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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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慈(1901年-1991年),中华民国著名学者、出版家、文史工作者,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布雷之弟。<br>
陈训慈(190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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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陈训慈,字叔琼,[[陈布雷]]三弟。著名的爱国人士,史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
字叔谅,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官桥村(今宁波市余姚三七市镇)人。1924年,于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毕业。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译工作。曾先后从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国立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终浙江大学教授。<br>
<br>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官桥村(今宁波市余姚三七市镇)。1918年在宁波效实中学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因身体不合格,将被摒弃不取,幸有知名学者[[柳治徵]]爱其才华,为之力争,才得以入学。后来他果真得恩师真传,人称“柳门三杰缪(风林)陈(训慈)张([[张其昀|其昀]])”。1923年南京高师文史地部毕业后,后又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1924年1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32年,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先后创办多种刊物,包括《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文澜学报》等等。<br>
<br>他从兄长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精神。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已在效实中学执教,当即以教师身份,领导学生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创办刊物《爱国青年》,主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另据陈过回忆,“记得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了五卅惨案,四叔给我们讲述五卅惨案和晚清以来列强侵华的屈辱史,还送给我们一本《五卅痛史》小册子,是他自己编写的,封面是一滩殷红的血,十分醒目,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振兴中华、誓雪国耻’的种子。”①
1936年,曾主持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为一时之文化盛事,获得巨大成功。抗日战争时期,曾创办《抗敌导报》,为抗日奔走呼号。<br>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的顾问。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是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的主任。学术兼职还有: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和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等。<br>
曾捐献有《丁丑日记》的手稿,为重要史料。并捐赠有148封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界要人名人的信札。<br>
1991年,逝世于浙江省杭州市。<br>
工于诗词,擅长古文,精通历史研究,著作宏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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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运图书<br>
1937年8月,侵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苏浙沪受到极大威胁。杭州文澜阁馆藏清代《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历代珍贵图书危在旦夕,急需抢运迁移免落入日寇之手。陈训慈主持将文澜阁馆藏《四库全书》抢运出杭州城,运抵富阳县,不久富阳危在旦夕,又不辞万水千山,将《四库全书》运到抗战后方的贵州省贵阳市。<br>
 
当时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有大量历代图书(9000多册),亦受日寇及战火的极大威胁。陈训慈日夜赶工,主持将天一阁馆藏抢运到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br>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训慈又主持将这些图书文物悉数转运回杭州和宁波。今日,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清代文澜阁《四库全书》,陈训慈立下不朽功劳。<br>
 
 
<br>陈训慈(1901-1991)字叔琼,浙江宁波人。著名的爱国人士,史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与张其昀、缪凤林等同为柳治徵门人。1923年毕业后,后又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1924年1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先在宁波中学任教,并筹办宁波公共图书馆。后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br>  1930年回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次年因病返里。1932年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3年在浙江大学兼课,后曾任龙泉分校主任,1938年浙大迁贵州遵义后,负责教务。1939年兼任浙大图书馆主任,1945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兼"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
<br>  陈训慈在南高读书时期,担任"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史地学报》编辑主任,《史学杂志》主编。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上,他写有《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提出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参预近史为史学会的任务,他归纳了组织史学会的重要性是促进史学的研究,表白中国文化和保存史料。
<br>  陈训慈不但先后在刊物上翻译了许多篇国外史学名著,出版了专著《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还撰写了很多论文,如"史学蠡测"、"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清代浙东之史学"等文章。
