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炳坤（1911 ～2007)
黄炳坤，又名秉坤，笔名黄宗哲，自号黄愚公，1911年8月21日出生于广东台山草骨朗村，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草骨朗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落，通常去最近的县城也要花半天的时间。当地人出洋的很多，黄炳坤幼年时他的父亲也远赴美国，因而从小所受庭训甚少，是由母亲带大的。黄炳坤的母亲在当地颇有贤德之声，虽然不识字，却教给他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对其成长影响很大。“满招损，谦受益”、“树高风声大”的教诲，黄炳坤更是终生秉持。
（一）读书求知
1920年黄炳坤九岁时，父亲从美国回来。1921年，父亲携黄炳坤与其弟一起至香港生活，母亲和妹妹则仍留在台山。在香港，一家人起初是租房居住，后来生活稳定下来，黄炳坤开始在孔圣会读书。孔圣会的学习方式还是以背诵记忆为主。黄炳坤推理能力比较强，但记忆力并不是太好。别人读几遍就能背诵下来的东西，他总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有一天，老师对同学们说今天的功课谁先背会谁先回家。其他同学都背下来陆续回家了，可黄炳坤还在很努力地念着。天很快就黑了，教室里已经没有别人，只剩下他一人了，但他依然在很认真地念诵。老师被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就让他回家，要他明天再接着来上学，并说了一句让黄炳坤终生感念不已的话：“先回家吧，不用着急，你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自此黄炳坤更加努力学习，更加渴求知识，想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
在孔圣会读了半年之后，父亲在香港中环史丹顿街买了房子。黄炳坤又转至育才书院读书。育才书院是一所英文学校，授课的老师都是外国人。黄炳坤甫入该校，念第八班，大概学习了两年时间，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但黄炳坤的父亲总觉得中国人念英文不是很妥当，还是想让他读中文学校。正好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华仁书院教书，就推荐黄炳坤去华仁书院读书。于是，在1925年，黄炳坤又转到了华仁书院，按照华仁书院班级设置，注册入学后念第五班。由于黄炳坤生活朴素，人又善良守规矩，班上有些同学很是轻视他。但他并不在意，依旧是勤奋学习。并在考试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升到了第四班甲班。只有成绩优秀的同学才能进入甲班，黄炳坤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赢得了同学的尊重和赞誉。
1929年从华仁书院毕业后，黄炳坤的父母想让其尽快结婚，但他并不想成家，只想接着读书。不过香港的大学收费很高，而内地大学的学费普遍要低很多，因此黄炳坤想回内地读大学。开始打算读广州的岭南大学，后来又选择了位于上海的著名的圣约翰大学。面见考官时黄炳坤拿出了自己在华仁书院读书时的成绩单，由于华仁书院在内地也颇有名气，他成绩又非常好，在核对了当时报纸上公布的华仁书院毕业生名单之后，考官竟让他免试入学。
1930年，黄炳坤正式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理科。但是教授理科的老师许多是原东南大学的老师，讲南京话。黄炳坤听不懂南京话，就又转入圣约翰大学法科。当时圣约翰大学的法科老师大多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或哈佛大学法学院等美国名校毕业回来的年轻才俊，所讲授的都是西方法学界最前沿的知识。半年之后，由教育部介绍推荐，黄炳坤又转入了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在政治系学习。当时中央大学政治系属于法学院，下分行政、外交和理论三个组。由于外语功底较好，黄先生选择了外交学组。韩德培先生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法学院学习，因而黄先生和韩先生成了同级同院校友。当时黄炳坤使用的是“黄宗介”这个名字。
（二）留学海外
1933年下半年，黄炳坤的父亲病逝，此时他离中央大学毕业还有半年时间。虽然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人尚在读书，但是少了家庭经济支柱，全家生活上还是有些拮据。1934年，黄炳坤从中央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为了生计，之后不久他就回到香港接管了父亲遗留的药材生意，在香港“昌盛和”南北行做司库，管理账目。受世界大的经济形势影响，当时香港经济也不景气，从商也很艰难，但黄炳坤一个月三千多元的收入，也基本能养家糊口。
1935年7月，求学之心不减的黄炳坤又找机会去了日本，在东京的专修大学日语班学习。在东京期间，黄炳坤最经常去的就是著名的上野公园。上野公园里面一家资料很全的图书馆，则是他最为流连之地。该馆每次出来后再进去都要另行收费，为了省钱，黄炳坤经常是早上带着食物进去，全天都如饥似渴地阅览着馆内丰富的藏书，一直到晚上闭馆才回到住处。尽管留学日本的时间很短，1935年11月底即回国，但对黄炳坤后来的人生经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还结交了一位好友。这位好友是日本应庆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一次黄炳坤生了恶疮，到应庆大学附属医院医治。进了手术室后很快手术就完成了，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疼痛。黄炳坤对医院先进的仪器和医生高超的医术很是惊奇，就用英语向施术医生询问。其中一位医生也用英语回答了他的问题。一来二去，就彼此熟络成了好朋友。这位好友对他照顾甚多，后来黄炳坤留学美国途经横滨，这位医生朋友还专程到座船上看望。但随着中日之战愈演愈烈，黄炳坤与这位好友也失去了联系。
