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毓龙(1880-1970)
钟毓龙先生，字郁云，晚年自号庸翁，又号甦翁，1880年2月生于浙江杭州。自幼家境清寒，五岁时父母俱丧，仅有一兄，旋亦亡故，由诸父执抚养成长。少年发愤读书，十七岁即为人做家庭教师，二十三岁应试，中光绪癸卯科举人。翌年科举废止，乃投身学校，以教师为职业，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四十余年，为办学校、育人才而艰苦奋斗，成绩卓著。
先生旧学根底深厚，熟谙经史，精通地理，先后在浙江省高等学堂、杭州府中学堂、嘉兴府中学堂、安定中学、宗文中学、女子师范等校任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课教师。初任教时，父老告诫说：为人师，不可尸位素餐，不可误人子弟。”他一生谨志不忘，在教学中认真备课，尽心讲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讲课不局限于课本范围，往往补充新鲜内容，加以发挥，言辞亲切生动，深受学生欢迎。由于教学有方，在教育界声誉渐著，各校竞相延聘，有一时期曾同时兼职四校，每周授课多达36小时，终日奔波于各校之间，不以为苦，而以为乐。
先生为人耿直坦荡，刚正不阿。其书斋名“镜刀庐”，即取“其明如镜，其快如刀”之意。他认为教育是崇高的事业，学校应受到整个社会之尊重，教师自身更应有高尚的节操。在女子师范任教时，学生某，屡犯校规，校务会议决议令其退学。该学生自恃有靠山，置若罔闻，拒不离校。社会显要多人出面说情，要求学校收回成命。校长重开校务会议，准备让步。先生以为决不能因该生有特殊背景而置校规校纪于不顾，坚持原决议必须执行。但校长终因迫于外界压力而取消原来决定，于是他愤而辞职0在杭州第一中学任教期间，校长更迭。新校长到任后，将原有教师中之大部分解聘。先生和其他三位教师虽不在其列，但他认为无故大批撤换教师乃是对师道之不尊，即和其余三人相约一齐拒聘。因无教师上课，学生亦群起向校方提出诘问，新校长被迫去职。各校教师对于先生敢于抵制歪风，维护师道尊严，多表钦佩。青年学生对他也很信服，凡有罢课闹事者，经他劝谕开导，问题多能妥善解决。
钟先生一生事业和宗文中学关系最为密切。宗文为杭州历史最悠久之学校，其前身宗文义塾创办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1907年改为中学堂，翌年先生即来校任教。1921年校长朱硕甫病重，因先生在校任教十余年，颇孚众望，即向学校董事会推荐先生继任。董事会审议同意。当时学生对校长人选至为关切，呈递意见书，要求继任之校长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如在校内遴选，则必须为多数学生所信仰者。董事会将结果宣布，学生咸表满意，于是先生在大众拥戴下担任宗文第二任校长，垂二十五年之久。
当时杭州私立中学首推安定，宗文居第二位。先生任校长后，锐意振兴。他深知学校教育能否取得成绩，关键在于教师，因此十分重视师资队伍之建设，多方聘请有真才实学、品行端正、素有声誉的教师来校任教和担任重要职务，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也乐于任用。他亲自听课，进行考察，对于不称职或不能为多数学生满意者则辞去之。先生办学、教书和育人并重。他痛感当时社会上充斥种种欺诈、虚伪、腐败现象，主张学校首先有责任教育培养学生具有高尚品德，这样日后方能在社会大洪炉中经得起考验。他严格贯彻宗文校训“质朴耐苦，诚实不欺”，并要求教师不仅担任教课，在品德上亦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自己经常向学生演说，进行品德教育，教诲学生“应有独立不挠之气概，应有能辨真理之本领"，俾能在社会不良风气泛滥之中成为“中流砥柱”。毕业校友数十年后谈及当年所受气节教育，犹有深刻的感受。他规定级任导师在学期结束时，必须对每个学生的操行作出评价，在成绩报告单上写出品德评语，并经他亲自审阅。他认为教育应以使学生成材为目的。他在日记中说： “学校中能闹事之学生，大都系有作为之学生，所谓不羁之才也。为严肃校规校纪起见，不能不予以惩处；为人才起见，不能不予以保全；因此采用矛盾之办法。 "对于按校规必须处分者，亦寓教于惩，通过处分使之认识和改正错误。曾有一名被开除的学生，经过这一刺激，发愤上进，后来毕业于海军学校，颇有成就，特来函感谢先生过去对其规诫所起的作用。因此他深信： "能本至诚以教诲学生，学生未有不可教诲者。”