<br>  他还在1929年《史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受大学院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托而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后来他主要从事图书馆事业,1932年1月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至1940年底辞职。1933年起先后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理事。 任职浙江省立图书馆后,着力推行普及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并举的方针。取消周一休假旧例,施行通年日夜开放、增加省内通讯借书。先后组织编辑出版《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后改称馆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读书周报》。抗日战争初期,与浙江大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湖博览馆等单位合编《抗敌导报》(5日刊)。组织编印《浙江省立图书馆总目》和《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1936年主持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和浙江学术演讲会。抗战期间,主持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书、外文书和宁波“天一阁”藏书转移保藏诸事。1937年8月,日寇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在国民党教育厅撤手不管的情况下,陈训慈带领和组织馆内部分工作人员,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重要图书10余万册抢运至富阳,然后迁徙至永康、丽水、龙泉、青田,每到一处就在当地开展图书借阅服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数省,最后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到重庆青木关,终于避免了这部国宝被日寇劫夺到日本去。故后人称陈训慈是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致力于图书征集、整理和搜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历史与革命文物史料。1979年完成浙江博物馆馆藏善本编目工作。著有《全国省立图书馆鸟瞰》、《中国之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函授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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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是陈布雷的三弟,在同辈中排行第四。他于1918年在宁波效实中学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即后来之东南大学)时,因身体不合格,将被摒弃不取,幸有知名学者柳诒征爱其才华,为之力争,才得以入学。后来他果真得恩师真传,人称“柳门三杰缪(风林)陈(训慈)张(其昀)”。而他从兄长那里,则继承了爱国主义精神。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已在效实中学执教,当即以教师身份,领导学生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创办刊物《爱国青年》,主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另据陈过回忆,“记得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了五卅惨案,四叔给我们讲述五卅惨案和晚清以来列强侵华的屈辱史,还送给我们一本《五卅痛史》小册子,是他自己编写的,封面是一滩殷红的血,十分醒目,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振兴中华、誓雪国耻’的种子。”①
<br>1930年,陈训慈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年底发表《浙东史学管窥》一文;翌年,又在南京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史学杂志》上发表《清代浙东之史学》。这篇宏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内容包括:一、浙东史学之渊源;二、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三、黄梨洲之史学;四、万季野与明史;五、万氏考礼之学;六、全谢山文献之学;七、章实斋之史学与方志学;八、邵二云之史学;九、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十、浙东史学之特色。其中关于渊源的观点——“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远绍两宋儒哲之传”;“所以上追宋元先哲之传,下开梨洲以降之学,承先启后,实赖阳明之教,而就清代浙东之史学论,则当以梨洲为开山之祖”;关于特色的分析——博约精神、躬行精神、经世实用精神、民族思想精神、不立门户大公精神,都是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考验。1976年台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收入了这篇文章。
<br>1930年,陈训慈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年底发表《浙东史学管窥》一文;翌年,又在南京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史学杂志》上发表《清代浙东之史学》。这篇宏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内容包括:一、浙东史学之渊源;二、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三、黄梨洲之史学;四、万季野与明史;五、万氏考礼之学;六、全谢山文献之学;七、章实斋之史学与方志学;八、邵二云之史学;九、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十、浙东史学之特色。其中关于渊源的观点——“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远绍两宋儒哲之传”;“所以上追宋元先哲之传,下开梨洲以降之学,承先启后,实赖阳明之教,而就清代浙东之史学论,则当以梨洲为开山之祖”;关于特色的分析——博约精神、躬行精神、经世实用精神、民族思想精神、不立门户大公精神,都是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考验。1976年台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收入了这篇文章。
<br>陈训慈的史学研究,可以用“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来形容。他不但致力于地方历史和地方文献的研究,如上文及《晚清浙江文献概述》、《浙江省史略》等著作,而且出版过《近世欧洲革命史》和《世界大战史》,翻译过《史之过去与将来》、《历史之价值》、《战后德意志历史教学》等外国史学论文。他的治学精神,是与浙东学派一脉相承的,博约、躬行、经世实用、大公无私、爱国爱乡,而治学态度,则是认真、严谨,连旧作也要反复推敲、不断提高。有人看过他对《清代浙东之史学》的修改,几乎每页都有他改写的蝇头小字,力求表达更为准确。如第三节“黄梨洲之史学”,改为“黄梨洲开创清代浙东之史学》;第九节“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改为“浙东史学之演变与继承”。他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由此可见一斑。