从日本回国后，1936年上半年黄炳坤应聘做了蔡廷锴、李济深等办的《大众日报》的记者，使用的仍是“宗介”这个名字。黄炳坤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不少很有影响力的专访。因此在当时的香港，“黄宗介”也算颇有名气。
1937年秋，一心渴望读书求知的黄炳坤，又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经过二十多天的旅程，远渡重洋到了美国。最初求学于靠近旧金山的名校斯坦福大学，在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黄炳坤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汤姆森教授（Walter Thompson)是一位美籍挪威人，专门研究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正是跟从这位导师，黄炳坤首次接触了共产主义。1939年，黄炳坤在汤姆森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的理想》(The Ideals of Communism)，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Master）学位。
获得硕士学位后，黄炳坤本想继续跟随汤姆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但不久汤姆森教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于是他又辗转来到芝加哥大学。起初是想继续研读政治思想，但是本来拟跟随的导师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所以入学后又选择了经济学，主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跟随的导师是一位美籍波兰人Oscar Lang。 Oscar Lang当时虽然比较年轻，但因较早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颇有名气，其对马克思主义也很有研究。借助这位老师之力，黄炳坤从离学校较远的中国城搬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公寓，住宿更为方便。正是在芝加哥大学，黄炳坤初识了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海洋法学家赵理海先生。赵先生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
一年多后，黄炳坤未拿学位就离开了芝加哥大学。1942年，黄炳坤到了纽约。当时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办了一个刊物，黄炳坤向该刊投了一篇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不久，当时的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济先生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是在读博士生协进社可以提供一个月75美元的资助；未读博士则可以提供奖学金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42年至1943年，在华美协进社奖学金的资助之下，黄炳坤又在著名的哈佛大学研修了一年的哲学。黄炳坤在哈佛的导师Hocken教授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对中国的老子（李耳）及其哲学思想特别崇拜，也很有研究。当时同在哈佛大学研修哲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我国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任华先生。黄炳坤和任华经常在一起喝咖啡，探讨哲学问题。后来任华学成归国，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此时赵理海先生也到了哈佛大学攻读国际法博士学位，老友见面更是亲切。黄、赵二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往往是黄炳坤谈哲学，赵理海谈国际法。在哈佛期间，除哲学外，黄炳坤对宪法、国际法等法学学科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三）任职美国
1943年离开哈佛大学之后，黄先生得到校友推荐，任职于直接服务罗斯福总统的美国战略事务局（OSS)。起初的工作是以翻译日文材料为主，大约半年之后升任为分析员。
在OSS工作了大约一年后，一次黄炳坤到医院看病，一位女医生看到黄炳坤的病历表上有在OSS工作的记录，且懂日文，就问他有没有意向到美国财政部工作。原来当时财政部正在作一个有关日本银行法的课题研究，缺乏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日文、同时又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而这位医生的丈夫就在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处工作，因此比较了解有关情况。经黄炳坤同意后，女医生向自己的丈夫介绍了他的情况。于是在女医生的丈夫的推荐之下，黄炳坤又转到了美国财政部工作。转任财政部可以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但又取决于黄炳坤平时的素养和专业积累。当然OSS也不想失去黄炳坤这样优秀的人才，自然极力挽留，表示如果他留下，可以支付和财政部同样多的薪水。但黄炳坤认为，OSS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实际参与已差不多都熟悉了，但财政部则是一个新的尝试；并且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因而他最终选择了转任财政部。黄炳坤在美国财政部最初也是一般的办事人员，大约一个月后，财政部正式提升他为“贸易专员”( CommercialSpecialist)。一个中国人能够做到这个职位实在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四）际会联合国
