构。金初高是这个研究室的开创者。
他为人谦虚谨慎，朴实无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平时少言寡语，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八个多小时·。他甘于默默无闻，编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什么都干，从不讲价钱。
经过长期的潜心钻研，金初高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对于外国广播电视情况有着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治学严谨，学识广博，中、俄，英文都有深厚的功底。他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撰写了大量有创见的调研报告和论文。四十年中他所完成的工作量，包括自己撰写，翻译和编改的稿件，已有2000多万字。
金初高长期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创办和主编《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刊物(即《世界广播电视参考》的前身)。该刊于1959年正式创刊，是全国新闻广播界介绍国外有关情况的唯一刊物。老金任主编二十七年，出版386期，总发稿量达1300万字。
对于这份刊物，中央、部、局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胡乔木、梅益，吴冷西，艾知生等同志都曾给予好评。“文革。前，胡乔木同志说，他每期都看，开阔眼界，有启发，办广播电视这项新的事业，应注意了解国外有关情况。吴冷西同志任部长时曾两次在部内干部会上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该刊。他认为，该刊对了解国外有关情况、扩展视野、制订规划、采取对策很有参考价值。艾知生部长说，国外广播电视的许多情况都是从这份刊物上了解到的。艾部长还在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上推荐了此刊。154
调研结硕果
除刊物的编务外，金初高经常开展专题调研。他在谈到调研体会时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的调研方针。我们的调研工作必须着眼于对我国广播电视宣传，事业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或有所启发，必须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调研工作起到耳目，参谋作用。。
进入60年代后，苏美英等国为争夺第三世界纷纷增强对亚非地区广播。面对这种形势，我国对外广播也需要考虑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宣传。老金在肋年代初及时地写出了《从苏美英对外广播看我国对外广播增设语言问题》和有关亚洲、非洲广播语言的资料，提出当时我国对外广播增设语言应考虑的原则，并具体建议再增加18种语言(当时国际台办有27种语言)。这个建议和亚非语言资料成为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考虑增设对外广播语言的重要参考意见，后来陆续增设的都是建议中提到的语言。
我国对外广播在国际广播领域处于什么地位，总的影响如何?过去没有人进行过全面的调查研究。金初高从50年代末起，每年年初都在调研基础上写一篇关于我对外广播在国外影响扩大的专稿，并多次与各国对外广播情况比较，到1965年经过系统深入调研，写出《我国对外广播规模和苏美英法日阿联印度比较》，《我国对外广播在国外》等文，作出了我国对外广播规模从语种、时数和功率三个方面综合来看，次于苏联和美国而居世界第三位的论断，并根据外国舆论综述了我国对外广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些论断成为当时局、台领导和有关部门一致同意的看法，至今仍为大家所认同。
金初高在70年代写的《美苏对全世界广播的部署和规模》、《美国对外广播重点东移》，《苏美日对外对我广播情况》等，80年代他写的关于各国办环球广播，对外广播经费、在国外设转播台，各国对外广播使用语言、对国内办外语广播等调研材料，对研究制定对外广播规划，确定发展规模和发射台部署、解决某些方针性问题等，都曾起过较大的参考作用。
为了帮助我国新闻广播界系统了解外国广播电视发展情况，金初高主持或参与编写的有关专著，共有10多部， 约150万字。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b、《国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概况》等。这些都是我国最早较系统介绍各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专著。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认力，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教学参考书。
回溯到50年代，由于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需要，金初高主持编译出版了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广播电视事业和工作经验的书刊，约500多万字。其中有《苏联对国外广播发展史》，《广播业务译丛》、《苏联广播与电视事业资料》等。这些材料在介绍苏联、东欧各国广播工作经验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他翻译的《怎样播“最后消息”》(作者是当时苏联中央台播音艺术指导)，以及他参予翻译的关于录音报道、录音新闻、实况转播，配乐广播、广播特写等广播节目形式，在我国广播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那些年里，金初高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过10多种译著，介绍当时苏联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等。有些译著曾多次再版，列为当时召开的语文教学研讨会等的参考用书。
继续开拓
近七八年来，金初高同志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进展，并向着更高的层次开拓。近年来，特别是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来，他研究和编写、编译了几十篇关于国际广播宣传斗争，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文章，共约20万字。这些文章评析国际J“播宣传斗争情况，特别是西方反共势力利用广播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乎演变的战略策略等问题；介绍国外对广播电视宣传心理学的原则、规律等的研究成果；论述在当代信息爆炸的情况下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当代世界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些论著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受到新闻界的注意和好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金除在广播电视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外，对宣传心理学和新闻信息论的译介研究也达到一定的深度。他的译著和文稿受到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他1984年出版的译著《宣传心理学》是我国几十年来第一本译介宣传工作的心理学规律的著作。出版后受到中宣部有关同志的好评，有许多人写文章时引用这本书的观点和材料。另一本心理学译著，是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这是我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弗洛伊德主义的译著，在当时盛行的“弗洛伊德热。中曾受到读者和心理学界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中国心理学会会长潘菽曾对该书的内容、写法和译笔深表赞许。该书曾再版，是心理学界批判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参考书。
新闻信息沦的译介和研究，即用信息论、控制论观点探析新闻，宣传工作的规律，是金初高同志近年来从事的又一个研究领域。他已发表了。《从信息爆炸到新闻信息论研究》、《论政治信息及其传播工具》、《论大众传播和宣传工具的理论构成》等文章。
近几年出于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还对国际广播战线上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写的多篇论文受到好评。老金说，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电视渗透在苏联、东欧政局的剧变中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的，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回顾几十年的历程，金初高感慨地说： “鲁迅先生把他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他遵的是人民革命之命。东施效颦，我也愿意把我的调研著译材料称为‘遵命之作’，我所遵循的当然是我们党的命令，是为新中国加强广播电视宣传和事业建设的需要，为在广播战线上反和平演变的需要服务的。没有这个前提，我的这些工作就毫无意义，就全都不存在了，连同我自己。”他说：“如果没有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我这个人至今最多不过是个‘皓首穷经，的老学究，是歌德笔下那个在中世纪的书斋里苦苦寻求生命意义的浮士德。我感谢革命的洪流把我冲进了革命的队伍，使我走上了这个革命的工作岗位。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才终于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对人民对革命多少有点用处的人，教育我做了点对党的事业多少还算有益的工作。回顾一生，我对此感到高兴和幸福。我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洪沫，其意就是愿意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股伟大洪流的泡沫，为党的事业不懈地做点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