<br>陈训慈的史学研究,可以用“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来形容。他不但致力于地方历史和地方文献的研究,如上文及《晚清浙江文献概述》、《浙江省史略》等著作,而且出版过《近世欧洲革命史》和《世界大战史》,翻译过《史之过去与将来》、《历史之价值》、《战后德意志历史教学》等外国史学论文。他的治学精神,是与浙东学派一脉相承的,博约、躬行、经世实用、大公无私、爱国爱乡,而治学态度,则是认真、严谨,连旧作也要反复推敲、不断提高。有人看过他对《清代浙东之史学》的修改,几乎每页都有他改写的蝇头小字,力求表达更为准确。如第三节“黄梨洲之史学”,改为“黄梨洲开创清代浙东之史学》;第九节“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改为“浙东史学之演变与继承”。他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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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一生句力 劳乡邦文献赖纪述;
<br>一生句力 劳乡邦文献赖纪述;
<br>四部典籍关山播越著辛苦。
<br>四部典籍关山播越著辛苦。
<br>1938年4月,陈训慈在图书迁出告一段落后,即向教育厅辞去馆长职务,应浙江大学聘请,担任史地学系教授。当时,浙大已迁至建德上课,随后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他除讲授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外,在宜山期间还兼任浙大图书馆主任。1939年6月,他又受竺可桢校长委派,回浙江龙泉创办分校。10月11日,即开学上课,全校有教职员38人,学生约150名。创校伊始,千头万绪,陈训慈身为分校主任,又兼教务主任,再开“中国通史”一课,其工作之艰巨不难想见。但他以多病之躯,任劳任怨,顽强地坚持办学。一年后,诸事初定,而陈布雷因公事繁重,身边又缺少熟悉文史掌故、能佐笔札的亲人,特来函邀他进侍从室二处工作。他的手足之情至为深挚,并觉得“借此多知当世之务,正亦治史者事”,于是辞去多项职务,西行入蜀。
<br>1938年4月,陈训慈在图书迁出告一段落后,即向教育厅辞去馆长职务,应浙江大学聘请,担任史地学系教授。当时,浙大已迁至建德上课,随后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他除讲授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外,在宜山期间还兼任浙大图书馆主任。1939年6月,他又受[[竺可桢]]校长委派,回浙江龙泉创办分校。10月11日,即开学上课,全校有教职员38人,学生约150名。创校伊始,千头万绪,陈训慈身为分校主任,又兼教务主任,再开“中国通史”一课,其工作之艰巨不难想见。但他以多病之躯,任劳任怨,顽强地坚持办学。一年后,诸事初定,而陈布雷因公事繁重,身边又缺少熟悉文史掌故、能佐笔札的亲人,特来函邀他进侍从室二处工作。他的手足之情至为深挚,并觉得“借此多知当世之务,正亦治史者事”,于是辞去多项职务,西行入蜀。
<br>不过,陈训慈人虽离去,目光却始终关注着浙大的发展,为之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帮助浙大催拨经费,到重庆政府财政部、教育部和银行之间反复奔走,费了很大心力,使浙大师生不致断炊,弦歌不辍。不仅如此,在重要关节,他还以同胞手足之谊,运用陈布雷的地位作用,对浙大和竺可桢所遇的较大的困难,通过乃兄设法调节疏导,予以支持。突出的事例为194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日军攻入了贵州,竺可桢忽获教育部长朱家骅12月7日所发电报,令浙大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这对竺可桢真如晴天霹雳,他只有通过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训慈先去了解底细。当他得悉朱家骅确有此意而陈布雷主张浙大不动之意,对于如何处置自然也就成竹在胸了。这种援手作用正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而陈训慈所以能这样默默辛苦地贡献心力。正是因为“他热爱浙江,深受两浙文物的薰陶,并以发展两浙的科教文化事业为己任。正是这种赤子之心,使他不顾困难,不计功利,竭忠尽智去干。这种心情和竺可桢当时的心情正是相通的,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①
<br>不过,陈训慈人虽离去,目光却始终关注着浙大的发展,为之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帮助浙大催拨经费,到重庆政府财政部、教育部和银行之间反复奔走,费了很大心力,使浙大师生不致断炊,弦歌不辍。不仅如此,在重要关节,他还以同胞手足之谊,运用陈布雷的地位作用,对浙大和竺可桢所遇的较大的困难,通过乃兄设法调节疏导,予以支持。突出的事例为194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日军攻入了贵州,竺可桢忽获教育部长朱家骅12月7日所发电报,令浙大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这对竺可桢真如晴天霹雳,他只有通过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训慈先去了解底细。当他得悉朱家骅确有此意而陈布雷主张浙大不动之意,对于如何处置自然也就成竹在胸了。这种援手作用正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而陈训慈所以能这样默默辛苦地贡献心力。正是因为“他热爱浙江,深受两浙文物的薰陶,并以发展两浙的科教文化事业为己任。正是这种赤子之心,使他不顾困难,不计功利,竭忠尽智去干。这种心情和竺可桢当时的心情正是相通的,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①
<br>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重操旧业,主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工作,继续致力于图书征集、整理和搜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物、革命史料。他从旧书肆、甚至废旧的物资回收部门,抢救出大批明清经济资料,特别是上送中央的吴煦档案,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史料,如《太平救世歌》,均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太平天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他笔耕不辍,年届九十,犹与人合著《万斯同年谱》。他又是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为两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积极作用。诚如 沙孟海祝贺他九十寿辰写的一副对联所言:
<br>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重操旧业,主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工作,继续致力于图书征集、整理和搜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物、革命史料。他从旧书肆、甚至废旧的物资回收部门,抢救出大批明清经济资料,特别是上送中央的吴煦档案,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史料,如《太平救世歌》,均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太平天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他笔耕不辍,年届九十,犹与人合著《万斯同年谱》。他又是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为两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积极作用。诚如 沙孟海祝贺他九十寿辰写的一副对联所言:
<br>美意延年本身是历史人物
<br>美意延年本身是历史人物
<br>高文寿世到处见爱国情怀
<br>高文寿世到处见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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