黄炳坤在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主要是有关日本银行法、战时财经法等法律文件的翻译和研究。这项工作需要大量地查阅有关资料，因而他经常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书、查资料。1945年，黄炳坤在国会图书馆看书时，偶遇前往华盛顿参加世界安全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张君劢。
张君劢先生与黄炳坤先生有着相似的学术背景。在得知黄炳坤在美国财政部任职后更是钦佩，彼此相谈甚欢。随着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张君劢邀请黄炳坤参加世界安全会议。当时虽然宋子文是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但因其忙于和美国政府洽商财政等事宜，代表团具体事务实际上是由顾维钧先生负责。本来黄炳坤想专门拜访顾维钧并就参加代表团问题单独交流，但由于顾事务繁忙未能实现。不过代表团最后还是通知黄炳坤参加会议。于是黄炳坤向美国财政部请假两个月，参加了这一国际盛事。黄炳坤在这次会议中主要是作口头和书面翻译。7月初，因为请假到期，他不得不返回财政部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黄炳坤结识了许多中国外交界、国际法学界名人。
（五）重返故土，教书育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自此黄炳坤就一直在酝酿回国。1946年，财政部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回国的愿望更加迫切。虽然美国财政部多次挽留，但黄炳坤还是表示自己已离开中国多年、渴望回国，毅然谢绝挽留并返回了祖国。
1946年，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浙江大学正在大量招聘人才，黄炳坤也应邀前往。由于黄炳坤在美国有着丰富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竺可桢校长直接聘其为教授，从9月起在浙江大学法学院讲授比较宪法和西洋政治思想史。当时任浙大法学院院长的则是另一位国际法学界泰斗李浩培先生。我国著名数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教授当时也在浙江大学任教，并和黄炳坤先生私交不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浙大进步学生要求游行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在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形势下，浙江大学校园内忽然发生了学生会会长于志三被迫害身亡的惨案，震惊了全国。黄炳坤当时也义愤填膺，在教师会议上发言表示这个惨案一定要调查清楚，追究凶手责任。黄炳坤当时也是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之一，他多次在校务会议上发言主张不应当阻止学生运动，这是他们的正义感的表达；并经常在课堂上、讲座中给学生们作时势报告，讲述自由、民主的思想和理论。黄炳坤的一系列革命、进步活动，使其本人遭到了国民党党员的恶意攻击。如时任浙大史地系系主任的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张其昀，就曾在校务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攻击他。后来有人对黄炳坤说，香港聚集了许多民主人士，能去香港是最好的出路。为了避免遭受迫害，黄炳坤不得不于1949年3月底离开浙大去了香港。虽然离开了浙大，但黄炳坤和竺可桢先生、李浩培先生的联系却从未中断，即使后来两位先生也都几经更换工作单位。
黄炳坤到了香港之后，参加了不少民主革命活动。到港不久就经人介绍参加了刘渠领导的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革命组织“教协”。此外还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参加了一个以经济界、银行界人士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多次参加集会讨论时事形势，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接管银行、改革银行制度等问题。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许多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纷纷回到内地。黄炳坤也回到了广州。到广州后不久见到了当时在中山大学任代主任的刘渠。于是自1950年起，黄炳坤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授，讲授国家法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一年后，中山大学派黄炳坤去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干校毕业后又参加了广州的司法改革工作，直至1953年底。