宗文中学原有校舍湫隘，设备简陋，教授方法亦较陈旧。先生主持校政后，多次去苏州、上海、南京等地学校观摩考察，开阔视界，汲取经验，归而进行革新。私立学校经济困难，当时宗文每年经费不足一万元。他多方筹划，惨淡经营，逐步扩充校舍，建造三层教学楼、阶梯教室、理化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图书馆和风雨操场，购置完整的理化实验仪器和“万有文库”“四部备要”等成套图书，使学校逐渐符合现代教育之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党化教育，经常召集各校校长开会，干扰颇多。先生对此甚感厌恶，从不参加，只指定一位教师代他出席应付，戏称之为他的“党代表”，以便自己能专心致力于校务。他担任校长，仍兼教课，不脱离教学实践。学校注重平时成绩，规定教师晚上轮流到校辅导学生自修，他自己每晚必到校视察。考试制度严格，凡作弊者轻则记过，重则除名。当时社会风气，为学生请托求情者颇多，私立学校对此尤难应付。他确定原则，对入学成绩要求可以略宽，但对升留级则必须严格，绝不徇情面，无论何人，包括教职员子弟，都不能通融，从而促使学生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保证了教学质量。历届全省中学毕业会考，宗文成绩在各私立学校中名列前茅。宗文经过数年整顿，古老的校园充满了生气。学生乐于学，教师乐于教，学校声誉日隆，学生人数亦不断增多。不少外县乃至外省学生仰慕宗文校风优良，远道负笈前来求学。私校限于经费，教师薪金标难低于公立学校，但许多优秀教师仍乐于在宗文任教。当时政府对私立学校每年有补助费，数目多寡视办学成绩而定。原来安定中学最高，后来宗文迎头赶上，补助费金额达到与安定相等，两校并驾齐驱，同享盛誉。
先生任校长不久，即倡议成立各私立中学联谊会，定期聚会。各校轮流主持，校长和主要教师参加，相互交流经验，切磋业务，探讨学术，开展辩论，邀请名人学者演说，对某些重大问题通过商议采取一致行动。此举对于改进学校管理和提高教师水平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还热情支持创立“南园同学会”，联络各地校友，互通声气，共同为振兴母校而努力。
宗文前身原系专供贫寒子弟免费求学的义塾。创办人周补年先生敲铜板沿门募捐，毁家兴学，艰苦创业。钟先生对穷人求学困难有切身体会。任校长后，决心继承宗文义塾办学之宗旨，设立五十名免费学额。他自己带头捐献，并广泛发动地方士绅、本校教师和毕业校友捐助。凡捐款所得利息足以供一名学生费用则为一个学额，即以捐赠者之名命名。如当时宗文校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以其母丧所受赠仪六百元来助，名为“马母学额”。先生又探知前清江苏巡抚陆春江有遗款肆万元捐存杭县作慈善救济之用，即设法征得陆氏后人同意，与杭县县政府磋商，力争将该款拨归宗文，定名“春江学额基金”，成立基金保管会。经过近十年之筹措，五十名免费学额终于足额，这是办学中的一大创举。可惜后来由于战事，币值贬跌，免费基金无法维持，遂告终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秋，日寇在杭州湾登陆，杭城危急，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徙。兵荒马乱，交通工具极为紧张。先生及时组织教职员工并借助毕业校友之力，将重要案卷和数十箱图书仪器抢运建德，使学校精华免于战火。不久杭州沦陷，建德亦岌岌可危，学校于1938年初南迁温州。当时浙江东南一角形势较为稳定，先生决定在乐清雁荡山开学招生，租用雁山旅社为校本部，在北斗洞和净名寺设分部。宗文在省内素有声誉，在雁山开学后，乐清、永嘉、玉环、温岭、黄岩各县学生纷纷前来就读。1939年学生人数增多，又在灵岩和大荆镇增设分部。各分部之间相距数里乃至十数里，各设主任负责管理，先生往来各处，综理校务。为防止土匪袭扰，在北斗洞和净名寺各建碉堡，进行自卫。战乱时期，各方面物质条件都很恶劣，但是学校仍然办得兴旺发达，从而引起当地土豪劣绅之凯舰，借口校长年事已高，应该“休养”，一切校务可由他们负责代理，企图 取学校领导权，利用宗文招牌开“学店”谋取私利。先生洞察其奸，断然拒绝。于是豪绅又以不再租借校舍和不准当地人为学校工作等手段相要挟，设置重重障碍，环境气氛日趋恶劣。先生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老教师吴叔丹系先生得力助手，认为抗战终将胜利，建议学校再迁建德，为重返家园作准备。先生极以为然，即派他前往经营，以“设立分校”为名，避人耳目。1940年秋筹备就绪，于是宗文一举迁往建德，雁山地方恶势力妄图控制学校之野心成为泡影。先生在雁山辛苦办学两年，初具规模，一旦离去，特别是看到许多未能随校北上的学生依依惜别之情，不胜惆怅，临行赋诗:“一住名山两载长，溪光云影恣徜徉。飘摇家室欣粗定，缔造胶库兴未央。暂欲苟安同梓里，修惊剧变起萧墙。浩然出昼宁吾愿，一整行装一断肠。