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黄炳坤调入武汉大学，在法学院讲授国际法、国家法等课程。当时武大法学院国际法课程有一个课题小组，韩德培先生、黄炳坤先生以及何华辉先生都是该小组成员，何先生则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黄炳坤正年富力强，在珞珈山水的映衬烘托之下，在教书、育人事业上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几年后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
在这场“政治浩劫”中，黄炳坤也受到了波及。幸运的是，由于他是民主党派，在“文革”中受到了统战部门的保护。自1962年至1978年，黄炳坤一直都在湖北省文史馆工作，仍然居住在武汉市。黄炳坤在文史馆的主要工作是写历史文章、编纂地方志等，还曾任湖北省地方志委员会委员。由于工作的关系，即使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黄炳坤仍可以经常到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
（六）重建武大法科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黄炳坤又回到了武汉大学。回校后最初是讲授英文。1979年7月，武汉大学决定重建法律系。刘道玉校长委任韩德培先生和马克昌先生负责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工作。此后韩德培先生又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招收国际法研究生。
法律系重建之始，黄炳坤就又回到了法学讲坛。国际法研究所早期讲授国际公法的教师就是李谋盛先生和黄炳坤先生两人。黄炳坤在国际法学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条约法和国际经济法等，开授了国际法专题研究、条约法概论等课程。自1981年起，黄炳坤开始招收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共招了七届。1980年，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一汇集全国国际法学人的学术团体成立，黄先生在这一国际法学术园地中也是尽情地散发着自己的学术光芒。
1985年上半年，黄炳坤应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之邀，作为该院“驻院访问学者”重返美国讲学。除华盛顿大学外，他也到附近的密苏里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以及明尼苏达州的克莱尔顿大学作过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的总主题是“国际法与中国的实践”，分项目进行。在美国讲学这段期间，黄炳坤还访问了其他一些著名学府，如明尼苏达大学、布鲁克林法学院等，并应邀参观了一些美国法院，如联邦第八巡回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等，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制度、法律教育，特别是国际法在美国的发展有了直接的感受，对国际法的根本问题“制止国际战争、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结识了不少美国国际法学人，如密执安大学毕夏普教授等。
1987年黄炳坤从武大法学院退休，但并未停止学术创作。1987年借回香港养病之机，黄炳坤组织了一批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国际法学者，编辑了《当代国际法》一书，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国家的“一国两制”政策确定之后，黄炳坤于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其主编的《“一国两制”法律问题面面观》一书。1991年还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一书，此时黄先生已有八十岁高龄。
除教书育人、钻研学术外，黄炳坤还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曾任武汉大学民革主委、湖北省政协委员等职。黄炳坤作为重建武大法学院的成员之一，在武汉大学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为当代中国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七）桑榆晚景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已足以消磨一个人的任何雄心壮志。但是黄炳坤晚年却又展开了新“百年大计”。我们拜访黄炳坤先生时，他说“新百年大计”的首要工作还是读书。但是黄先生晚年有眚目之疾，眼睛已经看不见字了，只能让子女读给自己听。黄先生在美国读书时就对林语堂的书特别感兴趣。晚年坚持不辍“耳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等，并计划百岁前要“读”完《三国志》、《古文观止》、《史记》三部书。先生自谓：“要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惜天不假人便，2007年1月2日凌晨，9岁的黄炳坤老人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