宗文建德校址在南乡麻车埠高垣村，距离日寇占领区不过一百公里。先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那里坚持办学，并且在1943年增设高中部，扩大学校规模，为地处抗战前哨的建德、兰溪、浦江、桐庐、富阳、寿昌、淳安各县的莘莘学子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学校假祠堂、庙宇为校舍，先生住在几里外的小村，虽已年逾六旬，但无论严寒酷暑，每天都到校处理校务。他常在星期一全校集会时讲话，号召学生发扬质朴耐苦的校风，在困难条件下刻苦学习，并为校歌重新作词，有“闻鸡起舞，国耻期渝”等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学成以后为洗雪国耻，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粮食匮乏，先生以玉米糊、豆腐渣充饥，晚上在暗淡的桐油灯下督促学生复习功课，校舍不敷应用，就发动师生上山割茅草，盖茅屋，充作教室寝室。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先生从严治校，学校风纪肃然，各项制度毫不松弛。当地赌风颇盛，他严令禁赌。村中无赖勾引学生赌博，他召开大会，痛斥赌之为害，并当场焚毁赌具，全村为之震动。为了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生生活，他鼓励师生开展各种课外活动:结合教学种水稻试验田；各年级出刊墙报；全校组织歌咏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举行运动会和演讲、书法比赛；师生共同排练抗日话剧到县城演出。学校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1942年夏，日寇进犯桐庐、建德，来势迅猛。先生急令将图书仪器等分散隐藏，亲率师生避入深山。日军一度占据离学校五里之麻车埠，每天四出劫掠，一日突然闯入村中，先生不及走避，与敌军遭遇，面对敌人刺刀威胁，他自称“教师”，并无惧色，幸免于难。敌军稍退，学校即继续上课，讲课声与炮火声遥相呼应，习以为常。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44年4月，特务机关突来搜查教师宿舍，又以公函致校长，要求对某进步教师进行监视，如有嫌疑即行拘捕，否则亦需交保。先生置之不理。不久又派特务来校纠缠，先生以“不能照办”，严词拒绝。1945年由于学生增多，临时添聘一批教师，未免良莠不齐，少数败类公然结伙截留学生所交学米，侵吞自肥，并煽动学生造谣生事。先生召集教职员会议讨论处理，彼等竞勾结土匪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殴打敢于主持正义之教师，纵火焚烧教室寝室，张贴标语以危害先生生命相威胁，甚至唆使武装土匪于夜间闯入先生住处抢劫。先生为摆脱险恶处境，保证教学正常进行，决定立即迁校严东关，此时抗战已接近尾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先生率领学校流亡八载，几度搬迁，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胜利返回杭州皮市巷原址，学校规模且已比战前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先生已经66岁，感到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就荐贤自代，辞去校长职务。为了纪念教育生涯的结束，他撰写长文《四十年学校之见闻》，综述了一生从事教育之见闻和感想。(此文附录于1985年版《说杭州》)其中讲到教师应该自尊，他说:“立志，应以淡泊为先；处己，应以风节自励；待学生，应以乐育为怀；对职务，应以尽心为主；对于所授之学科，应以不断进修为事；此即所谓自尊。”纵观先生之一生，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努力实践的。他在文章中又讲到教师之苦乐。他说:“教师之乐在于看到学生之成功。青出于蓝，尤为至乐。”先生办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各个时期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成为社会的栋梁和骨干；有的以学术辈声国内外；有的在政府、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先生之乐，乐在其中了。
1946年，先生被聘任浙江通志馆副总编纂。同年，又当选为市参议员。他见议会会场挂国民党党旗，认为议会既系民意机构，不应受党之操纵，拒不到会。报纸报道此事，舆论谓先生“开此一炮，其声震天。”会场党旗乃被撤去。1947年8月27日，为纪念孔子诞辰，省政府召开大会。先生应邀前往演说。他的讲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针对当时一些人见利忘义痛下针砭，赢得热烈掌声。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历任杭州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为团结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十年动乱中受冲击，于1970年11月18日去世，享年91岁。1979年春，杭州市政协为先生隆重举行追悼会，对这位著名教育家的一生作出了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